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疫情擴散為全球經濟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美股連續熔斷後，為應對市場日益嚴重的流動性危機，美聯儲在3月23日史無前例地採用無限量寬鬆的QE計劃以提供無限流動性。外部環境拖累疊加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中國政策應如何發力？
近日，申萬宏源研究所舉辦線上春季策略會。申萬宏源研究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表示，海外疫情、各國貨幣財政政策、海外資本市場、外需波動等各外部環境變化難以估計。擴內需政策不宜太過激，困難在後面，政策要適度把握節奏，為後續和中長期發展積蓄力量。
申萬宏源研究宏觀研究主管秦泰認為，本輪海外金融市場巨震是一次“非典型金融危機”。他測算，預計基準情形下，全球除中國外全年經濟增長0.5%， 若疫情持續時間較長，這一增速或低至-1.1%；其中二季度大概率陷入衰退。
楊成長：海外疫情等因素難以估計，政策要適度把握節奏
楊成長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特徵持續體現，海外需求或明顯受挫。後續經濟影響重心由國內影響轉化為國際影響，影響週期被拉長，並且難以估測。
針對當前疫情形勢，楊成長有兩大判斷：
一是，影響行業重心由服務業轉向製造業。在疫情第一階段，我國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受到巨大沖擊。但是隨著國內疫情得到全面控制，國內服務業、建築業都能較快恢復。海外疫情擴散衝擊部分依賴跨境人流的服務業，但其在我國服務業中佔比不高。而我國製造業20%產品依賴出口，且我國出口加工型產品仍然佔據出口商品的近四成，境外疫情蔓延，打破了全球產業鏈的上下游合作關係，對部分製造業或將產生較大的影響。二是，海外疫情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也正在日益深化。歐美資本市場出現了大幅度震盪，匯率市場急劇波動，石油價格出現非正常下跌。目前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相對比較小。但是在全球金融市場高度聯動的狀態下，一國金融市場很難獨善其身。全球金融市場繼續動盪，必然影響到我國匯率市場、資本市場甚至房地產市場的穩定。
楊成長認為，外部環境會構成對經濟的拖累，2018-2019年三季度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劇，2020年初海外疫情擴散拖累外需，均對我國經濟增長帶來階段性壓力。海外疫情擴散打破了全球產業鏈的上下游合作關係，對部分工業或將產生較大影響。並且後續經濟影響重心由國內影響轉化為國際影響，影響週期被拉長，難以估測。
應對國內疫情對供需兩側的負面影響，穩社會政策需要優先發力，其一要保企業、穩就業；其二要疏通道、穩物價，防範海外疫情擴散推升通貨膨脹；其三要控風險、穩金融，需聚焦穩匯率、穩房價。穩定經濟的政策需要從促投資、擴消費、優環境、助民企四方面發力。楊成長還提出，擴內需政策不宜太過激，困難在後面，海外疫情和各國貨幣財政政策等因素難以估計，因此政策要適度把握節奏，為後續和中長期發展積蓄力量。
從國內視角來看，通過宏觀經濟普查數據推斷，目前主要的經濟問題不在於供給問題，而在於需求不足。從企業的角度看，2013-2018的五年時間中，第二產業企業數高增但是收入卻增長緩慢，增長比率僅為4.5%。而第三產業收入增速雖高，達到58%，但是相對企業數量增速的111.6%仍然明顯偏低，並且服務業容納的勞動力5年下降2500萬。因此可以看出，中國近年經濟下行的壓力主要因為需求增長緩慢，利潤增長更慢，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下降。
最近幾年出臺的很多政策都在解決消費、投資、進出口等需求問題，尤其是消費需求。政府可以利用土地制度為基點撬動房地產需求、基礎設施需求和工業需求，解決投資的需求問題。但是尋找撬動消費需求的支點相對困難，一是由於文化等因素，儲蓄向消費轉化較難；二是因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走低；三是在於房貸壓力約束了居民的消費行為；四是因為政府消費佔比高，部分擠出居民消費；五是因為社保體系的反差，高消費潛力群體缺乏保障。對於需求回落問題，國家分別提出了財政、貨幣和土地的三方面政策。然而由於撬動消費的支點難以找到，政策對消費的支持效果有限。
楊成長認為，經濟下行壓力還受以下幾方面影響：第一，各項成本攀升，投資收益率過低；第二，民營企業制度障礙，科創轉化效率低；第三，勞動力流向低生產率領域，服務業增速持續下降。
同時，第三產業加速回落，是拖累經濟增速下行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國傳統服務業重在提高效率，難再有較大增長空間，對於新興生產性服務業來說，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其他服務業發展需要依靠體制改革，改革的重點應放在事業單位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上。
秦泰：海外金融市場或陷入“非典型金融危機”
秦泰在線上策略分享會上表示，海外疫情防控兩難，短期衰退難以避免。海外疫情發展滯後，但是初期防控緩慢，目前進入大流行階段。如果強化防控，進一步約束人員的跨區域流動和區域內聚集，那麼同樣會看到消費下滑、工業生產、投資、出口均將受到較大的短期負面衝擊。但如果防控力度不夠，則可能在較長時間內扭曲居民和企業的消費偏好和生產預期，中長期經濟下行的陰影將揮之不去。
當前正確的政策應對順序應是疫情防控優先，之後實施供給恢復和需求刺激政策，預計可能推出超市場預期的刺激消費類措施。首先需要釋放內需消費潛力，拉動製造業再度升級的階段性起點。隨著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汽車、社會消費品零售等方面的可選消費也需要進行刺激。
海外疫情自2月下旬開始呈現爆發特徵，加之OPEC+原油減產聯盟的戲劇化瓦解導致油價暴跌，全球股市隨之開啟暴跌模式，短期連續跌幅之深，已經超過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但各類資產的表現與08年全球金融危機(GFC)期間仍有巨大差異，顯示本輪海外金融市場巨震是一次“非典型金融危機”。
首先，再度實施的非傳統貨幣寬鬆政策並未能有效引導長端利率下行，長期國債仍遭拋售， 與08年全球金融危機(GFC)期間相反。
其次，貨幣極度寬鬆背景下，避險屬性最強的黃金亦遭拋售，顯示本次貨幣體系並未爆發系 統性風險;疊加全球美元需求的集中爆發，可以說本輪“非典型金融危機”中，構建於美元之上的全球貨幣體系實際上是得到充分信任的，這一點與08年也是根本性的不同。
當前各國應對疫情主要有三種模式:
一是，防控為先，貨幣財政較為剋制：中、韓、新加坡二是，比照金融危機，實施貨幣季度寬鬆，防控相對不嚴：美、英三是，混合策略：歐元區
秦泰表示，基於對不同策略下疫情的短期、中長期衝擊模式，以及疫情影響時間長度的不同假設情景，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進行初步估算，預計基準情形下，全球除中國外全年經濟增長0.5%，若疫情持續時間較長，這一增速或低至-1.1%；其中二季度大概率陷入衰退。
秦泰指出，海外經濟和金融的巨大風險為我國經濟恢復期帶來新的挑戰。與此同時，國內供給的恢復，一方面需持續把好國門，外防輸入；另一方面也需要政策迅速從防控模式中扭轉出來，上下齊心，疏通循環。秦泰預計經濟政策將以財政擴張為主要抓手，而貨幣政策操作則仍將堅持“精準滴灌”而非“大水漫灌”的導向，維持實體經濟相對偏松的信用環境 。站在更高的視角，我國的中長期任務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較之具體的增速數據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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