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華夏古代歷史，兒子爭帝位層出不窮，屢見不鮮。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很多流血爭位，楚厲王一死，楚武王就殺了他侄子上位。成蛟也被他哥嬴政殺了。某一天李世民帶著天策府的文武上殿，溫柔地對李淵說，父王年紀大了（玄武門之變時李淵60歲），身體日漸衰老，我作為孝子，願意為父王分擔國事。接著尉遲恭拿著長矛趴在地上，群臣擁簇著李淵移居後宮，過上了沒羞沒臊的日子。群臣回到正殿，三請三讓之後李世民即位。李淵這時候還能說啥，只能是淚流滿面地說我兒子真孝順，知道我日漸疲於國事，幫我分擔憂勞。至於心裡有個多大字號的，那就很難說了。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沒什麼好說的，必須死一個，央視製作的紀錄片激變玄武門把這事兒前前後後說清楚了。基本上就是這樣了。一段冰冷又血腥的宮廷政變，也是一次冰冷又血腥的手足相殘。偉人的誕生，往往伴隨著火與血的淬鍊。歷史上殺兄弟爭皇位的不少，南北朝遍地都是，為啥大家都關注李世民的宣武門之變？因為統一王朝裡能成功幹出這種事的人，還有別家嗎，我真的沒印象了……即使朱棣也是在外地造反，還不敢直接造他爹的反。因為這個殺兄的人開創了大唐盛世，南北朝比起來跟過家家似的。
造反，是一個技術活，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這三點李家二娃全有了，同看大漢帝國的衛太子，三者什麼都沒有，還好意思造反，造反過程一路下來全靠古代交流不發達，信息不對稱連騙帶哄地讓老百姓武裝起來跟著他匡扶正義。搞軍事有點好處就是手底下人多，人脈比李建成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連殺兄弟逼老爹這種事都能幹出來還能洗的乾乾淨淨，這種狠人當皇帝是必然的，政變只是走個流程，要是等他爹決定那玄武門之變只能叫一次軍事行動。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他的退位本就是世民的目標，達成了所以必須退位。他如果真的不退位，那就是世民的戰略失敗，以及李淵的基本盤未受損。
資治通鑑其實已經說得很溫和了，基本史料上涉及皇家，很多東西都是需要曲筆避諱的，只做暗示。但反過來，資治通鑑暗示到這個程度，已經與明示無異了。在普遍都有曲筆的史料裡，這種“暗示”幾乎已經是在直白地黑了（司馬光一向擅長曲筆暗示，也是事實）。不過那個“從之”我覺得確實有點過度解讀了。臣下提出建議，天子“從之”，這是史書慣用的表達方式，並不奇怪。那個從也不是被迫順從之意，只是表示首肯准許罷了。這個修辭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只有聯繫上下文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這件事才有問題。
李淵之所以一直難決，除了父子情感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外有突厥的威脅。這是李淵很大的一個心病。所以後來李世民破滅突厥後，李淵才會特別高興。李世民才會有那種特別的表達感情舉動。你可以看後來的朱棣，怎麼對待朱高煦的，同樣是長子守攤，次子戰場衝殺。最後，朱高煦被侄子給活活烤死了。唐初的局勢，並不是穩定和平的環境，可以說如果沒有貞觀時候的勵精圖治，唐朝也未必不會成為第二個隋朝。後來沒有李隆基，唐朝也很可能在武則天這塊，就戰略收縮到長城以內了。
武德七年李淵讓李世民去洛陽同於放虎歸山，有天策府和秦王府的李世民完全有能力在洛陽自成一王，李淵只是為了不讓他們在長安鬥，但太子和齊王明白，你李世民在長安就是隻貓，去了洛陽就是隻虎。玄武門之變是被太子齊王的釜底抽薪之計逼到絕路上的。去洛陽有獨立建立一個國家的可能性。封王建藩，調虎（戰將）離山，剪除羽翼，理論上可行，有覆滅的可能性，實際上不好說。古代軍隊是第一要務，雖然法統在太子一邊。五代十國時期，經典名句：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爾。離開京城，即使沒有法統，去洛陽分分鐘獨立，招兵買馬建軍開國。當初李世民就已經派張亮去洛陽廣結豪傑，就是在以備時變，後來被齊王告發，李淵不讓他去洛陽肯定也考慮到這點。李世民連退路都被人堵上了，玄武門之變就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一直覺得玄武門之變是最好的結局。大唐百姓和各大勢力之福，沒有進一步再死人。死也是李家最痛苦。他爺倆最痛苦。李家承擔了。兒子替父親出了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這也奠定了唐朝幾百年沒有和平交替政權的基調，估計還是受南北朝時期影響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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