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为何必死？

岳飞

1103年3月24日出生于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

他生于一户普通农家，出生时，传说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故而名飞，字鹏举。20岁时，岳飞开始兵戎生涯，此后一生为武将，曾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岳飞生于寒门，死后成为民族英雄。以“莫须有”的罪名赴死，又以“尽忠报国”闻名于世，一生跌宕。靖康之变后，建炎南渡，岳飞之死，与时事相关，为何一定会死？还要从“绍兴和议”说起。

一说绍兴和议，一般人总认为就是宋金在绍兴十一年岁末达成，次年年初生效的那次，由于绍兴十二年（1142）是壬戌年，故也称“壬戌之盟”。但严格说来，在“壬戌之盟”前，宋金之间在绍兴八年（1138）岁末已达成和议，因这年是戊午年，也称“戊午和议”。但金朝随即发生政变，主战派完颜宗弼（兀术）主政，全盘推翻了和约。这里，就从第一次宋金和议说起。

秦桧独相以后，宋金议和便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宋高宗和议决心已定，却顾虑三大将态度，便在绍兴八年秋天分别召见

《中兴四将图卷》（现藏国家博物馆）

摹绘了张俊、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四位南渡大将的肖像。经专家鉴定，这幅图卷已是摹本，而非刘松年原作。

十一月，金朝的“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所谓“诏谕江南”也就是金朝皇帝颁诏谕给“江南”，意味着根本不承认南宋是对等政权，只是其江南属地而已。按规定，宋高宗必须跪拜金使，奉表称臣。高宗冠冕堂皇地表态：只要百姓安生，不惜屈己就和。顿时群情激愤，临安街市上有市民愤然张贴的榜帖，直斥“秦相公是细作”；文武臣僚的抗议奏章雪片般呈送上来。武将有岳飞、韩世忠、解潜与杨存中等，杨存中还是深受皇帝宠信的“宿卫”之将。秦桧私下封官许愿收买人心，但众多文臣秉持节操，慷慨上书，知名的有李纲、张九成、曾开、尹焞和朱松等，长长的名单里还有张焘、李弥逊、晏敦复、张扩、范如圭、赵雍、方庭实等。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的上疏最为激烈，直斥高宗“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最后表示与秦桧不共戴天，坚决主张斩秦桧、孙近和王伦以谢天下：“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处小朝廷求活耶！”胡铨怒斥“小朝廷”，正气凛然，秦桧听闻，也只得表示“待罪”（宋代宰辅大臣受到朝议抨击时向皇帝主动表示停职接受处理的政务术语）。宋高宗虽也恼羞成怒，却慰解秦桧，给他吃定心丸：“卿等所陈，初无过论；朕志固定，择其可行。”高宗气急败坏，曾“欲正典刑”，即将胡铨处死，但有臣僚以建炎初杀陈东为谏，这才强忍怒火。经君相密议，定以“意在鼓动，劫持朝廷”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羁管，贬谪岭南，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岁末，南宋以皇帝正在为宋徽宗守丧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诏书与议和条件。绍兴九年（1139）正月，宋朝以韩肖胄为奉表报谢使，以王伦为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上开封，王伦与完颜宗弼交割了地界，南宋名义上收回了东、西、南三京与河南、陕西地。王伦得到宗弼要谋害挞懒撕毁和议的情报，便派人回朝报告，建议派张俊、韩世忠、岳飞与吴玠分别固守东京、南京、西京与长安，以免中原得而复失，命张浚再开督府“尽护诸将，以备不虞”，但高宗犹如风过马耳，置之不理。

李纲尺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李纲自建炎元年（1127）八月罢相出朝，始终赋闲，不为所用，但孤忠犹在，议政不辍。这通尺牍作于绍兴五年（1135）。

五月，王伦继续北上，等他到达金朝，完颜宗幹与宗弼已发动政变，杀死了对宋主和的完颜宗磐和挞懒，推翻了和约，以宗弼为都元帅，分川陕、两淮与京西三路向宋军进攻，仅在一月之间就夺回了河南、陕西。

王伦在金熙宗面前痛斥金朝背信弃义，被关押了起来。绍兴十四年（1144），金人胁迫他出仕金朝，他坚决拒绝，被金人绞死。王伦在当时与后代历来遭人唾骂，但他作为议和使者，奉旨行事，别无选择，对金人也并不抱有幻想，更何况晚节可风，不能简单斥之为投降派。

金军全面进攻打破了高宗、秦桧屈膝求和的迷梦。按惯例，金军毁约南侵之日，便应是主和大臣引咎待罪之时。秦桧尽管窥伺到宋高宗不可能轻改议和决策，但仍担忧他自己的相位，便让亲信、御史中丞王次翁前去游说：倘若事有小变，就改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而排黜异己，收拢亲故，绝非数月就能搞定。希望陛下勿让异议小人趁机而入！宋高宗也明白，他与秦桧既已上了议和之船，便只能同舟共济直达彼岸。秦桧摸到了皇帝“眷之不衰”的底牌，立刻把抗金反击的大旗抓了过来，以皇帝与朝廷的名义颁布讨金诏书与檄文，在指斥金朝“信义俱亡，计同贼寇”之后，进而号召南宋军民：“况彼出师无名，而我师直为壮，将士一心，所向无前，何往不克！”

宋军在三个战场上进行了抵御或反击。川陕战场由吴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阻挡住金将完颜杲（撒离喝）的锐利攻势。东路战场由韩世忠与张俊唱主角。韩世忠军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进围淮阳却无功而返。张俊与王德在淮西采取了攻势，进入了宿州与亳州。但战争主要在中路战场进行，由岳飞、刘锜与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

刘锜被任命为东京副留守，率原八字军万余人北上赴任，绍兴十年（1140）五月抵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接到金军毁约重占东京的消息，便率军入城，凿沉了自己的座船，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与新任知府陈规作死守计。仅用六天，他就严密部署了顺昌城的防务，令蜂拥而至的金军前锋捡不到便宜。八字军将士都说：“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六月，宗弼亲率主力步骑十余万赶到顺昌城下，为鼓舞士气，他声称可用靴尖踢倒顺昌城，命将士来日府衙会食。他麾师攻城，出动“铁浮图”和“拐子马”夹攻宋军。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迂回侧击，称为“拐子马”。“铁浮图”也叫铁塔兵，形容重甲骑兵装束得铁塔一般，每三匹马以皮索相连，像一堵墙那样向前进行正面冲击，最适宜冲阵。

时正大暑，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已过，见金军疲惫不堪，才命八字军战士轮番出攻，殊死搏杀，以少击众，金军被杀五千余人。三日后，宗弼支持不住，狼狈逃回开封，刘锜追袭，杀敌万余。顺昌之战以逸待劳，以少胜多，挫败了金军南下的势头。

顺昌之战后，宋军开始转入了战略反攻。岳飞以收复故都开封为目标，始终不忘自己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就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河，联合“忠义巡社”，攻取两河州县。然后，岳飞亲率大军长驱直入，进驻郾城，另分别派部将进驻颍昌，攻占郑州，克复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对故都开封形成战略包围。

七月上旬，宗弼经过一月多的休整和补给，又亲率一万五千精锐骑兵从开封直扑郾城，企图借平原地形，充分发挥拐子马之长，一举消灭岳家军主力。岳飞亲自出马，命其子岳云和爱将杨再兴跃马驰突，运用巧妙的战术，或角其前，或掎其侧，使拐子马不能发挥威力。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宗弼把“铁浮图”军投入战斗。岳飞命步兵上阵，以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专砍马足。只要砍断一条马腿，一组三匹的“铁浮图”军就只能被动挨打。只见岳家军的步兵拉着敌骑手拽撕劈，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取得郾城大捷以后，岳飞预料到宗弼将转攻颍昌（今河南许昌），便派岳云等率背嵬骑士前往驰援。七月中旬，兀术率骑兵三万直抵颍昌城下，后续援兵源源而来，又遭到岳家军的沉重打击。他只得把十万大军驻扎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企图阻挡岳飞进军。但岳家军前哨五百铁骑抵达后，稍一交锋，金军即奔溃。颍昌大战，岳家军杀敌五千余人，俘敌二千余。郾城之战与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孤军突进与金军优势兵力正面决战所取得的大捷，展现了岳飞是南渡诸将中仅见的擅长进攻战的军事统帅。这时，北方义军纷纷响应，大河南北捷报频传。见此形势，岳飞与部将快意相约：“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

对金朝毁约后双方战端再开，宋高宗与秦桧心态微妙：宋军既不能大败，又不能全胜。倘若大败，皇帝即便逃脱阶下之囚的命运，立国的空间与继统的合理性也将大打折扣，从而失去向金乞和的起码资本。但倘若大胜，诸大将乘战胜之势，拥重兵，挟战功，凌驾君权之上，势所难免，这也是绝不能容忍的。

秦桧摸准了皇帝的心态，接到郾城之捷与顺昌之捷的战报后，便踩准步点，建议宋高宗给岳飞下班师诏。岳飞立即激切上奏，坚决反对“班师”：“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再失！”但宋高宗为向金朝求和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竟连下金字牌，强令岳飞立即班师。其时，数万岳家军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陕西、两河的局部地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而张俊、韩世忠和刘锜等部奉命已经或正在后撤，岳飞将陷入孤军深入的严重局面。鉴于形势，最关键的还是君命难违，七月下旬，岳飞违心拒绝了两河遗民要他继续北伐的请求，奉诏“班师”。他眼睁睁看着高宗与秦桧葬送了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战争，痛惜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悲愤地喊出：“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家军南撤返回鄂州（今湖北武汉），河南州县很快被金军重新占领。

岳飞是宗弼碰到的真正敌手，郾城大捷以后，金军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宗弼开始采取和战并用的策略。双方和谈尽管中止，但热线联系仍未中断，宗弼致信秦桧，明确提出条件：“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宗弼亲率近十万大军直入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沂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杨沂中、刘锜与张俊的部将王德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有研究者认为，柘皋之战是南宋主力军团对南下金军的一次会战，会战性质是防御战；而柘皋之捷不仅是秦桧指导战争方针的胜利，而且是“皇帝确立战争暨军事指导力的一大转机”；战争一结束，宋高宗与秦桧就着手收兵权，解散各家私家军，重组皇帝的直辖军（参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第192页）。

柘皋之捷后，张俊准备独吞会战之功，打发杨沂中、刘锜还军，岂料宗弼命孔彦舟回师攻陷濠州（今安徽凤阳），重创前来救援的杨沂中与王德军，部众伤亡严重。韩世忠奉命来援，却被金军截断归路，便边战边退，全师而还。

岳飞接到命他驰援淮西的手诏，宋金已经开打，行军途中获知张家军与韩家军大败，金军已安然渡淮北上，顿时悲愤难忍，当着部将脱口说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官家”指宋高宗，这句话后被定为“指斥乘舆”的大罪名。岳飞两援淮西都慢了半拍，表面理由一是本人“寒嗽”（感冒），一是军队“乏粮”，是否夹杂有对宋高宗阻挠北伐的不满情绪，则不得而知。但这点不久就成为他受迫害的口实。

宋高宗与秦桧本来就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夺武将兵权，如今在兀术的要求下，罢兵权又与屈膝求和联系在一起。绍兴十一年四月，他们采纳了给事中范同明升官爵、暗夺兵柄的建议，调虎离山，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与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西、淮东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

韩世忠与岳飞对朝廷此举感到突然，张俊因与秦桧早已达成幕后交易，约好尽罢诸大将，兵权独归其掌控，带头交出了兵权。唯恐韩、岳联手，高宗宣布韩世忠留御前任用，张俊、岳飞前往原韩家军驻地楚州措置战守事宜。

张俊所干的尽是肢解韩家军、撤毁江北防务的勾当，岳飞作为副职完全无能为力。当岳飞知道秦桧与张俊正在唆使亲信诬陷韩世忠图谋重掌兵权，便通报给了韩世忠。韩世忠急忙面见高宗，号泣投地，高宗知道他除力主抗金外还是比较听话的，念他在苗刘之变中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接下来，高宗、秦桧就把迫害的黑手伸向了岳飞。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出身最低、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朱熹以为“中兴将帅以岳飞为第一”，但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个性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今上，加深了高宗的忌恨，引来了杀身之祸。

赐岳飞批劄卷（现藏台北兰千山馆）

据《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这道付岳飞手诏作于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当时，金帅完颜宗弼进攻淮西，南宋派各路军迎战，岳飞九日才接到出兵手诏，其时正“见苦寒嗽”（重感冒），两天后抱疾从鄂州（今武汉）发兵。高宗连发数封手诏，命他赶赴淮西，参与诸私家军与金军的会战。这封手诏在十九日二更发出的，可见其迫不及待。从措辞看，宋高宗虽仍表扬岳飞“国而忘身，谁如卿者”，要求他速与诸军会师，但品味“一失机会，徒有后时之悔”，对其已深致不满。果不其然，未能及时驰援淮西，其后成为岳飞的罪名之一。

其一即绍兴七年（1137）四月，因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其二即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三岁儿子赵旉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而绍兴十年金朝毁约，岳飞出师北征前竟再次亲笔奏请及时立储，以防金朝政治讹诈。宋高宗尽管耿耿于怀，却深知此时必须倚赖岳飞，便下手诏“嘉叹”他“忱诚忠谠”。岳飞也真不懂政治，建请立储之事，宰辅大臣尚应避嫌慎言，一介武将岂可再三喋喋？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岳飞实在是太欠思量。再加上岳飞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宗弼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议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唆使他的死党万俟卨以谏官身份弹劾岳飞，颠倒是非的罪名有三，一是“日谋引去，以就安闲”，二是淮西之战，不及时发兵，三是淮东视师，沮丧士气。第一个罪名暗指岳飞辞职上庐山一事，第二个罪名是指没能及时驰解淮西之围一事，第三个罪名完全把张俊撤除防务的事情栽到岳飞的头上。次月，岳飞意识到处境的险恶，上表辞位，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他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宫观闲职。这时的岳飞既不掌兵，又没权位，既对君权构不成威胁，而对朝廷求和也不可能再发声音。但高宗显然不想就此收手进而保全他，罢政制词里说岳飞有“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留下了杀机。韩世忠看清了大势，主动辞去枢密使之职，杜门谢客，口不言兵，以求自保。

张俊受秦桧指使，利用在镇江开枢密行府的机会，胁迫岳飞的部将都统制王贵就范，又买通了副统制王俊，由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的爱将副都统制张宪，诬陷张宪在岳飞罢兵后准备裹挟原岳家军离去，以威逼朝廷还兵给岳飞。王贵把王俊的状词发往镇江枢府，张宪虽受到张俊的严刑逼供，仍不肯屈招。张俊却上报朝廷，诬指张宪串通岳飞谋反。

高宗下旨特设诏狱审理岳飞一案。宋代群臣犯法，多由大理寺、开封府或临安府处理，重大的才下御史台狱，很少使用诏狱的方式，诏狱是用以查办谋反大狱，须由皇帝亲自决定的，临时委派官员奉诏推勘。

十月，岳飞与其子岳云被投入大理寺狱，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岳飞在受审时，拉开上衣，露出早年刺在背上的“尽忠报国”四字，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何铸经反复讯问，未获一丝反状，便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词穷，抬出后台说：“此上意也。”何铸虽然前不久也弹劾过岳飞，但良心未泯，不无义愤地说：“我岂区区为一岳飞，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大将，失士卒之心，非社稷之长计！”

秦桧在高宗同意下，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酷刑逼供，锻铸冤狱。岳飞在狱案上愤然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喊出最后的抗议。

听到岳飞将处以谋反罪，许多朝廷官员都上书营救，连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挺身而出，当面诘问秦桧，所谓谋反证据究竟何在，秦桧支吾道：

岳飞曾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家军能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其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在当时诸军中最具战斗力的。在抗金战争中，岳飞的战功与威名远在其他诸将之上。他也是南渡诸大将中唯一的进攻型将帅，由他统率大军北伐，本来是最有希望恢复中原的。岳飞一死，恢复就只能成为一种难以兑现的梦想。一代抗金名将却死于自家君相的毒手，这种自毁长城的行径更激起万世后人对民族英雄扼腕的痛惜与由衷的崇敬。

翠微亭题记拓片（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自宋高宗与秦桧收兵权、杀岳飞后，《宋史·韩世忠传》说他“自是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这方《翠微亭题记》是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五日韩世忠的长子韩彦直为其父营建翠微亭所作的，其交代原委道：“清凉居士韩世忠因过灵隐，登览形胜，得旧基，建斯亭，榜名翠微，以为游息之所，待好事者。”韩世忠晚年自号“清凉居士”，一说乃怀念故乡延安的清凉山（即今宝塔山）。

岳飞之死与绍兴和议及第二次削兵权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不过，削兵权并非必然要导致岳飞之死，因为当时三大将的兵权确实已经平稳转移到三省、枢密院手里，也并没有任何反侧动乱的迹象，高宗完全可以对他们“保全于始终”。但高宗与秦桧在议和、削兵权与杀岳飞问题上，是各怀鬼胎，互相利用的。在秦桧看来，岳飞成为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从高宗角度看，杀岳飞主要并非为了和议，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杀鸡儆猴，以便他驾驭诸将，也因为憎恶岳飞“议迎二帝，不专于己”，替自个儿出一口恶气。在岳飞之死的问题上，高宗、秦桧也都在玩弄“交相用而曲相成”的把戏。于是，岳飞非死不可。

在分析评价绍兴和议与宋金对峙格局时，不以绍兴和议导致宋金地缘政治相对平衡的定局来排除宋金战争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倘若宋高宗与秦桧不是贯彻其一味屈膝求和的既定决策，而是抓住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屡败金军的大好形势，动用朝廷的既有权威，协调韩世忠等大将协同作战，宋金战争就有可能出现南宋占有绝对优势的结局，将宋金边境北推至黄河为界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势下，即便双方最终订立和议确是势所必然的，但南宋在谈判桌上就占有了强势的话语权，不仅和约中未必再有屈辱性条款，议和以后南宋内部的政治生态或许也不至于那么急速地转向高压与专制。

绍兴和议是在岳飞被害前一月签署的，这也反证：即便为屈膝求和，高宗也是完全可以不杀岳飞的。绍兴和议的主要条款是：宋朝皇帝向金朝皇帝称臣；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让给金朝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与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宋向金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从当时宋朝立场看来，称臣、割地、纳币，绍兴和议无疑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更何况当时宋朝在对金战争中还略占了上风。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绍兴和议最终决定了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了相对平衡状态，宋金两国都已不堪连年的战争，绍兴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

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以和平共处为主流，双方虽然也有战争摩擦，但始终没能改变这一基本格局，正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下，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南宋则最终完成了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钱大昕以为，宋金和议“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绍兴和议的交换条件，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金朝把宋徽宗的梓宫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归还给南宋，高宗上演了一场“皇太后回銮”的“孝道”戏。

《迎銮图》局部（现藏上海博物馆）

这卷图《石渠宝笈》原题李公麟画《李密迎秦王图》，入藏上海博物馆时改名为《宋人画人物故事》，徐邦达据画中人物多作宋人衣冠，长脚幞头尤易辨识，考定为南宋佚名画家所作《迎銮图》。据此，画卷摹绘的就是宋高宗亲往临平（今杭州）迎接韦太后从金南归的场景。

据说，徽宗棺椁里并无尸身，金人只放上了一段朽木，高宗也不敢开棺验尸，他怕再蒙羞辱。而韦氏在金朝也受尽了臣妾之辱，她被金将完颜宗贤占有达十五年之久，生有二子。高宗煞费苦心地把自己母亲被俘时的年龄从三十八岁增大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五旬老妇绝不可能有那号事，种种传闻只是金人的“诽谤”而已。

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这就剥夺了高宗对秦桧的罢免权，确保其相权的不可动摇。于是，绍兴和议以后直到秦桧死前，南宋政治空气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和黑暗。

（本文摘自《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主。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

虞云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来有关靖康之变后南宋前四十年历史的文章，以高宗一朝君臣为核心，包括对岳飞之死、绍兴和议、秦桧专权、苗刘之变等历史事件的分析，揭示了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也反映了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同时也揭示了“中国转向内在”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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