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

編者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有多方面論述。在他們看來,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因而每一時代都存在著統治階級的社會教化和意識形態工作;工人運動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但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工人運動自身不能自發地產生科學社會主義意識,這種意識只能由無產階級思想家和先鋒隊從外面進行灌輸;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都要加強政治工作和宣傳工作。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沒有直接使用過“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概念,但對思想政治教育有過多方面的論述。其中,關於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是他們相關論述的邏輯起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提出過許多相關的思想和提法,論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教化活動在歷史上的客觀存在,論述了無產階級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地位和作用問題。大體說來,這些論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堅持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是他們反覆申述並一再強調的重要觀點。這是唯物史觀的重要觀點,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重要論斷,或更確切地說是關於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意義的重要論斷。系統考察和分析這一論斷,有助於我們把握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意義和地位作用的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首次系統闡述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1](P550)在標誌著馬克思主義誕生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再次強調:“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2](P51)

佔統治地位的思想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一論斷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觀點,具有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首先,它深刻揭示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特別是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社會生活本身是一個綜合體,其中既有物質性的方面,又有精神性的方面。社會生活的物質方面,比如自然地理環境、人口、物質生產等,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存在”,物質生產方式在其中具有決定性意義。而社會生活的精神方面,包含人的心理、思想、理論等,特別是表現為社會的意識形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意識”。唯物主義歷史觀最基本的觀點,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定歷史時代的統治階級首先是在社會物質生產中佔據統治地位,因而也就會在社會意識中佔優勢地位。其次,它深刻揭示了社會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關係,特別是物質生產對精神生產的決定作用。社會生產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而生產不僅是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也是精神生活資料的生產。隨著社會的不斷髮展,精神生產在社會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精神生產和精神生活的內容無疑是十分豐富的,但其中意識形態的生產具有突出的地位。一定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是由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和政治關係所決定的,它體現著統治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利益。最後,它深入揭示了統治階級的經濟統治與思想統治的關係,特別是揭示了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思想奴役。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是社會上的強勢階級和壓迫者,它不僅在經濟上強勢,而且也因此在政治和思想上處於強勢地位。它不僅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而且也在思想上對處於弱勢地位的人民群眾進行壓迫和奴役。因此,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不僅要有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而且要進行思想鬥爭。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觀點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為我們分析不同歷史時代和不同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提供了銳利的思想工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用這種觀點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小農的思想觀念。他寫道:“在資本主義生產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狀態內,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也受資本主義觀念的支配。”巴爾扎克在《農民》這部小說裡,就描寫了一個小農為了保住高利貸者給予的“厚待”,而情願白白地替高利貸者幹各種活,並且認為,“他這樣做,並沒有向高利貸者獻出什麼東西,因為他自己的勞動不需要花費他自己的現金。這樣一來,高利貸者卻可以一箭雙鵰。他既節省了工資的現金支出,同時又使那個由於無法在自有土地上勞動而日趨沒落的農民,越來越深地陷入高利貸的蜘蛛網中。”[3](P47)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不僅在思想上奴役無產階級,而且奴役廣大農民,而工人和農民對這種奴役又往往意識不到。這也說明這種思想奴役之深,它已經習慣成自然了。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具有濃郁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蘊,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從思想政治教育視角加以分析。我們會看到,這一科學命題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可以分解為四個前後相聯的具體表述:第一,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佔統治地位的思想,至少在階級社會中是如此。這本身是一個歷史事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現象。這說明,每一個社會,甚至社會的每一個歷史時代都有與其相適應的主流意識形態;第二,每一個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儘管表面看來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想,似乎能代表全社會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利益,但實質上卻是佔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以那個階級的思想為主導的;第三,一定時代的統治階級之所以能夠讓自己的思想成為全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根本原因是它掌控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經濟條件,而經濟對思想又有決定性影響;第四,統治階級的思想之所以成為統治思想,還與統治階級有意識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教化分不開,與其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工作分不開。統治階級不僅通過佔有物質生產資料來實行經濟統治,也不僅通過國家機器和暴力手段來維護自身的政治統治,而且用社會教化、道德約束和宗教控制等意識形態手段,來實現自身的思想統治。

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論述也涉及到價值觀問題,對於我們考察一定社會和時代的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啟示。他們指出:“在考察歷史進程時,如果把統治階級的思想和統治階級本身分割開來,使這些思想獨立化,……那就可以這樣說:例如,在貴族統治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概念是榮譽、忠誠,等等,而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概念則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說來,統治階級總是自己為自己編造出諸如此類的幻想。”[1](P552)這就表明,歷史上不同時代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特定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只有從其背後的基礎出發,才能把握其本質。因此,不能孤立地、抽象地看待歷史上的價值觀念,似乎它們與那個時代的階級統治沒有關係。事實上,封建年代的榮譽、忠誠,就像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由、平等一樣,表現看來都是一種獨立的思想和價值觀,但實際上它們都有其生產關係方面的根源,都體現著各自時代的統治階級即封建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和意願。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必然有其核心價值觀,對此也要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加以分析。我們今天構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之所以能夠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並不是因為它似乎具有抽象性和空泛的普遍性,而是因為它的鮮明社會主義屬性,因為它體現著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和願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傳播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候,一定不能忽視這一點。

二、工人運動必須有科學的理論指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參加和領導工人運動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工人運動必須有科學的理論來指導,否則就不能前進,甚至導致失敗。他們指出:“只有當工人通過組織而聯合起來並獲得知識的指導時,人數才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4](P10)在這裡,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了工人階級所具有的三種力量:一是他們的人數。工人的人數總是比資本家的人數要多得多,眾多的人數本身就是一個天然的力量。二是他們的組織。眾多的人數如果是分散而沒有組織的,那他們就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甚至可能會因為內部競爭而削弱自己的力量。但如果他們能夠組織起來,從一種散漫的狀態進入一種自覺的階級組織,那就能成為極為強大的力量。三是他們的思想指導。一個組織,當然會有一定的領導,但是如果這些領導者缺少高明而正確的思想,那麼組織也會因為沒有正確方向而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馬克思強調“知識”對工人的指導,也就是強調以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工人群眾,並使之轉化成強大的物質力量。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P11)這段話是馬克思關於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理論教育重要意義的集中闡述,具有深刻的內涵和重要的意義。“批判的武器”指的是以理論批判作為鬥爭武器,即“以筆作槍”的意思,“武器的批判”指的是以武裝鬥爭的方式作為自己批判資本主義的手段,即“以槍作筆”的意思。馬克思認為,理論批判工作並不能代替武裝鬥爭,因為要想摧毀反動階級的統治,必須用物質的力量;但是,並不能因此而輕視理論工作特別是理論教育工作的作用。因為科學的理論能夠教育和說服工人群眾。在這裡,馬克思從強調物質力量和革命實踐入手,接著強調了精神力量和理論力量的意義,因為精神力量可以轉化為物質力量。而這種轉化的關鍵環節,是理論能夠說服群眾和掌握群眾,而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使命所在。

列寧在領導俄國工人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過程中,始終強調必須有科學的革命理論為指導。他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已經有了多麼巨大的成長和擴展,就會懂得,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有多麼雄厚的理論力量和多麼豐富的政治經驗……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6](PP.311-312)“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社會黨。”[6](P274)由此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理論對工人鬥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首先,革命理論能給革命者提供革命信念。信念是人行動的動力,革命信念是革命行動的動力。那麼,革命信念從哪裡來?它既從現實苦難中來,也從理論道理中來。而真正自覺的革命者,其革命信念必然會來自革命理論。其次,革命理論具有先進性,它能塑造具有先進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初期叫“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後期叫“共產黨”),並在工人運動和鬥爭中起到先鋒戰士的引領作用。再次,革命理論具有維繫和團結革命者的紐帶作用,能夠通過共同的理論認同把一切共產黨人團結起來,把有覺悟的群眾團結起來,形成強大的力量。最後,革命理論具有實際的指導作用,能夠幫助革命者確定鬥爭方法和活動方式。總之,在列寧看來,革命理論是革命運動形成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假如無革命的理論則必然不會有真正的革命運動。

毋庸置疑,列寧在論及革命理論的指導作用時,並不是抽象地講任何可能的革命理論,而是特指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革命理論。他認為,真正的革命理論只能是馬克思主義,因為“在現代知識水平上,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之外的革命理論。”[6](P84)可見,列寧在評價和選擇革命理論的時候,是站在“現代知識水平”上的。在歷史上有過無數次革命鬥爭,有奴隸起義,也有農民起義,但是,由於他們或者缺少革命理論指導,或者以不正確的革命理論為指導,因而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無產階級在登上革命鬥爭舞臺時,已經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完全不一樣了,它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它的鬥爭目的不僅是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和物質生活,更是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共產主義新社會。這樣,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就不僅需要革命理論的指導,而且尤其需要能站在歷史規律高度的科學的革命理論的指導。而這樣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

那麼,為何僅有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科學的革命理論?以及其具有何種更為優秀的品質?列寧突出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

三、要從外部向工人群眾灌輸社會主義意識

在經典作家關於思想政治教育意義的論述中,灌輸理論具有突出的地位。它科學地揭示了對工人階級進行科學社會主義意識灌輸的重要性,突出地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這一理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已經萌芽,最後在列寧那裡發展成為成熟的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談到“灌輸”。他們在許多情況下是在負面的意義上使用“灌輸”一詞的。比如馬克思曾寫道:“資產者認為道德教育就是灌輸資產階級的原則”。[7](P648)馬克思恩格斯曾尖銳批判巴枯寧分子,指出這些人“將用它絕不會有任何成果的‘徹底研究’的辦法引出思想。然後由他們將它灌輸到我們的工人組織中去。對他們說來,工人階級是原料,是一堆雜亂的東西,要使它成形,須經他們的聖靈的吹拂。”[8](P45)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艾韋貝克“不得不把千辛萬苦地印入自己腦海裡並且同樣千辛萬苦地灌輸給工人們的一些空話,又從自己和工人頭腦中再清除出來。”[9](P59)

但馬克思恩格斯也常常在正面含義上使用這一術語。馬克思在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綱領的制定者“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憑空想象的關於權利等等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紮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4](P365)恩格斯談到:“請允許我提一下優秀的德國畫家許布納爾的一幅畫;從宣傳社會主義這個角度來看,這幅畫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冊子大得多……當然給不少人灌輸了社會的思想”。[10](PP.589-590)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晚年談到怎樣更好發揮馬克思主義對美國工人運動的指導作用時,批評了“硬灌輸”的作法。恩格斯寫道:“不要硬把別人在開始時還不能正確瞭解、但很快就能學會的一些東西灌輸給別人”,[5](PP.586-587)“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5](P588)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到,恩格斯雖然批評了“硬灌輸”的做法,但他的論述是以充分肯定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美國工人階級為基礎的。他批評的不是灌輸的必要性,而是生硬的灌輸方式。

在馬克思恩格斯相關論述的基礎上,列寧進一步論述了灌輸理論。早在1894年他就談到了社會民主黨人對工人進行理論灌輸的必要性。他寫道:“他們應該更詳細地探討對俄國曆史和現實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應該更具體地考察在俄國特別模糊而隱蔽的一切階級鬥爭形式和剝削形式。他們應該進而把這個理論通俗化,把它灌輸給工人,應該幫助工人領會它並制定一個最適合我國條件的組織形式,以便傳播社會民主主義並把工人團結為一支政治力量。”[11](P284)

列寧在1901-1902年《怎麼辦?》一書中系統論述了灌輸理論。他指出:“我們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6](PP.317-318)圍繞這個基本思想,列寧做了多方面的闡述和論證,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灌輸理論。這個理論具有豐富的內涵,大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工人不能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意識和理論。從根本上或本質上講,工人階級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現實力量,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主要承擔者,肩負著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然而,從現實中來看,雖然工人階級有自發的社會主義本能,天然地傾向於社會主義,但是從他們當中卻不能自發地產生出社會主義的意識,特別是形成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這是因為,當時的工人階級作為受剝削和壓迫的階級,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沒有時間和精力從事理論思考和科學研究,而且他們由於處在社會底層而失去受教育的權利,不具備從事理論創造的必要知識和理論修養,此外當然更沒有從事理論研究所必須的物質條件。正是由於工人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使他們受到許多限制。所以,從他們當中形成的思想意識,經常只是一種工聯主義意識,而並非科學社會主義意識。他們只是認識到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等經濟要求,還沒有產生政治上的更高要求。這就是當時工人階級的狀態,這種情況是一種真實的存在,而不是理論的推論。因此,科學的理論應該來自這些工人群眾的外部,來自社會的知識階層。

其次,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只能由轉向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科學的革命理論,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不能直接從體力勞動中產生,而需要通過艱苦的腦力勞動才能形成。在當時的工人階級中,也有個別的分子由於某種特殊的機遇而具有某種理論研究的條件,並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理論創造。魏特林是裁縫工人,狄慈根是皮革工人,他們都憑藉自己的努力和才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魏特林形成了一種空想共產主義思想,在當時德國工人中產生了巨大影響。而狄慈根則不依賴黑格爾,甚至也不依賴馬克思,獨自發現了許多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理。但是,他們的理論發現都有很大的侷限性,都沒有達到科學系統的高度,而且在工人運動中也產生了不良影響。馬克思說,如果工人脫離勞動而想成為文人,就只能製造理論混亂。既然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和個別脫離勞動的工人都不能創立科學的理論,那麼這種理論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知識分子的理論創造中產生。從社會地位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應該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範疇,他們由於家庭的支持而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並具備理論創造的主觀條件。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有意願並能夠創立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因為他們實現了階級立場的轉變,成為自覺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了。因此,這裡的問題不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而是無產階級的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關係。

最後,必須向工人傳播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和意識。既然當時的工人階級中不能自發地產生科學的革命理論,既然這種理論已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出來,那麼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向工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傳播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這就是列寧所說的“灌輸”,其實也就是傳播、宣傳、教育的意思。至於這種傳播和宣傳教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是“填鴨式”硬灌,還是其他喜聞樂見的方式,那是另一個問題。列寧所說的“灌輸”,意在強調這種傳播的必要性。這不僅是因為工人本身不能產生科學理論但需要科學理論,並且也是由於工人假如不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意識形態產生分化和對立,要麼是資本主義思想體系,要麼是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此外沒有第三種思想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人如果不能自覺地接受社會主義的影響,那麼就很可能受到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和支配,因為資本主義思想作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具有各種宣傳優勢和條件。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向工人群眾灌輸科學社會主義思想。

列寧的灌輸理論對於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這一理論突出強調了對工人群眾進行無產階級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強調了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革命事業中的重要作用,他們既要從事理論創造和創新,又要進行理論宣傳和教育。特別是強調了無產階級政黨承擔著向自己的成員和廣大人民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責任。

四、加強無產階級政黨的宣傳工作和政治教育

重視和加強黨的宣傳工作和政治教育,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貫思想和做法。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改組“正義者同盟”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不再是一個密謀性的團體,而成為一個宣傳性組織,肩負著向社會傳播革命思想的職責。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起草並由同盟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明確規定,“盟員的條件”之一是“具有革命毅力和宣傳熱情”。[12](P138)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綱領《共產黨宣言》中,他們還尤其提出:“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13](P435)後來,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把使無產階級認識到自己行動的性質和條件看作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列寧突出強調了加強黨的宣傳工作和政治教育的意義。他明確提出:“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這就是我們的旗幟,這就是全部哲學的意義。”[14](P169)還說,“最重要的是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和號召為爭取完全的民主進行堅持不懈的忘我鬥爭。”[15](P6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列寧鑑於政治教育工作往往因為“不顯眼”而受到忽視,特意強調了這種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們善於重視社會民主黨一向進行的、而且將始終進行的那種頑強的、緩慢的、往往是不顯眼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意義。”[16](PP.319-320)在革命鬥爭時期,列寧十分強調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動工作,認為宣傳鼓動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內容。他針對黨的政論家的任務時指出:“就是要加深、擴大和加強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動。”[6](P356)“主要的任務當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階層中進行宣傳和鼓動。”[6](P366)他指出:“階級鬥爭不只是=政治鬥爭+經濟鬥爭。還要發展我們開展得不夠的社會主義的宣傳工作。”[17](P205)他在批判工人運動中的恐怖派和經濟派時指出:“兩者都沒有充分注意發揮自己在政治鼓動和組織政治揭露方面的積極性。而這種工作,無論現在或在其他任何時候,都是不能拿別的什麼東西來代替的。”[6](P362)他還明確指出:“我們黨的任務首先是對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黨的利益首先是開展群眾性的鼓動,以便依靠無產階級和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首先是革命農民)的力量來實現革命的民主主義變革。”[18](P294)“至於說號召群眾行動起來,那麼只要我們進行有力的政治鼓動和生動而鮮明的揭露,就自然會做到的。”[6](P356)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結合經濟建設論述了政治工作的意義。他指出:“因為蘇維埃共和國現在已進入緊張的經濟建設時期,這就要求調動國內一切精神力量和創造力量。”[19](P502)他希望通過政治宣傳工作,使廣大群眾參與國家建設,指出:“我們的革命所以遠遠超過其他一切革命,歸根到底是因為它通過蘇維埃政權發動了那些以前不關心國家建設的千百萬人來積極參加這一建設。”[20](P139)在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過程中,教育工作者要特別注意幫助群眾克服舊的習慣和風氣,形成更加積極的精神。

斯大林也突出強調了黨的政治工作的意義,指出:“把黨的幹部、蘇維埃幹部和經濟工作幹部的政治教育和布爾什維克鍛鍊作為首要任務。”[21](P150)他論述了通過加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使人民群眾相信其政治性的意義。他指出:“事實上,從黨制定正確路線到群眾領會這條路線並接受它作為正確路線,中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為了使黨能領導千百萬群眾,僅僅有一條正確的路線還不夠,為此還必須使群眾根據本身經驗確信這條路線的正確性,必須使群眾接受黨的政策和黨的口號作為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口號,並開始實行這個政策和口號。”[22](P180)他以英國為例,說明如果缺少了這種工作,就不能讓工人群眾跟著自己走。為什麼英國共產黨沒有能夠立刻領導千百萬英國工人群眾跟著自己走呢?因為它來不及,並且不可能來得及在短促期間使群眾相信它的路線的正確性。斯大林論述了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係,強調了政治工作的意義。他認為不能因為埋頭於經濟工作或陶醉於經濟工作的勝利,而忘記了忽視了政治工作。他寫道:“問題在於,我們黨的同志近年來完全埋頭於經濟工作,他們十分陶醉於經濟上的勝利,由於陶醉於這一切事情,就忘記了其他一切事情,把其餘的都丟掉了。……對於象蘇聯的國際環境、資本主義包圍、加強黨的政治工作、同暗害活動鬥爭等等這樣一些問題,根本不注意了,認為這一切問題都是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更次要的事情。”[21](P14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從規律性的高度對黨員幹部教育和理論武裝作了集中闡述。他指出:“關於黨的宣傳工作的極重要意義,關於對我們工作人員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極重要意義,大概已沒有必要再來大談特談了。……在國家和黨的任何一個工作部門中,工作人員的政治水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過來說,工作人員的政治水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敗,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員本身庸俗化和墮落成為鼠目寸光的事務主義者,就愈可能使他們蛻化變質,——這要算是一個定理。”[21](PP.272-273)這就把政治和宣傳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定理的高度,體現了對這一重要問題的規律性把握。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 列寧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 共產黨宣言(附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 列寧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 列寧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6] 列寧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7] 列寧全集(第5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8] 列寧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9] 列寧全集(第5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0] 列寧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1] 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2] 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作者：劉建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來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閱讀更多 思想火炬 的文章

關鍵字: 文化 共產黨宣言 資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