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萌發於東晉，成長於宋唐，興盛於明清，至清道光年間逐漸衰落。徽商是中國古代十大商幫之一，因其飽讀詩書，亦儒亦商，又被稱為

徽商位列中國明清商幫之首，鼎盛時期全國總資產的4/7都是徽佔有的，辛勤力耕，為自己贏得了“徽駱駝”的美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徽商活動遍及海內，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此外，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如果不經商，當地人的生存都成問題。這也就決定了徽州人必須與外界進行商品交換，必須走向山外的廣闊空間。徽州雖地處深山環抱中，但離江浙東南發達地區較近，這也促進了徽商的崛起。徽商的商業活動，也反過來使徽州擺脫了貧困的處境。

大量農業人口的向外轉移，減輕了徽州的土地壓力。徽商在外致富以後，反過來又將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徽州的各項基礎建設中去，他們在家鄉修宅第、建祠堂、造園林，從而改變了徽州原先落後的面貌。

一、從徽商的發展歷程來看，徽商為何被稱為“儒商”

1、儒家思想啟發徽州人通過經商擺脫困境，刺激了徽商萌芽

徽州人經商早在東晉時期就開始經商。徽州多山多水，耕地面積較少，受儒家思想啟發，徽人以經商以謀求生計。徽州雖然

徽州人將這些物產輸送出去，便可換回徽州人民的糧油鹽等生活物資，這就內在刺激著徽商的萌芽。

2、利用儒家“仁”的思想，儒商在晚唐五代時期發現商機

晚唐五代時期，北方戰亂不斷，人口大規模南遷，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思想和生產方式。徽州地處江南，相隔不遠的建業(今南京), 是東晉、齊、梁、陳的建都之地, 大批北方來客寄寓建業，使南京變成人口稠密、經濟富庶之地。

使其對徽州特有的木材、茶葉等的需求量極大，利用儒家“仁”的思想，徽州人發現了這次商機，徽商初步形成。

3、儒家“以德治商”理念，幫助徽商在南宋時期發展壯大 

南宋王朝曾把“杭州作汴州”，從而帶來了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經濟開始充分活躍。徽州離杭州比較近，且有新安江水路直達。徽州人秉承儒家“以德治商”理念，抓住了這次經濟重心南移的機會，利用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的優勢，發展商業經濟。

4、儒家“誠”“信”思想，使得徽商在明朝中後期走向成熟

明朝中期的成化和弘治年間，社會生活相對穩定，徽商在儒家“誠”“信”教導下，童叟無欺，漸漸嶄露頭角，形成了徽州人集體從商並致富的現象。

尤其是明王朝改革鹽產地，推行開中制，變官鹽為商營，全國主要產鹽區之一的兩淮、兩浙成為鹽業貿易中心，這給擅長經商的徽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會，他們逐漸以經營鹽業為中心，在商界中佔據重要地位。

二、徽商對教育的投入

徽商在業賈致富以後，利用巨資大力扶持徽州以及其僑居地的儒學事業，以便讓更多宗族子弟“就儒業”，登仕籍，光耀門楣。他們不僅不惜重金延攬名師，購買書籍教育其子弟，而且花費大量資金興辦書院、義學等，好為子弟服儒提供便利。

據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徽州的書院有九十多所。這些書院的建立和運行都需要耗費大量錢財，沒有徽商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後盾其發展狀況是難以想象的。

他們對儒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也促進了徽州文化教育的興盛。明清兩朝“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徽州書院絕大多數是徽商投資興辦。

徽商不僅熱衷於在家鄉倡建書院，在僑寓寄籍之地也會不遺餘力地興建書院。乾隆年間，徽商先後捐助了26200兩白銀給安徽最大的書院“紫明書院”。徽商在僑寓之地所創辦了漢口紫陽書院和的杭州崇文書院。此外，徽商還在江浙地區興建義學。

他們在異地他鄉投資住宅，在當地開店設鋪、造亭樓、置典籍、購古玩等，他們廣交名流，廣結文士。徽商在商業經營中積累的大量資產，很多都投資到了文化教育事業中，為徽州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明末清初之際，徽商的資本積累和商業勢力的擴張進入了“黃金時期”，許多徽商在享有經濟地位的時候，不忘扶持家鄉文化事業的發展，傾心扶持家鄉藝人的藝術活動。寄籍他鄉的徽商有著強烈的鄉土桑梓意識，促使徽商關注新安文化，大力資助新安畫家。

新安畫家特別是新安山水畫家每每以黃山、白嶽、新安江等家山家水景緻為主題的作品，毫無疑問會消解羈旅天涯、魂牽故里的徽商們的思鄉之苦。另外，

三、為何對士身份的認同是徽商興辦教育的原始動機？

1、徽州傳統文化對徽商的影響

徽州人經商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他們發跡之後仍不忘求個雅名，以文人自居。珠算大師程大位兼商人學者於一身，他一生經商，遍遊吳楚，醉心珠算，著《算法統宗》等書，流傳海外，深受日本人推崇。

徽商憑著自己的文化知識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官府搭上了關係，甚至以“布衣交天子”，並以此反過來進一步獲得更大的利潤。徽州人認為，讀書是為了追求功名，經商是為了賺錢。如果讀書得不到功名，就應該經商，賺了錢後，為了後代著想，就應該讓他們讀書，以商養文，以文傳家才是正道。

2、徽商自尊和自卑交織的矛盾心理

實際上，深入分析徽商“賈而好儒”的心理狀態，不難看出徽商的“好儒”背後，是其自尊和自卑交織的矛盾心理。在傳統觀念中，在我國古代，“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十分明顯， “商”是四民之末。他們雖通過經商而成為富有之人，但是，在傳統觀念裡，仍然是“末等公民”。

因此，他們為了維護自尊，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可以一擲千金，花很多錢捐官、買官。他們與有地位的文人名士交往，又竭力培養子孫走“儒”的道路。這一切似乎讓他們贏得了自尊，而其反面，恰恰是他們的自卑心理。在根深蒂固的傳統面前，他們還是無法淡然。

3、以德治商的儒商經營理念

徽商中很多本身就是理學鴻儒、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等，並且往往是官商一體。從窮山惡水走出來的徽商，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立於不敗之地呢？其核心就在於“以德治商，以信接物”的儒商經營理念。徽商在經營中，也把誠信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商人的智慧中國的傳統商業與儒家思想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徽商的文化修養使他們比其他商人更具經商的智慧，更善於把握商業機遇。他們憑著自己的文化修養，結交文人士大夫，而後者往往又是朝廷的官僚，

儒家義利觀對徽商發展的積極作用，提高了徽商的信譽，使他們在競爭中佔據了有利地位，促進了徽商的崛起和發展。許多徽人“好行其義，不持利權，數年，貨益起”,“不周利業益振”, “臨財廉，取予義”，為時不久便“致數萬金”, “誠篤不欺，利反二倍”。

這類事例比比皆是。雖然徽商並非是“左儒右賈”的，而是既右儒又右賈的，但是徽州的業賈之人為數眾多，主要是因為徽州“土少人稠”，從而“以賈代耕”，先滿足溫飽問題才能有條件去“服儒”。

因此，徽州普遍的現象就是：或則父兄服賈在先，子弟業儒在後；或則兄弟數人，亦儒亦賈，賈者“以給朝夕”，儒者“專事進取”。

四、結語

徽商極為重視儒學教育，秉承著“富而教不可緩”的原則，他們多視儒學教育為“亢宗”、“大族”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徽商以從賈人數之眾、經營行業之多、資本之雄厚、經營能力之強、活動區域之廣，在商界稱雄數百年。在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同時，也為儒學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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