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社会的寄生虫:在分封制之下,皇亲国戚们的奢靡与堕落生活

分封制是一种古老的制度,从周武王分封诸侯到秦始皇设置郡县为止,共持续了八百多年。汉朝时期采用了折中性质的郡国并行制,结果还不到半个世纪便发生“七王之乱”;又过了几百年,当晋武帝渡江平吴、统一天下后,又大肆分封诸子,最终酿成“八王之乱”。历史已经证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古老的制度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对社会的进步再无积极作用。然而一些“家天下”观念极为浓重的君主依然恋恋不舍,千方百计的要恢复这种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便是其中之一。

明朝初定天下,朱元璋便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像古代分封那样授予诸子过大的实权,而是加以平衡与改造。除了在边疆的燕、晋诸王外,分封于内地的子孙们不过设有三护卫,享有王爵之名而已。他们手中既无兵权,也不参政议政,极易控制,不至于成为尾大不掉之势。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皇亲国戚不事生产,一切收支应度皆仰仗于地方县官,又广有农庄,常侵占良田。对上虽然不能威胁到朝廷的统治,对下却可以侵渔平民百姓,成为社会的一大蛀虫。因此,当时有人评价明朝特色的分封制时说:

“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明朝社会的寄生虫:在分封制之下,皇亲国戚们的奢靡与堕落生活

朱元璋恢复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分封制

明朝藩王地位尊贵,享有特权

朱元璋没有给予藩王实权,但却让他们享有很好的福利,具有很高的身份,甚至连地方官都不敢招惹。《明史》说谷王朱橞侵夺民田,挪用公税,残杀无罪之人,收藏亡命之徒,长史虞廷纲看不下去,便直言进谏,结果却被诬陷,惨遭杀害。又有伊王世子朱典楧,称霸一邦,凡是地方官不能让他满意的,必然构陷其罪,令其贬去,导致御史行部连城门都不敢进去。他府上的宫墙坏了,便借着修筑的机会,擅自拆迁附近的民居房,以扩张自己的领地。还向平民索取房子,有不肯给的,便派人闯进其家中,将人带走并监禁至死。朱典楧还曾掳走七百名河南女子,留下最漂亮的九十个,其他的必须由家人出钱来赎买才肯放还,因此成为地方害民之一霸。

明朝的地方藩王虽然没有治权,却享有高于地方官的地位,能够独立于法律范围之外,除了朝廷之外,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们。到了明朝中叶,宁王朱宸濠蓄谋造反,收养群盗,劫财于江湖之间,司法部门也不敢过问,俨然成为地方的一个小君主。

由此可见,朱元璋考虑藩王会威胁到中央的统治,因而不给予他们实权;但又本着“亲亲”的原则,让藩王享有尊贵的地位,享受各种特权。这就导致这么一个后果:明朝的藩王对于中央来说是软弱无害的,对于地方官及百姓来说,却是飞扬跋扈、不受限制的小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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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分封的藩王

明廷对藩王防备太严,导致彼此疏远

按理来说,藩王既然只能由朝廷来管制,那么朝廷应增强与他们的联系。但是明朝制度却规定藩王轻易不得入京面圣,一旦出藩,几乎就再也没有还京之日。这样必然造成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朝廷对藩王在地方的恶行不闻不问,也不需要他们来进京来述职,只要那些钦差在巡查之后,回去不向皇帝如实汇报,藩王便无问责之忧。

根据《明史》的记载,明朝弘治年间,周太后因想念次子崇王朱见泽,特意召他进京入宫。大臣倪岳知道后,便上奏说自宣德以来,无亲王朝见之事,太后也不应坏了这个规矩。在制度压力下,周太后只得放弃了原先的打算。万历时期,郑贵妃因骨肉之情,不舍得让福王出居藩国。李太后知道后,对她说:“吾潞王亦可以寿节来乎?”由此可见,明朝的制度规定藩王一旦出居在外,便今生不得入朝了。

这种制度的初衷是要防范藩王,但它却导致骨肉间互相疏远,乃至于互不通问的地步。藩王各居一方,不干预朝政,他们之中贤良一点的便专研于文艺学术,不成器的则专干酒色花鸟的营生。不能为国家做奉献,活着只图自家享乐而已。明末河南大饥,福王不肯出一粒粮以赈民;因此乱民皆追随李自成,攻破洛阳城,发王府及巨室米数十万石以救灾;张献忠围攻武昌时,楚王家中积金数百万,有人请求他出资招募将勇来守城,不料他却断然拒绝了。结果张献忠攻进来后,举城之人皆被屠戮;他用几百辆车来运送楚王的财产,昼夜不能歇。可见,明朝藩王视自己的家财重于国家利益,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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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们享受特权,却极端利己,使明朝尽失民心

明朝藩王不事产业,寄生于社会之上

藩王是明朝的贵族阶层,他们整家的吃穿用度,皆取自官府。因为朝廷不允许他们出仕,也不准他们做其他谋利的营生,俸禄成为其唯一的生活来源。而俸禄又出自国库,源自税收,相当于老百姓养活了这群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寄生虫。

《明史》里说,按照明朝的俸禄制度,亲王一级的皇亲国戚还能过得很宽裕,但到了郡王乃至中尉级别,就入不敷出了。这是因为亲王多为皇帝的儿子,俸饷最为丰厚,而且还有草场、乡田等产业,可以通过出租来获得收入。受宠如福王者,能够得到河南最肥沃的土地,根本不愁吃穿。而郡王以下的,属于血脉旁支,关系较疏远,没有太多田地私产,仅靠岁禄来支撑而已。家族的人口越多,压力便越大。朝廷既然不准他们置办产业,那么就只能通过增加赋税来提高岁禄了,这又必然造成百姓的困苦。

在嘉靖年间,御史林润就上奏说:“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至八百五十万石,即无灾伤减免,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将何以支?”可见藩王作为寄生阶级,占用了国家的大部分财政支出,徒劳增加平民的负担。

明朝社会的寄生虫:在分封制之下,皇亲国戚们的奢靡与堕落生活

结论:“藩王分封制”是明朝的第一稗政

明太祖朱元璋恢复了西周、西晋、六朝和元朝的分封制,而且还做了改装,使藩王有地位、无实权,有俸禄、无产业,成为真正的寄生虫。

古代的藩王虽有独霸一方之弊,但他们至少还能参与国事,为国家出力。例如西周的诸侯为王室开疆拓土,攘却夷狄,功绩不小;汉朝的藩王也负有守土之责,甚至能够重用贤人来治理封国,并非一无是处。而到了明朝,分封制虽然恢复了,但藩王没有实权,也不做实事。他们靠世袭获得爵位,以朝廷为后台,欺凌地方官府,鱼肉平民百姓,危害甚大。故知古代的藩王威胁的是皇帝,明朝的藩王危害的是平民。明朝的制度只考虑怎么消除藩王对朝廷的危险,却没有顾及他们对地方的危害,使藩王成为国家中最腐败的那部分人群。

就算是安分守己的藩王,对于百姓来说也是不应存在的。因为他们就像一群寄生虫一样,靠国家俸禄养在深宫大院之中,没有为民谋利,却还要家中税负。因此,百姓从来就不会爱戴他们,而是充满着畏惧与轻蔑。

总的来说,实行“藩王分封制”之后,明朝就背上了一个无用的包袱,而且越背越重,直到国家灭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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