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从头条里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北大图书馆一标志性的石狮子阳具居然让人给掰了，引来评论声一片。
看完这篇文章，忽然对那位做出这一义举的无名好汉顿生敬意，此人不仅人高义胆大，而且直击要害，可谓妙手毁春也！
想想如今的北大雄风早已不在，既然没了傲骨和雄起，没了能风乍起的功能，那玩意也就成了多余的摆设，学校只适合培养宫廷里的某类人才，才如这阉割的狮子一般。
历史上民国时期的北大可谓雄姿英发，群星闪耀，精英荟萃。
以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精英，引领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似一股清流涤荡着华夏大地，把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冲刷的支离破碎，让中国的文化焕然一新。
在这股清流里时不时泛起或大或小的浪花，似豪迈，似热烈，似委婉，似隽永……
看到他10岁就在国外求学，这你一定觉得他一定会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吧？一定会是鼓吹西方新思潮的呐喊者，宣传员吧？如果你真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骨子里的辜鸿铭是一位极为矛盾，极为悖论于一身的中西方文化混搭者。青年时鼓吹过西学，到了老年又弘扬国学，贬斥西学。和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引领者针锋相对。
10岁留洋，但一生都留着清代的长辫，唯一一次剪了长辫也不是响应新文化运动，而是献给了爱情，作为定情物给了初恋的情人。可惜舍了身，却没得到情。从那时起就又续起了长辫，并伴其一生。
他操着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却满口主张男人应该纳妾，而且不止一个妾，而是一堆。他把男人纳妾比作茶壶和茶杯，从来都是一个茶壶要配许多茶杯，但从没听说一个茶杯配许多茶壶。由于辜鸿铭名气太大，当他说出这番话时，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跨过万里重洋跑来和他辩论。女权者说的洋洋洒洒。
辜鸿铭静静地听完，敲了敲手中的烟袋锅，慢条斯理的问道:你家有车吗？答:有，辜继续问:车有几个轮子？答:当然是四个，辜又问:四个轮子配了几个打气筒？答:一个呀，怎么了？辜得意洋洋的说道:这不就得了，你家四个轮子配一个打气筒，轮子就好比是你们女性，打气筒自然是我们男人了。所以说么，打气筒可以给四个轮子打气嘛，而你家不可能为四个轮子准备很多打气筒吧？这位女权者气得满脸通红。撂下一句:out of all reason，回了大洋彼岸。
辜鸿铭不仅主张纳妾，而且对女人的喜欢到了变态的程度，特别是对裹了脚的女人情有独钟，尤其那散发着“六必居”式的杂臭，闻的他如痴如醉。
看到这你也许会怀疑，一个没落国家的进士有那么大名气吗？至于让一个美国女人跨越万里来与他争辩？这你可真不用怀疑，人家的名气那可真不可小觑，当时在国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来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是不能不看辜鸿铭”。想当年人家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讲“春秋大义”时，票价可是高达两个大洋，而且是一票难求，座无虚席。同时期的梅兰芳的演出也才是1.2个大洋。光这一项你就知道他的牛气和名气了吧？！
而且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经常保持书信往来。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转成从英国跑来看他。
说起毛姆拜会辜鸿铭也颇具风趣。毛姆从英国来到中国住进了北京最好的六国饭店，一住下便托人给辜鸿铭送去一纸条，内容是请辜鸿铭方便时去六国饭店一叙。然而时间过去两星期丝毫没见到辜鸿铭的影子。这时毛姆似乎明白过来，赶紧雇上人力车夫前往位于北京东椿树胡同，在左穿右行中来到了一所略显破败的四合院，进了屋毛姆在摆满书卷客厅里打量了好一会，辜鸿铭才从屋里出来。一张口就对毛姆进行了指斥:你们洋人就认得两种中国人，一种是买办，一种是苦力。你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和这些人一样，任意听你们摆布的吗？我辜鸿铭就不是随意听人摆布的。说完毛姆听得已是满脸通红，一脸的尴尬。一个劲赔礼道歉。气氛缓和之后，两人开始了热烈的交谈，从西学谈到了国学，一谈就是半天。
临别时毛姆想求得辜鸿铭一幅字，一作为纪念。辜鸿铭看也不看随手抓起书桌上的写满字的纸笺塞到毛姆手里。毛姆如获至宝，拿回英国后迫不及待找来精通中文的汉学家翻译。谁知一翻译才得知，纸笺上是辜鸿铭写给一个青楼女子的情话:“你不爱我时，声音甜甜，眼波含笑，素手纤纤。待你爱上我，声音变得凄楚了，满眼是泪，睹手痛惜。伤心哪，伤心之爱使你不爱……”看完这样的文字，弄得毛姆哭笑不得。
辜鸿铭之所以不剪辫子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他身上对大清有着浓厚的个人情感，这种情感但不是完全赞同大清腐朽没落制度和文化。而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
清末辜鸿铭在张之洞手下做幕僚文案工作，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张之洞非常器重他的才华，他干的也是如鱼得水。所以大清倒了他是比较失落的。正是有着个人的复杂情感，才成了张勋复辟时的帮凶。作为张勋的说客跑去天津去劝说段祺瑞。谁知一下火车就看见段祺瑞正在召开誓师大会，决定要讨伐张勋，听说辜鸿铭来当说客，当即派人去捉拿他，吓得辜鸿铭赶紧躲进租借地才躲过一劫。灰溜溜回到北京，被张勋好一顿臭骂。
但如果你真觉得他是典型的帝制拥护者那你恐怕又谬以千里了。
袁世凯搞复辟，要当皇帝。拉拢一帮人来充当傀儡议员，目的是为他当皇帝摇旗呐喊。辜鸿铭的名气所在，自然是被拉拢的对象。到会的每个人都发给三百大洋。谁知辜鸿铭拿着三百大洋，一天会也没参加。三百大洋很快就被他在青楼窑子里挥霍一空，之后照样大骂袁世凯。
这还不算，袁世凯死后政府宣布默哀三天，不许娱乐。辜鸿铭却邀请了一帮洋人，请了戏班子敲锣打鼓唱起了京戏。警察问讯赶来，一见这么多洋人，敢怒不敢言的准备退出，这时有个愣头青的警察对着辜鸿铭大喊:举国哀丧你居然敢违抗命令。辜鸿铭拎住那位不知好歹的警察:没看见大爷我请朋友观戏呢？还不赶快给老子滚一边去。警察一看这家伙不好惹，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辜鸿铭就是及悖论与矛盾于一身的人，早期宣扬外国文学，后来又极为推崇国学，并翻译了很多国学名作。
由于早年一直在国外，回国后他的国学并没多少功底。
那时仗着年轻，英语又极为的标准，免不了就会显摆显摆。一次在英国坐在公交车上，辜鸿铭故意拿着英文报纸倒着看，车上的老外一看脑后一根大长辫子的中国人，倒着看报纸，一个个忍俊不禁的笑出了声，用英语嘲讽这位中国土包子，不懂装懂装文人。辜鸿铭听后，不慌不忙地开口道:“英语太简单，根本用不着正着看”。说完用标准的英语发音大声念起了报纸。让车上的老外目瞪口呆。
而每次他回答起问题来也是不走寻常路。一次他在房间摆好祭品，对着东方磕头祭拜。房东太太不解，问他:“你摆这么多吃的，你天堂里的祖先能吃到吗？”他对着老太太说:“等你的祖先闻到你们送来花香时，我的祖先也就能吃到我供奉食物了”。
一次在庆祝张之洞祝寿宴会上，辜鸿铭仗着自己留洋的背景，大谈特谈西方文学，引得一群人对他大加赞赏。可偏偏沈植却一言不发，对其送去了蔑视的一眼。辜鸿铭顿时对沈植说:“为何一言不发？为何那样看我？难道你比我强？”沈植说:如果我一开口，恐怕你得读二十年的书才能听懂。事后辜鸿铭请教张之洞:沈植说话何意？张之洞告诉辜鸿铭:外语你的确厉害，但，要论国学，你和他比可差的十万八千里有余了。
从此辜鸿铭一头钻进国学堆里，埋头苦学，四书五经浏览了个遍。
二十年后真是机缘巧合，让这两位冤家再次相逢。辜鸿铭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命人将《大学》《中庸》《论语》等等儒家经典之类的书放在沈植面前，拱手道:沈老前辈随便点任何一部书，晚辈皆能倒背如流。这就是辜鸿铭，用学霸称他一点也不会夸张。
即便是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的他，在北大教书时也犯过低级的错误，一次在给学生讲《晏子春秋》时，误把“晏”写成了“宴”。被学生指出后，他边改边发牢骚:中国字就是麻烦，“日”字的位置从上到下，意思就完全变了，要是英语就没有这样的麻烦。谁知有个听课的学生不服气，回怼道:英语里“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意思也完全变了。弄得辜鸿铭一脸的尴尬。
随着年龄的增长，辜鸿铭就越发的保守起来。
那时的北大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新旧文化的两种碰撞。
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浓、沈尹默为代表新潮派。和以刘师培、黄侃、马叙伦、梁漱溟为代表的国学派，在文化上彼此针锋相对。
辜鸿铭算不上顽固的国学派，他的身上本来就充满了矛盾与悖论。这体现在他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那时人们早已经剪去了象征旧观念的长辫，而辜鸿铭却留着长辫走进教室，引来台下阵阵私语嘲讽。面对这样的嘲讽，辜鸿铭转过身对学生说:“我脑后的长辫是有型的，去之容易，而各位内心那种无形的长辫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去除的了”。虽然时不时把西学挂在口头，但同时对新潮派也是时有攻击。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就引来辜鸿铭的极为不满。他在一次开学典礼上，就对新文化运动代表胡适进行了讽刺，他说:“现在的人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不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在场的人顿时笑的前仰后合。
这就是辜鸿铭一个怪诞，诙谐，恃才傲物于一身的奇才。
辜鸿铭不仅对国学精研扎实，还能活学活用。一次一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来家中一聚，辜鸿铭一到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中国人，剩下全是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以辜鸿铭的名气大家推他坐首席。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大家都知道他的国学深厚，有人提出让他讲讲中国的孔孟之道的精髓，究竟好在哪里？众人顿时来了兴致，一个个垂耳聆听。
辜鸿铭呷了口酒，慢悠悠说道:“刚才诸位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即使孔孟之教，‘不学礼，无以立’。若照你们西方竞争原则，以优胜劣汰为主，势必争到胜败后，才能落座举箸。若如此，今天这顿美餐，怕谁也别想吃到嘴里了。”洋人个个听的点头称是。
辜鸿铭掌握了国学儒家经典就开始把国学经典翻译成英文，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经典学说。一次日本政客伊藤博文访华时，正赶上辜鸿铭英文版的《论语》出版。二人见面时，辜鸿铭将一本翻译好的《论语》送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辜鸿铭说:“君精通西学，当知道孔孟之道，在中国行数千年，却不能行20世纪之今日。”
辜鸿铭也是毫不客气回道:“孔子教人的方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不能三三得八。”弄得伊藤博文哑然失声，哑口无言。
辜鸿铭虽然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也有江湖义气的一面，他感激蔡元培，是蔡元培让范文澜去聘请辜鸿铭来北大教学，才有了辜鸿铭的用武之地，所以经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他本人”。并称他要和蔡元培共进退。现实中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蔡元培，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奉行“学术自由，兼收并包”的办校方针，虽然他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但，并不排斥旧派专家教授。
正如蔡元培曾声明:“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
正是有了蔡元培这样开明，包容，胸襟宽广的格局，才有了辜鸿铭这类人才的用武之地。
如今在北大的网站的名人录里，已找不到辜鸿铭的名字。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短视人的目光所为。一个大学要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栋梁之才。没有了这样的胸襟就如同那个被阉割了的狮子。没了蔡元培也就没了北大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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