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在是一个准多元化文化时代。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民主化第三波浪潮汹涌，全球化加速，前苏联和东欧旧体制的全面崩溃，亚洲国家自由化民主化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经济文化转型，国人信仰失落，观念彷徨，价值崩塌，经济腾飞，政治"不讨论"，文化热潮阵阵兴起。此时，除西方各派学说蜂拥而至外，长期被压抑的儒家学说又骤然兴起，有的还转口引进，到了90年代初期，它受到民间和官方部分人士同时青睐。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民族主义思潮迭兴，逐渐渡入意识形态核心。与此相关连，儒家学说受到更多的注意，有人甚至视之为民族复兴的唯一条件。而且海内外有的学者长期以来就致力于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平等、博爱、人格尊严、个性独立、道德理性等等许多现代性价值。网上也出现了对儒家怀恋的动情文字。另一方面，不少人对此不免忧虑，认为上述种种是出于对儒家的某种误解所致。
简而言之，中国传统就是儒家，就是孔子，就是仁学，其主张，就是仁道，其他学派都是次要的。百年来的革命、造反、改革，对儒家是有很大冲击。然而儒家余脉源源未绝。对于历史，孔子是伟大的；而且，当我们提出二千多年来孔子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问题时，无论期待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答案，我们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以承认他在今天仍有着很大影响为前提的。不可否认儒学的正面价值，更不可否认作为它的核心精神的专制主义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以至于今天的影响。本文所以标出"仁道"、"专制"，一方面是强调"仁道"与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humanism"）截然不同，也强调"仁道"与"专制"的必然联系，后者常常是我们所忽略的。
（一）"仁，亲也，从人，从二"
（1）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孔子及其儒学占有中心的地位，这一点是不可辩驳的。而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仁学这一点也是少有异议的。仁这一符号连同它由于不同阐释而囊括粘连的纵长横远、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文化基因"，通过几千年的知行实践，早已深潜入中国人的精神细胞中了。可以说，在"仁"这一范畴中中，几乎浓缩着全部中华古老传统。中国人的某种自我认知，不可缺少对仁的思考。
"仁"话语大约出现于孔子以前200年左右，但它发扬光大却从孔子始。孔子虽自周"礼"出发并致力复归于周礼，他的叙述中心是"仁"， "仁"是儒学的关键词，其学说又称为"仁学"，其理论和主张可称为"仁道"。 什么是"仁"？
《说文》释"仁"："仁，亲也，从人，从二"，"古文仁从千心"。二（至少）人成仁，只有在群体中、在关系中、在伦理中才能成为人、才能定义人。所以古文献"仁"
"人"可通假。仁这个语符，是一个天然地强调关系也带有人情味的语符，很显然，表达的意向就是群体性：道德伦理，亲善、和谐、爱人。但孔子并不止于此，他着眼于政治和社会，他把礼这一叙述中心语符转换成仁目的在于复礼，因此，在他阐释"仁"的过程中，又灵活细密地把社会政治纳入其中，从此中国文化的政治与伦理互相包容纠缠，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就成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的最大特点。可以说，仁是一个政治伦理或伦理政治概念，或者说它是一个政治伦理一体化的概念，仁学是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学说，仁道是伦理政治一体化的主张，仁话语既是政治话语，又是伦理话语。孔丘的智慧就在这种灵活性中表现了出来，中国的历史也在这种灵活性影响中发展变化。
(二)仁学主旨:宗法专制
孔子怎样讲仁？仁作为总纲，其内涵极丰富，但孔丘本人对仁没做严格的逻辑限定，又在多种场合讲仁，强调不同方面，表达或简括或含蓄或引申，因而当时其弟子记载和诠释也各有所异，研究的主旨之一是追寻这总纲的最初源头。
《论语》总体上是"仁道"话语。据统计，《论语》讲"仁"109次。
（2）下面这一章是孔子与颜渊讨论仁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3）学界普遍认为，历史和生活实践中没有几个人被倡"仁"的孔子评价为"仁"的，"事斯语"的颜回却是头号被他首肯的，可见"斯语"的重要意义。（4）"礼"是西周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社会的伦理规范和社会规范的总称。孔子思想体系是以"礼"还是以"仁"为中心，学界看法不一，但"礼"与"仁"语符不同，实质无二，所以"仁"就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纲，是原则；"四勿"，是目，是手段。孔丘是在周礼衰败、周王室政治权利式微的情况下，努力把外在的社会伦道规范转化为个人心理质素，所以特别强调主观自觉性，要人们从身体行为"视"、"听"、"言"、"动"做起。可以说，"为仁由己"的命题，透露出孔子的将礼归仁的导向。原来，孔子为了复礼，用仁作为手段，启动话语权力，通过话语阐释，把旧的礼话语转换并装潢为新的仁话语，从而把礼楔进人们的心里，使礼变为主观自觉性的东西，好比自己把枷锁套在脖子上。在这个意义上，崇尚周礼的社会学家的孔子也是一位灵魂工程师，要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其他讨论"仁"的说法，基本上都能从"克己复礼"得到解释。王夫之说："礼者，仁之实也，而成乎虚。"
（5））这一判断准确地道出"仁"的本质及目的。所以"仁"终究要归结于礼，即归结于专制主义。
仁学把仁规定为人的最本质的属性。《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曾说："仁，人之安宅也。"
（6）又说："仁也者，人也。"
（7）这说得较抽象，权衡其他判断，可以说，做不到"克己复礼"，人就不成其为人。但庶人（"小人"或"民"）常被排除在"人"之外："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8）但或许有时并不那么绝对，子由的话为证："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9）这话也得到了孔子的认可。道就是仁，君子学仁，可以调节统治阶层（"人"--自己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小人（或民）学"仁"被君子统治起来就容易了。看来夫子并不绝对反对小人学道（仁）。"民"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10）被统治者的"民"学不学道无关紧要，反正是被驱使的，听奴役、听使唤就是了。几千年的历史生活中，知书达礼者是极少数，庶民还不具有明确的阶级或阶层意识，此时圣人的话语权更威力无边，出身于底层的庶民在习得这一条圣人之训时，即使不理解自己还没有取得"人"的身份地位，也要学仁争当君子，否则便属于野兽界了。这样，等级制便深深地烙在他们的心里，使他们服帖地接受专制主义统治。
《学而》里讲"孝弟"为"仁之本"这一章也很值得寻味："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想的当代人会认为：这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叛乱君主有何关系？这圣人不是生拉硬扯么？但孔丘的目的是：在家要听父母的，在外听要朝廷的，此二者要一致，听朝廷的要做到如听父母的那么自然。千百年来圣人的话语权决定了民族文化面目。把"孝梯"阐释为"仁之本"，是因为"孝梯"是宗法制的内核，宗法制的根本是移孝做忠，将父子关系既生硬又无理地比附于君臣关系，经过长久的熏陶、说服、宣教、规训，使这个根本在人心里扎根，话语与心理中的"道"（"礼"或"仁"）就不难产生了。在这个意义上，仁道主义又可称为"父道主义"。（"父道主义"为顾准语）在家族之内要不犯上，推之于君臣，不犯上就是不作乱，这是仁之"结穴"，是宗法专制主义的"诀窍"。
专制主义观念的孝对忠是极大的掩盖与粉饰。而无论是西周封建制还是秦以降的一统制（郡县制），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又都与宗法制纠结在一起。李泽厚解释孔子"仁学结构" 时，四个内容的头两个"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便是由此创发。他指出："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便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它强调，'仁，天心也'，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
（11）宗法专制主义是血缘专制主义、心理--情感专制主义，而孔子仁学，在本质上就是循着这种路数达到灵魂专制的目的。灵魂专制比强调对外在的肉身的专制要"高级"多了。必须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中最大的荒谬、最大的谎言和最大的欺骗就是宗法制的忠孝相通，其他族群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想（如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把领袖称为父亲、慈父等），但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儒家许多流派的学说为之说教、又有儒家化的制度作为保证，而且有的用神学主义天命论作为根据。移孝做忠本是一种想象或比喻，这种想象性关系和比喻关系，在话语权力作用下，就进入心理和实践，将政治斗争的残酷化为血缘关系的脉脉温情，并积淀为难以改变的国民文化心理，由此观之，中国统治者的专制统治艺术在世界历史上是很高明的，其源盖出于"仁学"。"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2）樊迟问仁，夫子似乎回答得似乎较随便。但这种回答，变而不离其宗，还是导向心理、情感。接受者会认为，这是使言说者最受人欢迎受人尊敬的一条。在凡俗的、普遍的、日常的理解中，"爱人"是普世性真理，也使圣人和释迦、基督比并，但这里"人"并非这指有人，这里的"人"仅指宝塔式等级的相同或相近的阶层中的"对方"而已。"爱人"的原则是爱有差等：首先人不包括庶民。第二，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下，"爱民"的口号不绝于耳，但那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前提下的"爱"，这种"爱"，与其说是"爱民"，不如说是"使民"、"役民"、"愚民"，在统治者看来，这也就是爱，几千年的历史可为证。第三，即使在"仁学"所圈定的属"人"的范围内，也要求每个人都要在专制社会结构中所处的贵贱不同地位，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在此前提下善待他人。归根结底，还是君臣父子那一套，尤其不可犯上。
"孝悌"也好，"爱人"也好，都是 "把专制主义人情化"，
（13）目的是在灵魂深处统治人。"把治政的途径引向诲人自省的道德修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
（14）比起礼来，多方面心理化、情感化所阐释的仁，更易于接受、吸纳，化外在为内在，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日常伦理和政治行为中，使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更难解难分。政治目的更加隐蔽、深化和强化。几千年来，有多少人能辨别（官为）"民之父母"、"爱民如子"这温馨的话语中，有玩民于鼓掌之中的残酷的专制主义藏身？时至1980年代，首长还乡归故里，级别很高的报刊还以"父母官"称之，不少读者还习以为常，这就是"孝弟"为"仁之本"的话语的历史威力，这便是传统文化灵魂专制的效果。
孔丘有一次意味深长地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背后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5）曾子的诠释未必全面，但也不背谬。夫子之道自然是仁，曾子把仁的意义首先定在"忠恕"上，看来这不违背孔子原意。试看："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6）这和孔丘另一个对仁的解释是一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17）"中"是"中心"，"恕"是"如心"。即俗语"天地良心"，对他人（庶民理应除外），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消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自然以处理好君臣父子为前提，首先是"臣事君以忠"。
（18）上面两句已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精品话语，那是在现代人意识里，早已置换了语境。孔丘所说的"人"与我们所说的"人"不同。我们现代人则已排除了孔子和长期专制历史语境中的阶级或阶层的分野。（新传统讲阶级斗争时期例外。）这是不难理解的。现实的需要，常使人们省略孔子许多与现代人无关的议论，（君子小人、男女、上智下愚许多等级之辨等等）这就是所谓"抽象继承法"，它有一定合理性和可行性，有积极意义，但不少是表面化的，有时很容易掉入专制主义"仁道"的温柔陷阱，天长日久难以自拔。上面所说官崇拜或官本位现象便是显例之一。有云要分清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是官本位政治文化，做民之主的经验教训乃至权术充斥典籍，民主性精华实在难找，可以改造为民主性的产品的专制性的原料倒是有的。怎能简单地分清？百余年来，多少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仁人志士，甚至超级能量人物，陷入仁学仁道而终身未醒！
"仁学"不仅为春秋战国时代其他儒家派别（儒分为八，其实更多）所遵奉，如孟子"仁者爱人"
（19）的命题，荀子"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
（20）的说法，而且是当时许多学派的一致点。《墨子》也多处谈仁，如："仁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21）。持虚无主义"齐物"的庄周也承认："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
（22）反儒的法家也躲不开这个主题，《韩非子》："故文王行仁而王天下，偃王行仁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易则事异。"
（23）然而，这些言论大都有一个后世人万万不能忘记的前提：为专制主义服务，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所引司马谈的的话："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后来虽然儒家仁学有许多变化，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儒家"仁学"更逐渐被系统化和精致化、神圣化和法律化，魏晋以道释儒而有玄学，唐有人排佛而维护儒家道统，后又有宋明理学把儒学宗教化，都不出孔子创制的"仁学"基本原则。本文以溯源为主，故主要论及原始儒学，其他则从略。
（三）孟子"仁政"：专制民贵主义
孟子由仁学而发展出的政治哲学"仁政"是仁学发展历史中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在专制的仁道的大前提下，孔丘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
（24），"政者，正也"
（25）。重德治是他的专制仁道主义的政治设计。德治就是仁政。但发展孔丘的专制德治思想而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专制仁政，并影响后世的是孟柯。"民贵"一语，出自孟轲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6）他说话的目的是为了使王者战无不胜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27）或者提醒君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28）民贵君轻的名言必须放在实行和巩固宗法专制主义这个前提下理解才能获得它的本义，才能正确地理解。"王"是根本，民和保民是手段，是王做民之主的手段。孟柯还曾向君主提出过警告："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
（29）他还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30）从后一句来看，虽然向正义倾斜，难能可贵，但表达得闪烁其辞，因为承认"拭君"有碍于君臣名分，故曰"未闻"。所以这绝不是公民社会的批评，而是子民社会的委婉讽谏，在立场上暗含着对君主的尊重与畏惧。现代读者不宜轻易把孟柯的子民话语情境置换成公民话语情景。孔丘讲仁时也提到过"使民以时"、"博施于民"等等，那也是希望君主施恩于民。如果再回溯，据历史记载，仁政思想早在殷商时代就产生了。殷代主流思想是敬神，但已初步觉察到民的作用，如"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视民利用迁"
（31）等等。到周代对此认识更为明确："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32）"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33）在专制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遍性的恐惧，百姓必然恐惧统
治者，统治者对百姓也心怀恐惧："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
（34）孟子的仁政学说，阐发专制仁道政治详赡而总其大成，蔚为主峰，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孔子，于后世影响深远。也自命为孔子的继承者并特别重视专制与集权的荀子，也曾晓谕君主以利害："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35）可见，仁政出自忧惧，并非出自爱心。中国历史上的"重民"、"爱民"、"惠民"、"亲民"等等美丽的辞藻，无不以"使民"为目的。"爱民"云云是小修补，不是大改革。
总之，"在中国，孔子学说被当作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时间长达二千年之久。
（36）孔子的仁学，即以"仁"为本的仁道思想，是宗法等级专制为核心的以统治百姓为根本的思想；不是以人为本的人道思想（主义），为了严格区别、避免误导，故本文称之为"仁道主义"或"专制仁道主义"。我们把孟柯这种基于专制仁道主义的、核心是做好民之主而行专制仁政的思想，即贵民思想，定名为专制民贵主义。这样的"正名"，是为了彰显仁道的君权专制主义本质，以区别于近现代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民主主义社会政治观念。
（四）仁道的双重作用："惠则足以使人"
仁道作为孔子的文化设计有着明确的目的："惠则足以使人"。
（37）在强调地揭示出仁学的专制主义本质之后，再来看看它的另一方面：它的合理性。仁道专制主义贯彻了我们两千年的历史，不是没来由的，它确有"惠"民的一面。
由礼向仁的转化，虽然标示出以复礼为目的，但礼向仁的转变，标志着非理性的专制统治制度，向着理性缓慢地迈进了一步。因为它在讲究统治的方式方法了，要统治者注意"关系"，包括对被统治者的关系了，--哪怕是被客观颓败形势所逼迫，刚性的礼代之以柔性的仁，无论如何会在某种程度上或暂时地减轻压迫与剥削的残酷性。一方面，"儒者，柔也"，犹如钢鞭换成了皮鞭，另一方面，惠民毕竟使这一学说带有作为正面价值的人民性。当然，这种人民性是有限度的。不能不看到，孔子企图通过话语使自然的血缘家族亲情与政治强权霸道紧密地结合起来，使 "永远长不大"的"儿子"（庶民）永远认同父的宗法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事君如事父"、"爱民如子"，对于历史，对于百姓，是利弊兼之又弊大于利的。伦理政治互相纠结，对君主的绝对统治有所规范，更多的是加强了民对君的义务感、服顺感。不难发现，由礼向仁的理性转化，伦理与政治的纠结，是用了感性方式或情感方式。仁学从方式上可以改变专制统治的狰狞面貌，可以策略地安抚百姓，所以，比较起来，东方专制主义的"子民"，比西方封建专制主义的"臣民"的驯服工具性格更突出，原因就在于此。中国专制主义的寿命奇长，原因也在于此。
但是，实际上二千年的专制社会，极少君主能全面地实践仁学，极少君主能认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其原因或在于人性本身的缺陷，再加上权力的腐蚀性所致。人们会想到，即使孔丘，在长期权力的作用下，能否坚持实践仁学也未可知。孔子仁学是后来唐韩愈、宋朱熹等发扬的道统的主要源头，它与政统有某种程度的对立，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制衡理念，是规范统治的一种"矫正器"。当然，统治者不一定采用它，但有它总比没有好，个别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运用它，也会在客观上给百姓带来好处。对这个"矫正器"的理性认识，其实也就是孔子仁学和孟子仁政被统治者所重视所利用、具有两千年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孔孟的仁道和仁政的话语，尤其关于一般伦理道德的，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君臣关系）等等；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名言，虽然叙述对象虽然主要是君子士，此中的"人"是有规定性的，但在接受时，是不排除百姓（庶民、小人）的接受的。百姓接受时，这些命题转换为全民性的，因而很容易获得某种人民性（与民主性不同）。正是这种民间转换性的接受，有别于统治者的接受，大大地改变了仁学创立的初衷，在国民性格的塑造上起了作用。这样一来，虽然因为统治者由于短见，很难做到真正的"惠"从而达到"使人"的目的，即并不真正实践仁学，但原来孔孟教导君子儒、进谏统治阶层的的一些话语，就成了百姓间互爱的左右铭，至今焕发着生命力。但也不能忘记：吊诡的是，同时也造就了千百年来中国百姓易于统治的后果。
再者，随着历史长程的发展，专制主义越来越势弱，民主思想传入和发展，人们由于语境的变化，对于语符的接受也有变化，"误读"随之而来，--不由自主地淡化了甚至消解了原始儒学添加的绝对君权主义内容，而为之增添进更多的现代性的成分。譬如对孟子"民贵君轻"的命题的接受。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维新诸子对仁的阐释，（显例是康有为为代表的"孔子托古改制"）--旧评装新酒，这些阐释是扭曲的，但无疑对人们的接受产生了实际影响，强化了人们对仁学与仁政学说的好感，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儒学的生命。至今我们还会在一些论述中发现这种影响的余韵。
作者介绍：郝成祥，本名郝磊，【中医传承•孝敬福来】文化创始人。中国诗书画研究会西北创作中心办主任，中国诗书画研究会陕西研究会副秘书长，陕西省孝老爱幼道德公益协会常务理事。近期曾发表：中华文化精髓是由天道而来的人道，总括有五个字《公•诚•仁•中•行》导读、《文化自信话中医》、《孝经读后感》、《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十二字的解析》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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