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開始與共產國際合作

1922年6月16日，孫中山的得力干將陳炯明發動叛變，圍攻廣州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避難永豐艦，去往上海，組織軍隊鎮壓叛變。孫中山因為歷次的失敗和陳炯明叛變受到了很大刺激，開始反思自己幾十年的革命生涯，在苦悶中，他得到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總結了以往革命的經驗教訓，開始了一生中偉大的轉變。他著手改組國民黨，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1922年9月，蘇俄代表越飛來到上海。12月20日，孫中山致函越飛稱：“我現在可以調大約1萬人中從四川經過甘肅到內蒙古去，並且可以控制位於北京西北的歷史上的經過路線。但是我們需要武器、技術、軍火和專家等的方面的援助。”孫中山詢問：“貴國政府能否通過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支援我？”

共產國際代表越飛

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同越飛簽訂了著名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其間，孫中山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西北計劃”，希望蘇俄能夠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越飛表示他會將孫的願望報告給莫斯科。

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聯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孫逸仙博士代表團”離開廣州前往蘇聯。代表團共5人，蔣介石為團長，其餘為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邵元衝（時在歐洲），代表團此行目的是洽商合作，取得蘇聯的援助，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就“西北軍事計劃”同蘇聯協商。

張太雷（中共黨員，革命烈士）

9月2日，代表團抵達莫斯科。9月9日，代表團拜訪了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蘇軍總司令加米涅夫。代表團提出了中國的軍事計劃，蔣介石闡述了廣州革命根據地的的隱患和北伐的困難：孫中山幾乎沒有任何軍事工業，原本唯一的兵工廠還在陳炯明叛亂時被炸燬了。英國殖民地香港距離廣州只有40裡，英國人阻止向廣州運輸軍事物資，因此，孫中山的軍隊長期裝備不足。而且，香港對南方軍隊的後方造成嚴重威脅，一旦北伐，英國人就會收買附近幾個省的軍隊在後方暴動。此外，帝國主義在長江流域還擁有艦隊，南方軍隊一接近這個地區帝國主義的艦隊就會阻止。帝國主義決不允許南方軍隊打敗吳佩孚。因此，南方軍隊的總參謀部和國民黨代表團在動身前來莫斯科前夕決定，將戰場轉移到中國的西北地區。

孫中山與蔣介石（後中）、何應欽（後左）、王柏齡（後右）

他還聲稱：孫中山在南方雖然只擁有一個廣東省，但其影響已經擴大到了周圍的幾個省，如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和江西。這些省份有很多人擁護孫中山，他們都服從廣州的指揮。目前，孫中山的軍隊有6萬多人。並且，孫中山準備在庫倫以南臨近中蒙邊境地區建立一支新軍，由當地的中國人組成，按照蘇聯紅軍的模式進行訓練，然後從這裡發起進攻。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沒有當場表態，只是建議蔣介石等以書面形式闡明這項計劃。

過了一個多月時間，蔣介石將《中國革命的新前景》與《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提交給蘇俄方面。

1923年蔣介石在廣州

西北軍事計劃的具體內容

這份《中國革命的新前景》雖然早已完成但蔣介石一直在修改，直到10月5日才定稿，並定名為《孫逸仙代表團關於越飛5月1日東京電中所提建議之備忘錄》，最終交付蘇方。代表團以備忘錄的形式具體闡述了“西北軍事計劃”，《備忘錄》共分四個部分：《緒論》《軍事計劃》《宣傳》《結論》，共計8200餘字。

備忘錄認為：國民黨的士兵缺乏堅定的政治信仰，沾染了很多壞習慣，軍官們有時不服從命令。如果國民黨有一隻受過良好訓練的新式軍隊作為主力，我們就可以領導其他軍隊去推翻北京政府，實現中國統一。

關於西北軍事基地的選擇，第一是蒙古的庫倫，第二是新疆的烏魯木齊；從各方面比較，庫倫優於烏魯木齊。

蔣介石與陳潔如

一是距離：從烏魯木齊到北京大概8000中國里程，但庫倫到北京只有3500中國理程，庫倫至北京的距離比烏魯木齊到北京的距離近70％。

二是地理：從烏魯木齊到甘肅甘州約2500中國里程，其間還有大沙漠，道路崎嶇，物資供應非常困難。從甘州府到陝西西安也是2500中國里程，其間還有山脈，軍隊通過很困難。從西安經潼關到吳佩孚的司令部洛陽或到山西太原，又大約700～1000中國里程。所以如果以烏魯木齊為軍事基地，在進攻北京之前，就必須先進攻蘭州、西安、洛陽、太原等城市。如果從庫倫到北京，道路是在高原上，宜於行軍，供給充足。兩相對照庫倫比烏魯木齊更有優勢。

三是時間：從烏魯木齊到北京，對於一支1萬人的軍隊說來，如果路上沒有戰鬥，至少需要6個月。但如從庫倫，僅需40至50天。如果使用汽車，僅需5天。因此，如果從時間考慮，庫倫也優於烏魯木齊。

四是國際關係：新疆靠近西藏，英帝國特別注意那裡。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則強烈地希望使蒙古殖民地化。由於在俄羅斯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外國資本主義力量為了分離中國和俄國，力圖使蒙古成為亞洲的波蘭；在遠東共和國加入蘇聯後，協約國的力量渴望實現他們的蒙古計劃。所以，為了組織革命的力量，必須預防資本主義影響的擴張。

備忘錄還說明了：烏魯木齊現處於北京政府的軍事控制之下，如果我們決定以之作為軍事基地，必須以軍事力量去奪取。此前我們就必須在俄國邊境以內組織進攻力量。如果我們決定以庫倫作為革命基地，以俄羅斯紅軍的名義訓練我們的革命軍，以防止外國干擾和吳佩孚的阻撓，這將是可取的。在軍事準備完成之後，我們將以國民黨的革命旗幟領導這支軍隊向南進軍。

五是內部關係：庫倫特別便於軍事行動。第一，在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的幫助下，與蒙古人達成諒解並與蒙古軍隊合作是比較容易的。第二，我們將建立一道屏障，以反對吳佩孚軍事影響向北的擴張。第三，在蒙古南部，將有約5000志願者參加我們的隊伍。第四，我們能和張作霖合作。

六是戰略：庫倫靠近中國本土。如果在那裡建立軍事基地，國民黨人將能和國內形勢保持密切的接觸，不會失去任何面對敵人的機會。兩年以後，國民黨人將能進攻，民族爭議將盡早解決。如果在烏魯木齊建立基地，由於該地遠離北京，將需要5年或更多的時間解決那裡的問題。但是，我們相信，它是一個重要的國際的革命基地，從那裡，我們能經過西藏幫助印度革命者，並且能通過土耳其斯坦聯合土耳其。

備忘錄著重提出：

在我們計劃的第一階段，我們將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庫倫建立基地，但是，不能忽視在烏魯木齊的計劃。

陳立夫，時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機要秘書

備忘錄還說明了軍事準備的情況。

如果與庫倫為軍事基地，以北京為第一目標，軍事準備，大概需要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23年10月至1924年10月。這一時期的任務是建立軍事學校，訓練官員，選拔宣傳工作者。第二階段，自1924年11月至1925年10月。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為組織軍隊、軍事供給及軍隊的宣傳任務。第三階段，自1925年11月至1926年5月。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向南調動部隊至蒙古南部靠近綏遠、察哈爾的地方，準備進攻。第四階段，自1926年4月起，主要任務是向北京進軍。

關於戰爭的進行，備忘錄劃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佔領綏遠和察哈爾全境，目標指向北京；第二階段，佔領黃河流域和隴海鐵路，奪取洛陽、開封和徐州；第三階段，佔領長江流域，奪取武昌、南京等地。

備忘錄對軍事行動所需的兵力及武器做了總結：最低限度，我們必須有三個混成旅，每旅6000到10000人，全體18000至30000人。同時，備忘錄開列了一份所需武器的清單：

（1）15000～24000支來福槍；

（2）54～108挺機關槍；

（3）12～18尊大炮；

（4）1500～3000匹騾馬；

（5）50～300輛汽車。

備忘錄還說明：上述軍隊與敵人相比，根本不足以發動進攻，只適用於組織革命的主要力量，完成之後，將會有5萬蒙古志願軍協同我們進攻北京。

備忘錄進一步規劃了準備工作：

（1）建立軍事學校，訓練軍官；

（2）徵募士兵；

（3）訓練士兵；

（4）制訂軍事預算；

（5）選擇訓練士兵的地址。

備忘錄並提出，將在哈爾濱、滿洲里、赤塔、鄂木斯克、烏魯木齊、庫倫等8個城市公開設立徵募機構，在廣州、上海、海參崴、哈爾濱、滿洲里、赤塔、庫倫等9個城市設立運輸應募士兵的機構，同時在廣州、海參崴、赤塔、庫倫設立軍事訓練機構。

此外，備忘錄還說明了與軍事行動相配合的宣傳工作計劃。

蘇聯不可能支持“西北軍事計劃”

蘇聯人員收到這份備忘錄後，並沒有及時回覆蔣介石等，一方面，蘇聯忙於東歐的革命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想支持國民黨的西北軍事計劃。蔣介石提交備忘錄之後一個月，蘇聯才給回覆。

其實俄國人長期將蒙古視為其勢力範圍。1910，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沙皇俄國趁機派兵進入蒙古促其“獨立”。1921年，蘇俄紅軍為追剿沙俄白衛軍進佔庫倫，此後長期不肯撤兵。蔣介石要求，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當然不能為俄國人所允許。

10月21日，蔣介石拜會契切林，集中談“蒙古自治問題及根本計劃”。契切林沒有正面回答，而是籠統的說“芒果人怕中國人”。總之，蘇聯將不會幫助國民黨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這讓蔣介石十分氣憤，使他對蘇聯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轉彎。在一段時期內，蔣介石“神經過敏到極點”，認為俄方“完全不把他放在眼裡”，要求送他去療養院休養兩週。

斯克良斯基援引蘇俄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俄國革命成功並不單單是十月武裝起義的結果，而是此前有俄國共產黨進行長期、艱苦的工作，為這場革命做了準備。國民黨在國內亦應首先照此辦理。為此，國民黨應當傾全黨人力、物力先搞宣傳——辦報紙，出刊物，搞競選活動，等等。政治準備，是中國的首要問題。固然，軍事也不應忽視，但只有在完成大量的政治工作並具備了有助於大為減輕軍事工作的負擔的內在前提之後，方可大舉用兵。”但是，斯克良斯基表示，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意中國派遣同志到軍事院校學習。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可收3至7人，陸軍學校可收30至50人。

蔣介石並不同意斯克良斯基，對蘇方表示很失望以致憤怒，但還是無可奈何地接受了。

托洛茨基

為了安撫蔣介石並緩和其情緒。在代表團回中國之前，11月27日，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當時蘇聯最高軍事長官）同代表團談話，建議國民黨更應加強政治工作和政治宣傳，要求國民黨人從事“合法工作”和“地下工作”，在報刊上發表“根據新聞檢查條件可以發表的東西”，而將“軍事活動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他說：“只要孫逸仙只從事軍事行動，他在中國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眼裡，就會同北方的軍閥和吳佩孚別無二致。”他甚至說：“只有當孫逸仙把軍事活動置於一旁的時候，他才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同情。”對於蔣介石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以便南伐的計劃，托洛茨基明確地加以拒絕，聲稱“國民黨可以從自己的國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發起軍事行動。”

此次訪蘇，代表團雖然爭取到了蘇聯的援助，但最重要的西北軍事計劃卻因為蘇聯對蒙古的領土野心而放棄了。

在幾個月的訪蘇時間裡蔣介石對蘇聯很多事物都充滿好感，還時常讚美蘇聯紅軍，這應當是發自內心的，蔣介石那段時間的日記也常常讚美蘇聯，但是蘇聯對蒙古的領土野心改變了他對蘇聯的態度。30多年後，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代表團在蘇聯參觀和考察，無論其黨政軍各方面，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當談到涉及蘇俄利害關係的問題時，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

假如蘇聯同意了國民黨的“西北軍事計劃”，或許蔣介石仍然會對蘇聯保持好感，便不會有北伐戰爭，而代之以“南征”“南伐”，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或許也會更晚……

參考文獻：

《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楊天石著

《蔣介石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邢和眀著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1）》楊天石著

《蔣介石傳》嚴如平、鄭則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