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時期，對企業也應該建立有效的評價和篩選機制，讓有發展前景和民生剛需的企業，得到必要的資金支持和發展空間。對於沒有市場生存能力、特別是嚴重產能過剩領域的企業，要有合理的退出機制。在企業的關停退轉方面，相關政策能對人員的轉型提供適當的過渡性保障。在保證人員轉崗和再就業的保障方面，政府多提供支持，而不是直接對企業進行“普天下雨式”的扶持。

文｜王志誠

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可從短期和長期，直接和間接，國內和國際等方面來評估。

目前看短期的影響已經比較明確，大致一個月左右的開工、復工受限，幾乎是遍及所有行業，特別是重災區的湖北省，估計全面的經濟停滯會在兩個月以上。可以說，短期的問題負面影響是比較直接和明顯的，這是隔斷式的暫停，恢復生產也很難有補償或報復性的反彈。

長期的影響目前還無法有效評估，這個結果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後續的應對策略。如果是應對不當，可能會出現用力不準，造成新的浪費，給長期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困難。

如果應對得法，總結經驗教訓，就會是化危為機，變不利為有利，根據危機時期的壓力測試，把暴露的問題及時修正，利用危機的組織能力實現真正的轉型升級，實現長期影響為正面的結果。如果策略一般，影響可能也就是中性的，只是回到原來的軌道。

消費和出口影響比較明顯

疫情對我國經濟的衝擊前期主要是春節假期消費相關行業的影響，包括旅遊、酒店、餐飲、交通、商場、文娛活動等行業由於大面積關閉和禁限而導致的折損。從另一個方面看又是對醫藥、衛生、健康用品方面有一個超額的需求，對互聯網企業和物流配送企業有比較好的推動。隨著春節假期結束，防範措施和隔離限制對所有行業都帶來影響，特別是生產企業的影響開始顯現，延遲開工和復工的時間和生產流程不同可能影響也不同。後續的衝擊主要變成不能正常開工、復工對製造業的影響，對集聚型的餐飲，娛樂等進一步加深，工作環境和工作模式的調整也使各行各業的工作效率有所降低，只有等待疫情進一步控制、隔離限制逐步減少後迴歸正軌。

除了國內的直接暫停影響之外，國際影響也逐步顯現，主要是對進出口和跨境旅遊和交流的影響。從目前的局勢看，國際疫情的蔓延可能進一步衝擊進出口行業，將會對過去出口導向發展的企業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國際經濟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也出現調整的疲態，境外的市場需求很難有大的擴充，疫情的全球性擴散將進一步衝擊國際經濟的需求；由於不少國家設置了進口限制，產業鏈對製造業的影響將進一步加重，再加上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轉型疊加，內部消費不足的問題也日益凸顯。中國經濟在這一輪疫情衝擊下的發展趨勢，將在很大程度依賴於中國經濟體系內部自身消費升級和消費能力的提升來帶動，努力減緩疫情的國際影響的程度也將是經濟發展趨勢的重要因素。

企業幫扶要尊重經濟規律

那麼，受衝擊較大的企業如何在疫情中尋求轉機？如何加大對重點行業和中小企業的幫扶力度？

首先，從抗擊疫情與恢復生產的關係來看，非常符合金融行業的風險收益分析理論體系，這個平衡的實現也正好適合風險收益的權衡分析。恢復生產是獲取收益，而抗擊疫情的防範措施和隔離要求程度是對風險的取捨。前期是特殊時期，一切為了疫情，一邊倒的傾力投向了防範和隔離，風險被提到了壓倒一切的程度。但隨著新增病例的減少，疫情可控程度提高，注意力開始向收益方向滑動，需要考慮一定程度的風險承擔去博取儘可能多的收益成為當前的新目標。風險收益的分析框架是對風險和收益都不絕對化，不做百分之百的要求，容許有一定的差錯概率才是風險。

為此，首先對於風險不要絕對化，對復工過程中出現的疫情反覆事件不要過度上綱上線驚慌。要從客觀事實出發，真正屬於人為原因的要有適當的追責機制，對屬於客觀的特殊病毒攜帶引起的問題不能無限誇大責任，不但不應該追責，還應該幫扶，通過發現問題來解決問題，容許問題出現，容許容忍一定程度的風險出現，只有這樣相關企業的管理者也才有負責的能力實現企業復工、復產的高效展開。

同時從這次疫情的經驗教訓，今後的企業管理和經營過程中都應該開始注重風險管理，主要的管理工作環節都應該貫徹風險防範的意識，在生產安排和經營管理中有風險應對的措施。

在疫情布控方面也可以借用風險管理的組合理論，通過風險分散的方式來處理疫情風險防範問題：復工企業可以通過實現分區、分組、分班的方式來降低疫情風險的影響。通過疫情的教訓培養企業的風險意識，企業的發展中始終堅持考慮風險預案的，對市場和環境可能存在的不利變化具備一定應對能力。

世界是多維的，經營管理的目標也應該是多維的，不能單向思維，過分強調單目標而無視其他維度，不能再像過去只顧發展而不考慮風險。風險是前瞻的，是通過事前的一定程度的讓渡來防止出現事後高成本的救助，甚至是嚴重的損失。

第二，從理性經濟人、資源優化配置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企業發展。儘管企業也像人類一樣具有生老病死，但企業的生死不像人類具有人道的特性，企業更需要滿足的是經濟的理性，如果沒有存在的經濟價值，就應該及時關停並轉，而不是一味的救濟而消耗資源。對中小企業的幫扶不能“一刀切”，而是通過建立完善的企業生態環境，尊重經濟規律來實現。

疫情時期，對企業也應該建立有效的評價和篩選機制，讓有發展前景和民生剛需的企業，得到必要的資金支持和發展空間。對於沒有市場生存能力、特別是嚴重產能過剩領域的企業，要有合理的退出機制。在企業的關停退轉方面，相關政策能對人員的轉型提供適當的過渡性保障。在保證人員轉崗和再就業的保障方面，政府多提供支持，而不是直接對企業進行“普天下雨式”的扶持。

第三，以長期戰略目標為主來解決短期困難，不使幫扶措施淪為短期行為，幫扶措施儘量要從企業長期健康發展有利的角度考慮，真正實現化危為機。例如，面臨風浪造成船體受損的時候，應急措施是救船還是救人很顯然有答案，但在疫情衝擊後是優先考慮人員的轉型還是維持企業的運轉就沒有那麼明顯了。這次疫情也讓全國人民認識到了生命安全、行動自由和經濟發展三個問題之間的次第關係，更進一步的應該是認識到了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是服務於人，是滿足人民的合理需求。

疫情的衝擊加速了轉型升級的淘汰時期的提前來臨，只有從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才可能實現化為危機，需要系統性的考慮，而不是為了救疫情而放棄長期發展的目標不予考慮，需要綜合和整體性的考慮，需要通過一定的篩選機制來實施幫扶。對企業的幫扶也可以使用類似近期疫情防控的方式，有重點，有層次的實施，建立一定的選取標準，把所有企業劃分為重點、有條件幫扶。幫扶的方式也儘可能考慮與後續的績效掛鉤，體現幫扶資源的獎優和激勵效果，而不是直接的補足措施。

第四，從信息時代，環境變化節奏加快，中小企業傳統的跟風尋找機會變得更加困難，如何跟上時代的步伐，利用最新的信息技術改進中小企業的信息劣勢是出路所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相關信息不完善，甚至是缺乏，使得相關的合作機構，特別是資金提供的借貸機構之間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信息化可以改進這一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和融資難度。從規則和搭建平臺的角度來助力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面對經濟環境變化衝擊的風險往往處在前沿，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比較大，但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都沒有建立風險防禦措施。

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機制來幫助其應對風險和減緩外在衝擊的影響。中小企業是依靠數量發揮作用，需要有規模化的平臺體系來為他們提供一些公共的供需信息通道，藉助這次疫情，可以通過建立一些集合型的數字化平臺，實現線上線下的結合和聯合，及時把握行業的動向和外在衝擊的應對，對過剩產業及時的調整和轉型，在人員聘用等方面也實現一定程度的互通、交換和轉崗。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意義重大。突發的疫情，是否會對這兩個任務目標的如期完成造成影響？這也是大家關注的問題。

要分析這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首先要明確經濟活動的本意：經濟是通過社會化大分工、產業組織和技術的改進，通過優化資源的使用實現產出的增加，和分配機制的調節對整體國民福利的改善進而提高全社會效用的過程。目前太多的經濟學家都已經遠離了本意，過度追求所謂的經濟總量，沒有考慮資源的更優化和有效利用，而是簡單的規模化和數量化，經濟大而不強，經濟發展的目標沒有集中到滿足人民的合理需求，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真實地轉化為國民福利和效用的改善。

全面小康目標的達成可跨過疫情影響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顯然也會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的評價帶來影響。如果簡單地只從數量上和傳統的統計方法上看問題，可能會對中國實現這一目標造成誤判。這需要從兩個方面看考慮才能看出本質，首先是統計的指標通常以年為單位是考慮到年內的季節性影響，在年度核算的時候也具有比較方便的可比性。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一個水準或者是質量的要求，而統計數據只是一個截面的看法。因此，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處理上述這兩問題才能得到真實客觀的答案。

由於疫情的影響主要是第一季度，隨著疫情的結束，中國的經濟整體復產、復工完成後，後面三個季度完成目標是客觀的實際，因為統計的特殊數據，使得統計的結果不合理，應該通過後三個季度同比上年的後三季度來對數據進行糾偏調整才能真實反應中國的實際經濟發展狀況，而不應該使用帶有特殊偏差的數據作為評判的指標。

另一方面，從發展水平的角度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一個水準，需要反應的只是到年底是這個時點所能達到的水平，所以，從數據服從實際，反應真實的角度來看，只要採用科學合理的糾偏調整，中國經濟小康目標的達成就可以跨過疫情的影響，直接看年底的結果。

可考慮發放消費券拉動短期消費

在目前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的對策應該是從經濟發展的本意出發，從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提出下面幾方面的建議：

首先是借這次疫情的衝擊，徹底轉變經濟發展指標化和數量化的評價機制，淡化GDP總量指標，GDP是1934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庫慈涅茨在給美國國會的報告中提出的，主要是為工業和戰爭服務，對第三產業的衡量不準確，中國目前第三產業已經超過一半。應該從考慮民生改善和國民福利的方面來考察經濟發展，做實經濟發展的成果，從居民收入和收入分配結構方面來綜合考察經濟發展成果。

經濟活動的根本是滿足國民的最終消費，企業的發展目標也是要把果實個人，只有最終的消費個體具有了消費活力，企業才能持續穩步的發展，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能力的增強才是經濟發展的長期動力。目前有一些建議出現了減少最終消費群體的個人收入而為企業減負的幫扶辦法，這將會進一步降低消費能力，短期可能有利於企業，但長期將拉低最終消費能力，反而會阻滯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第二，在經濟發展中逐步減少政府的直接作用，政府從監督、引導和維持市場秩序的方面多發揮作用，適當通過減稅和降稅來緩解受損行業企業的壓力。降低在房地產等過剩領域的投資，通過增加在健康、醫療、文化、教育等民生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來釋放政府的經濟拉動力量。

第三，在數據經濟領域實施跨行業跨地域的信息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出臺政策鼓勵實體和互聯網絡企業的合作，促進線下企業和線上企業之間的優勢互補，搭建各行各業的專業化信息平臺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指引，保持生產端到消費這之間的渠道暢通。通過信息平臺對各行業的發展做出風險分析和預判。

第四，從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出發，以恢復生產為主，中國經濟在疫情發生前總體是健康的，存在的問題也已經有相關措施在實施中。目前因為疫情所造成的影響是外在不可抗力的一個短期暫停，如果只是為了數量上的目標使用經濟刺激或增加過多的貨幣發行，只會是一個水漲船高的結果，使得已經過剩的產能進一步加劇，沖淡疫情之前實施的轉型升級和去產能效果。

第五，可以考慮適當降低利率，增加一定量的短期救助資金，不可再增加貨幣供應量，中國目前的經濟體缺少的不是資金，而是有效的產能，內在消費能力不足才是問題。可考慮使用發放消費券的方式來拉動短期消費，這次疫情受損比較嚴重的是計時計件的低薪階層，可以考慮按照戶籍人均發放，對湖北武漢可以提高額度。由消費者來對企業的優劣提供篩選，通過市場的優化機制才能實現真正的轉型升級。

中國經濟發展最需要的是提高經濟的質量，而不是簡單的數量，中國已經度過了數量型經濟發展的原始階段，轉型升級的國家戰略是向質量型、高附加價值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產業邁進。中國目前已經是經濟大國，下一步的目標是成為經濟強國。

（本文相關內容首發於中國網中國訪談、第一財經客戶端）

（圖片來自於網絡）

王志誠，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北大光華•百行徵信•騰雲天下”三方聯合徵信數據分析與應用實驗室主任，他曾任北京大學金融數學與金融工程研究中心講師。目前他的研究領域主要在金融計量模型，風險管理和公司財務，教授的課程有金融時間序列分析、金融計量經濟學、金融風險管理和公司財務。他的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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