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可从文化反思和政治意义两个层面上来评价。
政治层面：“五.四”反帝绝无任何错误之处，别人都要瓜分你了，难到还要“温良恭俭让”吗？如果没有“五.四”可能中华民族早就落到阿拉伯民族那种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中了。
文化层面：反封建专制，反“儒教”——（由董仲舒创立，程朱理学强化的驭民术）不等于反儒学[先秦的孔孟学说]，更不等于反中国传统文化。但囿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并没有将孔孟学说和“儒教”明确区分开来；更没有把传统文化和儒学划分开。
“五.四”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震荡。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的起点，是反“儒教“文化，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反“儒教”思想文化是其特征。在《新青年》的旗帜下汇集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产生了最早的启蒙作品。如《狂人日记》，《沉沦》，《女神》，《惠的风》等，它们或深刻剖析了在封建文化毒害下国民的劣根性，或热情讴歌了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新风尚。
可以这样说，没有新文化运动作为其思想准备，就不会有”五.四‘运动。说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并不意味着新文化运动是盲目排外的。五.四后的反帝运动不再是义和团，红灯教式的了。
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要重塑国魂，改造受腐朽“儒教”文化毒害的国民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这种国民劣根性表现在“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然有利，然而也有弊。”，这种“狼面前的羊，羊面前的狼。”的国民性，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内部大患，是实行科学和民主的人格障碍 抗击外敌入侵，保国保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已经解决。但是反封建文化，重塑国民性，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任务时至今日仍不能说已经完成。这就是我们今天仍需发扬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理由。
五.四运动确有矫枉过正的倾向，这是无须讳言的。如它对“传统文化”的定义就是有失偏颇的。但这种过激的倾向有当时的时代背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被“逼”产生的。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已非当时那样，不走极端化是明智的态度。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为破坏而破坏，这是不公正的。反封建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文化，这是无庸置疑的。宏扬人性，培养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新的人格观，国家观，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的任务，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但囿于“五.四”时的历史背境和保国保种的主要任务的制约，上述的目的没有圆满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一缺陷，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建设之路走得岐岖而坎坷。“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狭隘诠释，也妨碍了发掘，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精髓的工作。
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研究，整理，提炼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昙花一现，再无踪迹。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证明五千年文明的可信度，国家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搞了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却无人去做先秦文化的整理，发掘方面的研究工作。民族传统文化一片混沌，全盘西化又必遭唾弃，精神文化荒漠化就是必然的结果！正因为目前社会的价值观不明朗，发掘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才是重要的。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世界先进文化相结合，中国才能重塑民族新文化。
任何投资都必须计算投入产出比。
和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及经济学的理论的正确性验证，往往需较长时间。其花费的“成本”远较自然科学理论验证为高，这是由无数史实所证明的结论。再加上人为因素的干扰，那种幻想利用现成理论，观念就可包治百病，万事大吉的看法，几乎等于痴人说梦。所以“不能实施的理论，等于没有。”的观点，是不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之间这种差别的表现。花巨资搞断代史，和花同样的投入搞民族优秀文化的整理，发掘，哪个的产出高呢？
答案是明摆着的：把有据可查的历史往前推了800年，除证明文化悠久，达到增强所谓的“自豪感”外，有什么价值（古埃及已有7000多年！）呢？发掘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精髓，重塑中华新文化，却可使我们走出近一个多世纪的心理困惑，向世界展现炎黄子孙的崭新精神风貌！如何取舍，不是昭若日月吗？
在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蕴含了和当今世界先进文化相同或近似的哲学观，价值观，义利观，公平观，财富观.......，为什么不该去整理，发掘呢？在稳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变革，无疑是“成本”最低的。文化，历史背境和矛盾着的各方是否认同上述看法，则是能否进行稳定条件下变革的关键问题。换言之，这是个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问题，而不是个主观认识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走成英国，日本“光荣革命”式的路，即改良主义的社会转型之路，根本的原因要从中，英，日不同的历史文化背境中去找。有人认为现在的改革就是李洪章的“洋务”，我不敢苟同。当然，也许有人想将它引向那条路，但可以断定：那是死路！
时代在进步，中国在前进，尽管她步履蹒跚。只从个人遭遇或某个学术领域去判断社会是狭隘的，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历史不可能重复，“重头来过”也是不可能的。 螺旋形的发展轨迹是“人间正道”。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的确存在不少问题，难尽人意！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天天在我们的周围出现；贫富的极端化威胁着社会的稳定。所有这些都不是怨天犹人可以克服的。作为一个公民，该问问自己在这个不完美的社会中做了些什么呢？对不公正我抗争了吗？我参与了制造不公正吗？我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社会的索取平衡吗？而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必然涉及一个核心基点：价值观。封建社会的循环律能否再主宰中国，既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取决于多数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对上列问题的答案！
文化和体制是互为影响的。我们这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制度的民族，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儒教”文化，自由，民主这些概念都是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传入的，对它们内涵的不同理解，常常使人们陷入困惑之中（如“民主”一词的汉语字面意思就和其外语原意存在岐意）。自1840年以来，保国保种在新中国诞生前始终是头等任务。“五.四”时虽然不少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认识到改造传统文化，改造落后的国民性的重要性，但在反帝救国的主要社会任务的制约下，文化改造任务并未完成。建国后特殊的内外环境，亦妨碍了此项重大任务的进展。传统文化中有个不良的倾向：极端化。造成这一倾向的责任当然首先是封建统治阶级。从秦王朝起到满清，历代帝王实质上都是极端化政策的崇拜者。权力是极端的，不受制约的；文化是极端的，“独尊儒术”。体制是极端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民性或国民人格是同质异构的：“狼面前的羊，羊面前的狼”。就连阿Q这样的弱者，都会去欺侮小尼姑！在这些负面的文化因子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前，寄希望仅靠引进外来的“民主自由体制”迅速达到国家的现代化是不现实的。将文化改造和制度改造相结合，走一条温和的，渐进式的体制改革之路似乎更具可行性。
峡江奔流
2004.11月于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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