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溥心畬（she） 两位先生是近现代以来活跃于中国画坛的两位名家，1935 年于非闇在《北京晨报》公开合称二人为“南张北溥”。张溥二人虽因身世背景与师承渊源的不同，导致两人绘画风格的迥异，但二人却代表着近现代画坛的高度与光芒。
下面阿青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国近代非常著名的两位画坛名家。
一一张大千
张大千，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大风堂派”的创始人之一，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之一，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张大千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其中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
早年的张大千先生并不叫张大千，起初他的名字为张季爱，同时，从张氏家族子女关系表，可看出张大千早年名字“季爰”的由来，因为张大千有兄弟姐妹九人，前面七个哥哥，长兄及五、六、七哥皆早逝，按旧时以伯、仲、叔、季为兄弟长幼之序，张大千居四，排行老八，因此以季称之。
而后年仅十八岁的张大千东渡日本，在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课余时间坚持自学绘画，学诗，学治印。而其二哥张善子当时就在日本，早年的张大千正是被其二哥带去日本，并经常给予指点，使得他的进步很快。
1919年张大千完成学业，由日本返沪。随后拜上海名书法家曾熙、李瑞清为师。曾熙为其取艺名爰，字季爰。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一鸣惊人，自此以卖画为生。
而随后念未婚妻谢舜华去世，张大千前往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师事住持逸琳法师，法名大千。虽在三月后还俗，但其法名却一直陪伴着他，从此张大千的名声开始流传开来！
而他与溥心畲的相识还要往后来到1928年，当时是在陈半丁家中，张大千结识旧王孙兼书画名家溥心畲。当时两人交谈甚欢，讨论许久，就此两人心心相惜，开始成为知己!
张大千的绘画特点可谓是“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 ”。张大千30岁以前的画风特点可谓“清新俊逸”，50岁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画家张大千在早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以临古仿古居多，他耗尽了将近大半生的精力与时间，从清朝到隋唐，一个个的专研他们的作品，从临摹到仿作。
画家张大千的画风在57岁的时候自创了泼彩的画法，在继承了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并且还融入了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进而发展成了另一种的山水画笔墨技法。难得可贵的是技法的变化一直保持着中国画的特点，并创造了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
张大千是全能型画家，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于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无所不能，无一不精。
张大千被徐悲鸿称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并被誉为“东方的毕加索”与其毕生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之所以能被世人所铭记，正是因为其不断钻研，不断进取。从而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一一溥心畲
溥心畬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后改字心畬，号西山逸士、羲皇上人等，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为清恭亲王奕訢之孙。作为封建王朝的“旧王孙”，将世俗之事淡然处之，勤勉于诗文书画。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
溥心畬幼年于恭王府习文，亦在大内接受“琴棋书画诗酒花美学”培育。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十余年，再迁居颐和园，专事绘画。正是隐居在戒台寺的这十余年，溥心畲苦心钻研，用功又勤，开始在绘画上展现成就。
1924年迁回恭王府的萃锦园居住，涉足于社会之中，开始与张大千等著名画家往来。两年后，他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首次书画展览，因作品丰富、题材广泛而声名大噪，获评“出手惊人，俨然马夏”。
而后溥心畬遂与溥雪斋（号松雪），溥毅斋（号松邻），关松房（号松房），惠孝同（号松溪）等创立了近代著名国画团体松风画会，（大多为满清皇亲贵族）自号“松巢”。松风画会是京津画派的主要成员，迄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
溥心畬天资颖悟，用功又勤，因此虽然在比常人更多不利因素的压力下，他仍有极高的文采与艺术成就展现。他自许生平大业为治理经学，读书由理学入手及至尔雅、说文、训诂、旁涉诸子百家以至诗文古辞，所下功夫既深且精，因此不免视书画为文人馀事。这使他毕生未能将全付创作精力投注于绘画之中，然而这虽是他的不足，却也因此使他的画风露出一种高雅洁静的人文特质，为常人之所不及。
溥心畬的画风并无师承，全由拟悟古人法书名画以及书香诗文蕴育而成，加以他出身皇室，因此大内许多珍藏，自然多有观摹体悟的机会。他曾经收藏一件明代早期佚名画家的山水手卷，细丽雅健，风神俊朗，俱是北宗家法，一种大气清新的感觉满布画面，溥氏的笔法几全由此卷来。因此其所作山水远追宋人刘李马夏，近则取法明四家的唐寅，用笔挺健劲秀，真所谓铁划银钩，
观察溥心畬的作品时，在画面上的任何一个部位，无论在表现的技法、形式、以及意念上，那种文人心灵、鱼樵耕读与神趣世界的向往，还有远承宋人体察万物生意，与自然亲和的宇宙观及文化观，皆可谓完全谨守传统中国文人精神本位﹝农业社会的文化结构﹞，而拒绝了与现代世界﹝工业社会之文明结构﹞沟通的可能。然而他的书画作品却并未落于古典形式的僵化，而有其生命内涵的真实与精采，只因他的世界本来如此。
从溥氏外在表现的艺术形式上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较新颖不凡的创见。然而艺术的创造性并非仅著眼在外在形式上的考量，赋予旧形式之内涵有新的生命诠释，则有另一层重要的创作意义，却很难由粗略的表面观察所能认知。就这点而言，民国以来的艺术史研究可谓并未给予溥氏应得之评审。
然而在时代的意义上而言，溥心畬亦代表了传统中国知识份子﹝文化﹞在面对世界新文化转型时众多反应中的一种典型﹝价值取向﹞。以溥氏的背景养成来看，即使他早年曾有留学欧洲研习西学的背景，恐怕也不会使他像徐悲鸿一样，扮演一个积极寻求改革与沟通中西文化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来自于他对传统文化中，高度的智慧与价值有深切的体悟与认同；另一方面则多少由于知识份子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冲激时，高傲自尊之本位表现。这种坚持文化道统的立场，虽可视为极端的保守主义，对感应时代的开创性上或有不足，但在另一层重要的意义而言，他却保存了一个传统时代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延续，这使得他的後继者在现代的人文精神与新画风发展得以成为可能 。（节选自百度百科）
南张北溥
自古文人多相轻，但在张溥两位先生身上反映出来的却恰恰相反，二人惺惺相惜之情，难能可贵。二人截然不同的绘画道路以及出生也为中国近代画坛，乃至文艺界书写了不一样的故事以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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