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漢高祖劉邦建立大漢王朝後，改秦朝的郡縣制為郡國制。並將劉氏宗親分封至全國各地，使宗室成為皇室的屏障，共同拱衛中央。郡國諸侯雖然向漢天子稱臣，但在自己的領土之內所行之事與皇帝無二。到漢景帝時期，宗親與皇室之間的血緣紐帶已經不如漢初時那般牢固。再加上漢初時劉邦曾過度授予郡國諸侯權利，地方勢力逐漸大於中央，使中央深感不安。漢廷核心與地方郡國諸侯之間的矛盾開始不斷加深。
漢景帝在位時已經對藩鎮勢力開始擔憂，大臣晁錯提出《削藩策》，直接引發了七個諸侯國的叛亂，叛軍攻至長安城下逼迫漢景帝誅殺晁錯才作罷。雖然最終叛亂被平，但問題的本質並沒有得到解決，七王之亂很有可能再次發生。漢武帝即位後於公元前127年正式開始削藩，達到了強化中央集權，削弱地方諸侯勢力的目的。本文將從《推恩令》和《左官律》等相關政策中，分析漢武帝的削藩舉措。
（御史大夫晁錯）
漢高祖劉邦認為秦帝國衰亡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分封嬴氏諸侯，所以在國家面臨被顛覆的危機時沒有勢力可以伸出援手，只能依靠中央政府一己之力維護統治。於是劉邦在稱帝開國之後便將秦帝國的郡縣制改為郡國制，目的是效仿周朝，使各地的劉姓諸侯王一同拱衛中央，使漢帝國達到長盛不衰的目的。後來劉邦又對已經封王的異姓功臣團入手，將其盡數剪除，並將異姓功臣團成員的領地分封給劉氏，最終使天下盡是劉氏諸侯。劉邦還曾言“非劉氏不可稱王”，更是夯實了這一制度。
劉邦本意是在秦帝國的制度上進行改進，避免漢帝國也如秦帝國一般短短二世便亡國了。在沒有更優越的制度出現之前，他只能夠參考歷史經驗來重新制定漢帝國的政策方針，於是將目標放在了西周的分封制上並加以改進。劉邦只注意到了西周分封制的優點，卻沒有注意到缺點。西周的分封制直接導致皇權旁落，最終造成了春秋戰國諸侯割據，周天子名存實亡的局面。
（西漢初年形勢圖）
漢文帝時期，皇帝與各地劉氏宗親的血緣紐帶就已經不像漢初那般堅固，地方諸侯的叛亂也逐漸開始發生。如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就曾在漢文帝御駕親征北方匈奴時起兵叛亂，雖然劉興居的叛亂最後被中央政府平定，但這已經表明諸侯王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並緩解地方與中央的矛盾，漢文帝將心腹大臣派往郡國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並且再次分封自己的皇子到地方成為諸侯王。這一舉措雖然暫時減緩了地方與中央的矛盾，但卻為日後地方諸侯聯合叛亂埋下危險的種子。
（漢文帝）
劉邦在位時，曾將東南荒蠻之地分封給自己的侄子劉濞。東南之地雖然荒蠻但資源卻十分豐富。且遠離中央政府，所以中央對吳國的控制能力很弱。吳王劉濞在國內自行鑄造貨幣，並私自曬鹽銷往全國各地，賺取了大量財富。再加上吳國百姓尚未開化，崇尚武力，所以士卒的戰鬥力也很強。吳國逐漸成為紮在漢廷喉嚨上的一顆尖刺。
此時的吳王劉濞雖然又有大量財富和強卒，但也不敢公然反叛中央朝廷。直到漢景帝繼位後，御使大夫晁錯提出《削藩策》，許多諸侯王皆被削去封地和爵位，造成國內諸侯王的一致不滿。當削藩令抵達吳國境內之後，吳王劉濞聯合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闢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等六王一同舉兵反叛，史稱“七王之亂”。但僅三月就被中央平定，七王全部被誅殺。
（影視劇中的吳王劉濞）
七王之亂被平定後，各地諸侯王皆被中央政府剝奪了部分治理權，由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員負責治理郡國，諸侯王只能夠接受自己郡國所帶來的稅收。雖然諸侯王再次反叛中央的可能性和成功性被大幅降低，但並非完全不可能。漢武帝繼位後，為徹底解除來自地方的威脅，採納主父偃的建議推行《推恩令》和《左官律》進行削藩。
溫水煮青蛙，新政《推恩令》
主父偃指出，若依舊按照漢景帝時期的《削藩策》去削藩，定然會招來諸侯王的不滿，再次引發七王之亂也不是沒有可能。所以削藩不能夠急功近利，而是應該緩緩而行。《推恩令》的核心宗旨就是溫水煮青蛙，使地方諸侯的領地逐漸縮小，以達到地方勢力不足以對中央造成威脅為止。
（影視劇中的主父偃）
漢帝國一直延續著從西周所創的嫡長子繼承製，也就是說地方諸侯死去之後，由諸侯的嫡長子繼承父親的爵位和領地，順理成章地成為郡國的首腦。無論是領地、士卒、稅賦都可以由新君完整繼承下來。《推恩令》就是從這一點入手進行削藩。
《推恩令》主要是對嫡長子繼承製進行修改，使諸侯的所有兒子都能夠繼承父親的封地。在諸侯死後，其子無論是嫡長子還是次子，都可以從父親的封地中領取一部分土地成為列侯。於是一個原本擁有偌大領土的郡國就這樣被拆分成一個又一個小小的侯國。雖然該制度會遭到郡國嫡長子的強烈反對，但卻得到了諸侯其他諸子的一致贊同。
（漢武帝）
《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記載：“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轍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畢竟如果按照以前的制度，只有嫡長子能夠享受父親所留下來的一切財富和爵位，而其他諸子則一無所有。所以在諸侯其他諸子的支持下，嫡長子也無可奈何。綜上所述，這樣一來不僅諸侯諸子感念來自漢武帝的恩德，同時也削弱了地方郡國對於中央的威脅。漢景帝時期已經剝奪了地方諸侯的治理權，結合《推恩令》更加降低了七王之亂再次發生的可能。再次削弱地方諸侯勢力：《左官律》與《附益法》。
（西漢侯國局部圖）
《左官律》與《附益法》的出臺，與《推恩令》形成了完美搭配，二者都是為了針對削弱諸侯王勢力而頒佈的。《左官律》主要是禁止官員不經中央派遣就私自抵達諸侯郡國並進行治理。同時也禁止諸侯與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員有私交。
《漢書·諸侯王表》注：“人道右上，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
如果官員違反了《左官律》，將從重處罰。並且任命官員者也難逃其咎，也要與官員一同接受中央政府的問責和處罰。中央政府在《左官律》中視違反規定私自前往郡國治理的官員為意圖顛覆中央政權，所以和謀反罪幾乎無二。
我認為《左官律》的出臺，不僅加強了中央的地方郡國和侯國的控制，並且孤立了地方諸侯王。同時也填補了漢景帝時期為遏制地方諸侯王勢力政策的缺陷，使諸侯王無法通過與治理郡國的官員私下達成協議而進行反叛中央朝廷的活動。
（郡國五銖錢）
《附益法》與《左官律》的本質無二，其宗旨依然是斷絕諸侯王與中央派遣官員之間的利益往來，也相當於是對《左官律》的一種補充。《附益法》規定中央派遣至郡國侯國的官員禁止為諸侯王聚斂財富，也禁止也諸侯王進行勾結，同時也不允許諸侯私養賓客。因為二者一旦達成了利益共識，漢景帝時期所制定的剝奪諸侯王對郡國治理權的這一政策便形同虛設，中央委派的官員就成了諸侯王在國內的代理人，後果將不堪設想。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注：“‘武帝時有淮南、 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
《附益法》的出臺，與《推恩令》和《左官律》形成了一套完整且全面的制衡地方諸侯勢力的政策。諸侯王的勢力得到嚴重削弱，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局面再沒有出現。
（漢代金幣）
徹底革除藩鎮諸侯：酎金奪爵
《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法》這一套漢武帝打出的“組合拳”已經使地方諸侯勢力得到了嚴重打擊，諸侯們僅僅只有收取郡國侯國賦稅的權力來保證自己的榮華富貴。但對於漢武帝來說，只要這些郡國侯國還存在，就依然對他存在著威脅。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擴大中央直屬領土，於是採取酎金奪爵的方式回收諸侯領土。
公元前112年，漢武帝藉口祭祀宗廟，要求地方諸侯上貢酎金。上貢酎金是從漢文帝時期留下來的傳統，酎是品質優良的酒，金則是黃金。上貢酎的數量暫不可考，但每個郡國或侯國需要以一千人上貢四兩黃金為單位向中央政府進貢。各地上貢來的酎金雖然由少府代為驗收，但皇帝還需要親自過目。為此還有特別制定的法律，即《酎金律》。
酎金事件
《酎金律》規定如果各地郡國侯國上貢的黃金分量不足或純度不足則有欺君之嫌，將要受到重罰。諸侯王要面臨著郡國內的縣被中央政府收回，成為中央直轄地；而侯國則將被直接剝奪，列侯將成為庶人。漢武帝以此為藉口，取締了全國一百零六位列侯，將其全部規劃入中央直屬領地中。這也等於西漢帝國一百零六個列侯自此消失，卻多了一百零六個庶人。
《史記·平準書》記載：“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漢武帝以此為藉口削藩，卻從未規定進貢的黃金多少重量是足額，多少純度算足額。也就是說，漢武帝可以隨心所欲地指責一名諸侯列侯，稱其欺君並削去他的爵位。漢武帝通過酎金奪爵削去大量列侯，強化了中央集權，再次大幅削弱地方諸侯列侯的勢力。自此，地方再次掀起叛亂已經成為天方夜譚。
（漢代金銀塗乘輿大爵酒樽）
結語
漢高祖劉邦建國初期，曾以為自己的郡國制十分高明，可以使西漢帝國傳千秋萬世。但僅僅過了幾代就發生了七王之亂如此惡劣的事件，險些顛覆西漢帝國的統治。從此漢景帝和漢武帝兩代君王便為削藩一事操碎了心，並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諸侯的勢力。
至漢武帝時期終於徹底消除了來自地方的威脅，只有國內安穩，皇權獨大，漢武帝才能夠完成雄途偉業。如北擊匈奴，徹底消除了自春秋戰國時期就對中原王朝構成重大威脅的匈奴勢力，也一洗西漢初年劉邦和呂后受匈奴欺凌之辱。
《推恩令》與《左官律》、《附益法》、酎金奪爵等措施交替並用，使地方諸侯列侯雖然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一定是被皇帝削去全部官職和爵位成為庶人。但對中央的這一系列措施卻又無可奈何，只能夠靜靜等待未來那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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