導語
明朝時期馮夢龍與凌濛，這兩位“大佬”他們所編撰的“三言二拍”，可以說是我國古典短篇白話小說的巔峰之作，同時也 是明代市民文學的傑出代表。“三言二拍”是指的什麼了？很簡單，“三言”指的是馮夢龍的《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恆言》 ; “二拍”指的是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 與《二刻拍案驚奇》。
馮夢龍與凌濛初，兩人所創作的“三言”與“二拍”，是模擬前朝時宋元的話本，並且是根植於市民階層的生活進行創作的，它們 具有著濃郁的市民文化的特色，其真實地展現了當時市民階層的思想、價值觀念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為我國古代市民文學的發展樹立了新的里程碑。“三言二拍”中所呈現的市民文學，它與當時的商品經濟環境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 是在經濟因素的助推之下產生的。 它的主要內容，是對明代社會尤其是市民生活的真實現狀的書寫，反映了城市市民的生活、思想以及價值觀等等多維的層面。
市民文學及其淵源
- 市民文學的概念
我覺得要了解“市民文學”的概念，首先就需要釐清“市民”這個詞兒的定義。因為市民文學，它與市民階層是緊密不可分割的。字典裡對“市民”的解釋為城市居民，可見市民文學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居住人們，也就是所謂的市民階層群體的生活與思想。
而市民文學，就可以理解為以市民階層的生活內容為主要題材的文學。對於市民文學，我們應該以辯證的思想來看待，它即既具有明顯的商業性與娛樂性， 又表現在反封建思想的同時，也蘊含著消極的一面。因為市民文學主要以城市市民階層為主要描繪的群體， 市民階層的意識形態，也並不僅僅只有進步的一面，尤其是處於古代封建社會下，當時市民所受到的封建荼毒是深遠的，因此在市民文學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市民階層的消極思想。我們從這一角度上來說，對於市民文學的概念界定，可以說是以城市市民生活為主要書寫對象的，具有強烈的商業性與娛樂性，表達市民階層消極與積極思想的，深受市民喜愛且流傳於市民之間的通俗文學。
- 市民文學產生的淵源
我國市民文學，有著悠久的創作歷史。它最初始於公元十一世紀中期, 這個時期商品經濟不斷髮展，使得市民階層也在不斷壯大，促使了市民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宋代經濟高度繁榮， 摒棄了傳統的“士農工商”的定律， 商業的高度發達，從《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出，畫中的內容就是宋代經濟繁榮的盛況的真實寫照，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之，下市民階層就開始產生了。
市民階層的出現與壯大，使得對於文化娛樂的需求也逐漸增加，像評書、話本、戲劇等通俗文藝，也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話本的出現，從側面也標誌著宋代市民文學正在興起。發展到了明朝，為恢復經濟，修復戰後創傷，明朝大力發展手工業如瓷器、紡織等等，促使商業經濟不斷髮展。這也促使從事商業經濟的供給隊伍規模不斷壯大，城鎮化率不斷提高， 在經濟發展以及城鎮人口增長等因素的驅動之下，進而推動了市民階層群體不斷擴大。
除此之外，在物慾滿足的環境之下精神需求不斷增長， 市民的意識也在不斷增強，表現著市民意識的市民文學也逐漸興起，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市民文學作品，更是將市民文學推上了頂峰。市民文學在明朝時期，可以說是成為了重要的文學流派，標誌著我國市民文學的成熟。
明代市民文學的特色
我們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明代市民文學，它與傳統意義上的正統文學，可以說是有著諸多方面的差異， 其差異就主要表現在文學題材的採擷、人物形象構思、思想內容的選取以，和藝術手法的運用等等多個層面。
- 文學題材的採擷
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明代市民文學，它的創作題材覆蓋是非常廣泛的，涉及到了公案、戀情、俠義、世情、經史等等多種類別的題材。其中戀情以及世情題材，可以說是佔據了總題材的絕大多數，佔到了一半以上。戀情題材，其中的主要內容是以未婚男女之間的相戀，或者夫妻之間的感情為主題，就比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郎獨佔花魁女》等等。
“三言二拍”裡的婚戀題材，對於傳統文學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它打破了傳統文學中的才子佳人、幸福圓滿的書寫模式，而更多描繪的是商賈、藝伎等小人物的婚戀故事。我們就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為例， 蔣興哥經常外出經商，他的妻子王三巧常常獨守空房， 另一商人陳大郎就與牙婆設計勾搭上了王三巧。蔣興哥在返家途中，遇見了穿自家寶貝珍珠衫的陳大郎，進而使 姦情得以敗露。
但蔣興哥先自我譴責“商人重利輕別離”，而後只是把妻子騙回孃家並和平分手。王三巧再嫁時，蔣興哥送了十六箱陪嫁。在“三言二拍”中，有很多故事利用戀情、世情、公案等題材來反映市民階層所處的社會環境與社會矛盾，比如《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表達了市民對清官的認可與期盼，《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對金玉的命運轉折顯示了市民階層的意識矛盾。在題材的處理上，將公案、戀情、世情等融合在一起，更 使得小說更為通俗化、現實化與市民化。
- 人物形象的構思
“三言二拍”裡面刻畫的人物形象眾多，它與之前傳統文學相比，其所描寫的對象有著明顯的差異，其中所刻畫的人物對象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它表現的不再是才子佳人、達官貴人、英雄傳奇， 而是這些嫖客、妓女、小商販等市井小民。 “三言二拍”近兩百篇的作品中，就有超過一半數量是以這些市民階層的人為主人公， 而出現最多的就是“商人”這一職業。比如《賣油郎獨佔花魁女》中的賣油郎秦鍾、《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的蔣興哥、與《轉運漢遇巧洞庭紅》中的文若虛都是商人， 只是秦鍾是做小本生意的賣油郎，而蔣興哥與文若虛他們的生意相對較大，他們倆是長期在外經商的較大的商人。
除此之外， “三言二拍”中還有另一種商人———被改造的商人，或從其他行業轉化而來的商人。前者是指在前人的故事中，本不是商人，而在“三言二拍”中就被作者改成了商人。這種例子就比如《白娘子永鎮雷鋒塔》中的許宣， 他的原型在《太平廣記》中，就是為鹽鐵使的兒子李黃。男主角許宣在《白娘子永鎮雷鋒塔》中已是“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鋪做主管”，他的父親也曾開生藥店，在與白娘子相遇後自也己開了個藥鋪。後者如《揚八老越國逢奇》中主人公楊八老，本是“年近三旬，讀書不就”的文人書生，但 因“家事日漸消乏”而思考“湊些貲本，買辦貨物，往漳州商， 企圖幾分利息，以為贍家之資”的商人。
除了大量商人形象的塑造外， “三言二拍”裡也還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市民階層人物形象，比如《賣油郎獨佔花魁女》中的女主人公莘瑤琴，她雖是:
“又會寫，又會畫，又會做詩，吹彈歌舞都餘事”的“標緻”美人——《醒世恆言》
但她並非出身官宦富裕家庭，而是出身娼妓;《陸五漢硬留合色鞋》中的陸五漢，是個“平昔酗酒撒潑”，“連那婆子時常要教訓幾拳”的殺豬賣酒的兇徒;如此等等，可以說不一而足。
除了刻畫與傳統文學“才子佳人”形象不同的市井凡俗人物之外， “三言二拍”還對士人的形象進行了塑造，士人行為呈現出強烈的市民化的特點，比如《俞仲舉題詩遇上皇》中士人，渴望通過機遇來實現發跡的心理，與普通市民投機取巧的思想行為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再如《唐解元一笑姻緣》與《眾名姬春風吊柳七》中的唐伯虎與柳永，他們不再以儒生自居，而是投身於市井裡巷去尋歡作樂，他們的行為與市井小民別無二致。“三言二拍”中的所刻畫的市民化的人物形象，這正是其在文學史上，價值與意義所在的地方。
- 思想內容上的選取
明代的“三言二拍”市民文學，其呈現的思想內容也是豐富多彩的，“三言”與“二拍”都是立足於市民階層的角度，進而來展現在明代“存天理、滅人慾”時代背景下人們的婚姻觀、社會價值觀等思想意識的轉變，裡面所表述的思想內容，與傳統的道德觀念與標準存在著很大的不同。
比如在《萬秀娘仇報山亭兒》中，偷兒尹宗對萬秀娘拔刀相助、路見不平的義舉，這與當時的封建社會所展現的愚義愚信不同，它是建立在一定的情感基礎上的，對於偷兒這個角色賦予了崇高的行為，這反映出了市民階層道德觀念的轉變。
除此之外，“三言二拍”中還對傳統的貞操觀念發起了挑戰，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當王三巧有了外遇之後，蔣興哥首先是自省，沒有怪罪他人，而且還在王三巧再嫁時給十六抬陪嫁。再比如“三言二拍”中的悲劇佳作《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更是描述了杜十娘為了爭取婚姻獨立，和維護人格尊嚴而玉石俱焚、投入江中、付出生命的愛情悲劇。
- 藝術手法中的運用
文學藝術，特別是我們中國的文學藝術，那可都是在民間文學的滋養、激發、衝蕩之下產生新的文學藝術形式。比如從以四言為主的詩經，到漢末的五言詩; 從以“丰情神韻”勝的唐詩，到被喻為“詩餘”的宋詞, 再到俚俗平白的元曲以及明清小說; 這些處處都浸潤了平凡百姓的無限活力。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明代市民文學也是如此。
我們從“三言二拍”藝術手法的運用來看，其獨具特色的藝術表現手法，就極為貼近市民階層的閱讀要求。“三言二拍”在小說的篇章結構上，是採用了話本小說所獨有的體制形式， 尤其是小說的開篇與篇尾以詩歌方式來呈現。這種結構體制，是從話本中脫胎演變而來的，它符合了當時廣大的市民階層對話本的閱讀習慣。比如在《呂大郎還金完骨肉》開篇就寫道:
“毛寶放龜懸大印，宋郊渡蟻佔高魁。世人盡說天高遠， 誰識陰功暗裡來。”——《警世通言》
毛寶是晉時放生烏龜的軍人，而宋郊是宋代救螞蟻的書生，他們二人皆因有此所謂陰功而後得福報。這個開篇對觀眾可以說是有著提醒的作用，表明了本篇的主旨。這種從話本中借鑑來的藝術形式，就好像 給予了市民階層熟稔的“似曾相識”的味道， 符合他們的閱讀習慣。
此外， “三言二拍”模擬話本，它在藝術表達上保留著“說給人聽”的敘述方式，如“有詩為證”“常言道”“話說”等等這些說書人的形式， 雖然它們遊離於情節之外，但是能對看書人起到啟發與指引作用。這也是為了迎合市民階層的閱讀習慣而設置的。
而最為難得的是，“三言二拍”在語言的表述方面大量採用了口語、俗語、諺語，並且還用白話散文這種通俗易懂的方式，來對人物進行刻畫以及情節描寫，從中我們更可以看成是對正統文學的反撥。當然了，這些口語、俗語、諺語，都是經過了馮夢龍與凌濛初的加工。二人在語言表達上，保留了宋元話本“諧於里耳”的特徵，並且還進行了再加工與再創作， 由此形成了似曾相識，但又不同於市井口語的市民文學語言，這就使得表述語言更為生動，也更受市民階層的喜愛。這也是“三言二拍”成為經典的白話短篇小說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結
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明代市民文學，它作為我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巔峰之作，可以說是具有極為濃烈的市民文學特徵。它與傳統意義上的正統文學相比較，明代市民文學有著很多方面的差異，這主要就表現在文學題材的採擷、人物形象的構思、思想內容的選取以及藝術手法的運用等等層面。“三言二拍”市民文學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 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文學藝術的發展，可以說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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