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外交”那些事兒,不可不讀的“大國傳奇”

文|鶴鳴甘棠

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中國無疑是世界上經濟最先進的地區。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世界著名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

說起十一世紀誕生的大宋王朝,大家都有哪些深刻的記憶?有的說是趙匡胤的“陳橋兵變”和“杯酒釋兵權”,有的說是宋遼之間的“澶淵之盟”,還有諸如“鐵面無私包拯”和“精忠報國岳飛”等等。

實際上,據史料記載,當時的大宋王朝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足以讓我們引以為豪,本文一開始引用的專家論斷也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

宋朝“外交”那些事兒,不可不讀的“大國傳奇”

而造就這一輝煌成就的原因除了當時宋朝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之外,還有一項特色組織架構的完善及成熟,即“外交機構”。

01 宋朝“外交”開創了我國古代王朝“和平共處”的先例

在我國古代,“外交高手”歷來有之,最有名的就是戰國時期秦國的張儀,用三寸不爛之舌,奉命出使遊說各國,以“橫”破“縱”,也大秦帝國的崛起創下了不世之功。

古代的“外交”雖說有現代定義上的侷限性,但也有了專門的公職人員。

自商朝開始,就有了具有“外交官”意義的“使”,施之於方國(商族以外的附屬國);到了西周,稱謂變為大小“行人”,行走於諸侯。

我們現在常用的“行李”一詞就是那時諸侯之間“外交”的產物,最早是代指使臣。

秦朝統一天下以後,專門設立了“

典客”,為九卿之一,掌諸歸義蠻夷。到了漢朝初期,沿用了“典客”制度,由於漢高祖劉邦實行分封制,因此還兼掌管各諸侯國的納貢等事。

到了漢景帝時期,改為“大行令”,漢武帝改為“大鴻臚”。據《漢官儀》記載,漢成帝時期,又設主客尚書,“主外國四夷事”。

可以說,這樣的“外交”傳統,一直延續到了隋唐時期,“主外國四夷事”之機構,亦主來不主往

要注意“亦主來不主往”這個表述,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從漢至唐,都以中原王朝老大自居,四方蠻夷處於弱勢。

可以說是天朝下視四夷,沉醉於萬國來朝,他們的“外交”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實質內容。

宋朝“外交”那些事兒,不可不讀的“大國傳奇”

然而,經歷過“五代十國”的戰亂陣痛,建立起來的大宋王朝卻迎來了我國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時期。

北方的契丹、党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建立了遼、西夏、金等國,並且軍事戰鬥力讓“崇文抑武”的宋朝甚為難堪,以致北宋滅亡於金。

論及中華文明的發展,其實,這也是民族融合的意外收穫。

而北宋立國的趙匡胤及歷代皇帝也是有戰術韜略的,他們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也有理智的思考,怎樣才能保持“中原王朝”的姿態,如何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終於在一場戰役之後,形成了他們獨自的“外交政策”。

那就是宋遼之戰的“澶淵之盟”,由此,建立了“國信所”,專門負責與契丹使節的交聘之事。

所謂“交聘”,就是兩國互相遣使通好往來。《宋史》載:“往來國信所,掌大遼使介交聘之事。”

而這一機構的成立,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也開啟了我國“外交史”的先例,

宋朝“外交”那些事兒,不可不讀的“大國傳奇”

其實,縱觀宋朝的“外交”還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他們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管理體系,也可視為現代外交的雛形。

而這一切,更為和平與發展,為“超級大國”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支撐。

02 宋朝“外交”形成了管理專責化和制度化體系

宋朝以前,一切“外交”的接待與管理主要由鴻臚寺負責處理。

鴻臚寺並不是專門的外交機關,據《文獻通考》記載,它還負責掌管“凶事儀式及喪葬之事”等。

到了宋朝,鴻臚寺已經成了名義上的“外交”機構,為了應對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樞密院”應運而生,成為外交事務的專責中央機構,這是我國古代“外交”獨立運作的開始。

不僅如此,宋朝針對不同民族國別,在東京汴梁(現在的開封市)還設立了專門負責“外交”的分支機構,進一步使“外交”管理制度化,形成了特有的網絡體系。

其一、都亭驛

都亭驛始設於五代,北宋時期沿置,專屬接待遼、金使節的驛館。

宋太祖開寶八年(公元975年),北宋與契丹開始互派使節,契丹大使來朝,一切在都亭驛安置。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大遼使人在都亭驛”,李濂《汴京遺蹟志》也載:“都亭驛,待遼使之所。”

北宋末年,由於金國勢力的不斷強大,都亭驛成為接待金國使節的場所。

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金國使臣高慶裔出使北宋,提出要與遼使享有同等待遇。

南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記載:“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不得已,皆從之”。

自此,都亭驛成為專門接待金使的館驛。

北宋滅亡之後,南宋都城臨安同樣設有都亭驛,也以接待金使為主。

宋朝“外交”那些事兒,不可不讀的“大國傳奇”

其二、同文館

同文館始設於宋神宗熙寧年間,是接待高麗、青唐貢使的館驛。

北宋朱彧《萍洲可談》有“同文館待高麗”之說;《汴京遺蹟志》也載:“同文館,待青唐、高麗使之所。”

當時的北宋朝廷是十分重視高麗入覲朝貢的。

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宋太祖曾降旨賞賜高麗使節來朝。龐元英《文昌雜錄》也有“熙寧二年,朝廷始命兩浙、福建等路轉運司,招接高麗入貢”的記載。

宋神宗元豐年間以來,北宋與高麗的外交關係非常密切,《徽宗宮詞》有證:

高麗新貢欲還朝,再御東回一水遙。

祖餞國門仍賜樂,屢傳恩詔下層霄。

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青唐”遣人進貢,也被安置於同文館。

所謂“青唐”是指吐蕃,宋真宗時期,吐蕃王朝末代贊普後裔的唃廝囉在河湟地區(今天的青海西寧)重新建立吐蕃政權,因此歷史上也稱這個政權為唃廝囉,因為大本營在青唐城,因而被後世稱為“青唐”吐蕃。

後來,由於靖康之變,同文館被毀於金兵。

其三、懷遠驛

懷遠驛於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設置,先是接待大食、龜茲、甘州、宗哥等少數民族附國為主,後來成為專門接待交趾貢使為主的館驛。

據南宋學者王應麟《玉海》記載:

作懷遠驛於汴河北,以待南蕃交州、西蕃大食、龜茲、于闐、甘州、宗哥等貢奉客使,規度侍衛都虞候舊廨為之,在興道坊。初館契丹,後館交趾。

南宋學者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也有“懷遠驛於汴河北,以待諸蕃客使”的記載。

那麼,懷遠驛為何後來主要以接待交趾貢使為主呢?

交趾就是當時的“安南”,現在的“越南”,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古代的屬國,但是宋神宗的“一場兵敗”,最終使交趾正式脫離了大宋王朝的直接統治。

懷遠驛呢?也成了獨立的“外交”場所。

宋朝“外交”那些事兒,不可不讀的“大國傳奇”

其四、都亭西驛

都亭西驛原為上源西驛,主要是接待西蕃、阿黎、于闐、新羅、渤海來使之所,後來成為主要接待西夏來使的館驛。

據《宋史》記載:

都亭西驛及管幹所,掌河西蕃部貢奉之事。

宋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于闐朝貢使來朝,曾被安置在都亭西驛。

西夏立國之後,與北宋的摩擦戰亂不斷,為了應對新形勢的需要,北宋朝廷把都亭西驛作為“外交”場所,單獨設置,專門負責接待西夏來使。

《東京夢華錄》中也有“夏國在都亭西驛”之說。

此外,還有禮賓院,建於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為北宋接待回鶻、吐蕃、党項、女真

等國來使的館驛。

另外,還有一些類似機構設置不再一一列舉,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大宋王朝對“外交”的重視程度,和相應的系統設置和分類管理,可謂是煞費苦心,也是保國利民的大局需要。

這就是“外交”無小事的切實例證。

為何?北宋四鄰存在著大大小小許多政權,有的對北宋還存在著嚴重的威脅,因此面對複雜的“外交”關係,北宋朝廷必須要認真對待,視地緣政治關係狀況的不同,選擇不同的“外交”應對策略。

正由於這些措施的實施,也為生產力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提供了穩固的外部環境。

宋朝“外交”那些事兒,不可不讀的“大國傳奇”

03 宋朝“外交”實現了政治與經濟上的“雙贏”

宋朝“外交”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在保障政治交往的同時,不失時機的開展對外經貿活動。

一是對遼、西夏、金等實行榷場貿易,互設固定的市場進行貿易,也就是指“互市”。

所謂“”就是“專賣”的意思,而“”則是指場地場所等,“榷場”就是指由官府控制主導的貿易市場。

榷場貿易呢,是指由官府人員嚴格掌管、評定貨物等級、徵收商稅等條件下進行的商品交換,是當時宋與各個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外交策略”所賦予的經濟特性產物。

  • 作為以農耕為主的宋朝來說,物產相對豐富,手工業、商業相對而言比較發達。因此對於宋朝來說,榷場貿易不是獨利的貿易,而是要創造南北往來的通暢環境,但更重要的基礎考量是減少邊境的威脅,這是貿易往來的底線。

宋仁宗皇帝也曾說過“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利計”

  • 作為遊牧民族的遼、西夏、金等周邊政權,雖然在自身實力擴張的過程中,農業等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了發展,但是許多東西仍不能自己生產,生存需求的缺口還是很大。

所以,他們必須藉助榷場貿易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宋朝呢,也趁此從中獲取了可觀的利益,尤其是宋朝自身手工業的絕對優勢,在榷場貿易當中保持著一支獨大的壟斷狀態。

二是對那些傳統的朝貢關係的國家,實行朝貢貿易。

與隋唐時期相比,宋代朝貢制度有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比如說有較固定的管理機構,明確規定貢期,嚴格貢使的證明,回賜的制度化等。

特別是南宋時期,將市舶之利作為朝廷的財政收入預算之一,對於朝貢物並非照單全收,而是隻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餘的按市舶貿易的規則進行

抽買

宋朝“外交”那些事兒,不可不讀的“大國傳奇”

什麼是“抽買”呢?就是除了對鹽、酒、茶等商品實行官府全部收買(也就是壟斷)之外,針對其他朝貢的商品,除抽分一部分外,另收購商品價值的十分之三至十分之六,作為官府的稅收。

可以說,免稅貢物的減少,意味著稅收的增加,這樣既有利於外交往來,又給朝廷帶來實惠,使外交和經濟真正獲得了雙贏。

同時,宋朝還進一步疏浚海港,增闢口岸,積極鼓勵外商來華貿易,還對市舶官員招徠外商的成績予以獎懲。

據史料記載,北宋中期以後,海外貿易的收入一直佔宋朝全年收入的很大比重。

對此,宋高宗曾慨嘆道: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聯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這是宋朝“外交策略”之所以成功的可貴之處,既追求了實在的政治利益,更追求了實在的經濟利益。

而這,更是宋朝成為當時“超級大國”的重要載體和依託。

結語

北宋文學家歐陽修詩云:“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這是當時宋朝繁榮昌盛的真實寫照。

通過本文的簡述與探討,大家是不是對宋朝會有另一番腦洞大開的思考呢?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說過:

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透過時光的沉澱,我們可以發現,厚重的歷史往往有我們忽略的傳奇,而這種傳奇的背後,仍是我們賴以驕傲與自豪的民族精神底蘊和歷久彌新的智慧人文真諦。

宋朝“外交”那些事兒,就是這樣一種跨越時空的啟迪。

1、凌寒《說說北宋的外交機構》

2、王瑞來《“外交機構”之始》

3、吳曉萍《宋代外交管理制度的特點》

4、王曉燕《論宋與遼夏金的榷場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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