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小脚女人、鸦片，近代中国三大陋习。三大陋习中，八股与缠足乃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鸦片属于完整意义上的舶来品。鸦片起先是药品，后来在中外人民的“集体智慧”下，演变成天朝上下的最爱。在此前后，英国人往天朝输入过钢琴、饭叉、睡衣、玻璃、钟表甚至上帝等各种洋玩意儿，但天朝人民并不怎么接受：1674年，英国商人来华，流泪赔本大甩卖，只卖了11匹布；1699年，英国的毛织品来华，东印度公司大班发现，没有中国人想买它；刀子、钟表，赔本能卖出去一些；钢琴、刀叉，赔大本也没有人买；至于睡衣、睡帽，更卖不出去……
按有些中国学者的解释，英国商品卖不出手，乃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廉价工业品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但是这些学者解释不了，为什么对于鸦片，天朝人民就没有天然抵抗力了。相反，天朝人民热烈拥抱鸦片！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并不禁烟，因为英国臣民并没有迷上这玩意儿。鸦片战争前后，每年流入英国本土300箱鸦片，成为城市中下层阶级的麻醉剂。但是英国政府及民众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因为面对众多酒鬼，几个鸦片鬼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当中国鸦片正泛滥的时候，英国的海岸缉私队也没闲着，50艘快船6000名缉私队员在英伦三岛周围忙着禁酒呢。在白酒与鸦片面前，英国人选择的是前者，中国人选择的是后者。
而日本，与中国同样的条件下，也没有拥抱鸦片。所以，鸦片应该还有一个民族偏好因素在内，这是我们不好意思承认的。难道说，鸦片，天朝人民就爱这一口？
近代中国到底出了多少烟民，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黄仁宇先生说过，中国向来缺少数字化管理，所以我们只能像民间百姓分萝卜那样撮堆算：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中国有1250万人在吸食鸦片；1838年，林则徐认为有400万人；1881年，赫德估计为200万人；1890年，有人提出为1500万；1906年，有人提出为2000万。不管具体多少吧，估计天朝百姓与鸦片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中国的诗词中，甚至把鸦片称作相思草。天朝人民相信一种传说：印度在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男女捆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的鲜血流出，浇灌给罂粟。也许，这是天朝人民为自己离不开鸦片所想象出来的最佳理由吧。当然，鸦片有诸多好处，治病祛痛这是众所周知的，精神迷醉也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人把它当作睡觉的催眠药、采花时的春药、延年益寿的长寿药。甚至有人认为，鸦片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除了以上原因外，鸦片在中国的风行，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天朝人民后来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凡是能种鸦片的地方，都种了。鸦片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薯和玉米：鸦片生产的利润极高，鸦片的产值和利润远高于一般经济作物，比红薯、玉米、棉花等强多了；种植鸦片的劳动强度相对来讲比较小，妇男老幼皆能干；鸦片具有货币功能，而且能够保值，这种货币，除了不会贬值外，携带起来还方便、安全，所以旅行者和商人宁愿带着鸦片上路而不愿意直接携带容易引人注目、吸引歹徒的钱银，甚至天朝各地赴京赶考的举子也往往携带鸦片以支付一路上的食宿费用。
我发现，中国某些学者在涉及这些层面时都小心翼翼，有些学者干脆违背市场规律，说什么鸦片与其他商品不同，不是由需求决定供应的。这种怪论之所以能出来，我估计跟学者的移情有关。也就是说，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浸入其中，把自己整成爱新觉罗家的后代了。这些后代估计没看过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续记》。书中主人公鲁滨孙在续记里已经是商人身份了，曾经到过非洲、印度和中国，而他在中国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贩卖鸦片：“我们买了一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狠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笛福这个小说家，做过生意，办过报纸，住过监狱，做过记者。正是生意破产后，他才拿起了笔，而且做生意的时候只去过欧洲，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来过中国。但是，他的小说里已经反映天朝人民喜欢鸦片——需求决定供应了，所以在笛福笔下，中国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当然可悲了，英国送来恁多西洋玩意儿，中国人却独独爱上了鸦片！中国政府禁教能成功，禁鸦片却愣是禁不住！
鸦片来自罂粟，而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它的原产地到底在哪儿，至今众说纷纭。好多人偏向于认定原产地在希腊。不管在哪儿吧，但首产地不在天朝，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花朵惊人的美丽，果实惊人的丑陋——坚硬的黑色小球球。谁也想不到，这丑陋的果实，能迷醉整个天朝！
人类最初发现罂粟医学价值的，是公元前5世纪西方医学祖师希腊人郗保克拉底斯。制造鸦片的罂粟，中国唐代（7世纪）的文献中就出现过。至于划破罂粟壳提取纯的汁浆加以炼制成鸦片的方法，最早见于王玺1488年的《医林集要》中，他做过20年的甘肃总督。马士猜测，在那里他同回教徒接触，可能学到阿拉伯的工艺和制造。16世纪，李挺的《医学入门》也描述了同样的制作鸦片的方法。在他的书中，给鸦片起名叫“阿芙蓉”，据说这个美丽的名字，是从阿拉伯语中的鸦片一词音译过来的。于是，中国对鸦片有了两种称呼，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叫鸦片；从阿拉伯语过来的，叫阿芙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鸦片，这个让天朝大触霉头的药品，倒堪称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见证，而交流的桥梁，仍然是全世界文明的使者——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西方，同时，不经意间把鸦片传到了中国。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对阿拉伯人作任何的道德谴责。因为长期以来，鸦片在中国，只是药铺里默默无闻的一种药材。一句话，人家传播过来的是切菜刀，你要愣用它杀人或者自杀，就是自己的事儿了。
澳门葡萄牙人1589年的一份《陆饷货物税则例》显示，那时的鸦片是作为药材进口的：“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时。”据说有人化验过万历（1573—1620）皇帝的骨头，发现里面有吗啡，证明他是吃鸦片的。有人考证过，这个传说大半属假，但即使是真的，也顶多是一种个例。总之，养在药铺人未识，几百年里，鸦片没有成为中国百姓的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因为鸦片很臭，特别是某些晒制的办法让鸦片有一种尿液发酵后的味道。这种味道，挡住了不少人。因为不管是像服金丹那样直接吞食，还是和其它药煎汤服饮，没有点喜欢喝尿或者逐臭的情趣与偏好，一般人是不会尝食这种玩意儿的，所以，鸦片还不至于成为公害。直到一种绝妙的吸食方法传遍神州大地，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躺在烟榻上拿着烟枪就着烟灯吞云吐雾、赛似活神仙的那种场景。
这种享受的极致，也就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发明出来。马士说：“一般说来，服用鸦片的其他国家人民都是把鸦片从口吞食到胃里去，唯有中国人是吸食的。”吸食，不但把鸦片的尿味给逼跑了，反而让鸦片发出了令人陶醉的香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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