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孫子兵法》有云：“兵者，詭道也”，即“用兵之道在於千變萬化，最後達到出其不意，制敵取勝的效果”，縱覽《孫子兵法》不難發現，“詭道用兵”就是兵家至聖孫武的用兵之精髓體現。不過，春秋中期以前，“詭道用兵”不僅不為眾諸侯所熟悉運用，甚至還被眾諸侯所唾棄，因為當時諸侯國之間的交戰往往遵循著“以禮為固，以仁取勝”的原則，像宋楚泓之戰就是此原則的完美呈現。當時宋軍先於楚軍完成列陣，但宋襄公卻拒絕司馬子魚“楚軍半渡而擊之”的建議，堅決選擇待楚軍完全渡過泓水完成列陣後再下令進攻，從而放棄了擊敗楚軍的最佳時機，宋襄公的這種戰術思想就是“以仁取勝”，而筆者暫稱其為“古戰禮”。然而隨著“禮崩樂壞”的時代來臨，以“古戰禮”為準則的作戰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秩序的巨大變化，尤其是宋楚泓之戰中宋襄公的一敗塗地，更是給各諸侯以當頭棒喝。作為中原各諸侯國眼中的“蠻夷”，楚國竟然擊敗了以“仁義”聞名於世的宋襄公，這讓中原諸侯們愈發的意識到，“仁義”不僅不會成為自身強大的動力，甚至還會成為阻力。基於此種認識，中原諸侯開始尋求戰場上戰術思想的突破，例如後來秦晉之間的崤之戰，晉軍伏擊秦軍便是此突破的一個表現。但是，中原諸侯們無法在短時間內衝破思想上的束縛，“秦晉崤之戰”只是當時的一個個例。事實上，真正完成從“古戰禮”到“詭道”這一戰術思想之完美蛻變及大規模運用是在數十年後的吳楚之爭中。

孫武像

縱觀吳楚之爭的整個過程不難發現，“詭道用兵”貫穿其始終，兩國交戰幾乎達到了“每戰必詭”的程度，且兩國對於各種“詭道之術”的運用異常嫻熟，雙方你來我往，反覆較量，上演了一場場經典的“詭道用兵”之戰術運用。

那麼“詭道用兵”為何會首先大規模出現在吳楚之爭中且大放異彩呢？對於這個問題，筆者總結了以下三點原因：

“詭道用兵”大規模出現在吳楚之爭中的原因分析

一，中原各諸侯依舊受“禮樂制度”的思想束縛及中原地區罷兵休戰所呈現的一時安定之景象

雖然宋楚泓之戰後，中原諸侯開始嘗試在戰術思想上向“詭道用兵”靠攏，然由於受“禮樂制度”的影響根深蒂固，中原諸侯一時間無法徹底完成這一思想上的轉變，這從泓之戰後的幾次較大規模的戰爭中就能窺知一二，例如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的“退避三舍

不管是晉文公還是郤至，他們這種對敵方的忍讓甚至是放縱都是“古戰禮”的一種體現。而相比之下，吳楚之爭就不存在這種現象了，最明顯的區別就是，公元前548年，吳王諸樊興兵伐楚攻巢邑，因輕敵冒進而遭到楚軍伏擊，諸樊中箭而亡，吳軍慘敗。

要知道，楚國當時已經知道吳軍此次出兵來犯是吳王親自統兵，在這種情況下，楚將巢牛臣還是向楚王提出了“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的建議，而楚康王也給予支持，可見當時楚國是一心想要置吳王諸樊於死地，諸樊之死乃是楚國有意為之。

吳王諸樊

在吳楚之爭之前，一國之君死於戰場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所以相比於郤至的“三遇楚王必拜”，“吳王諸樊之死”就意味著吳楚兩國之爭已經完全衝破一切禮制的束縛，他們為了贏得戰爭的最終勝利無所不用其極，“詭道用兵”的戰術層出不窮，誘殺敵國最高統率也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而除了“禮樂思想”的束縛之外，“弭兵之會”也是阻礙中原諸侯戰術思想轉變的一大因素。

公元前546年，晉楚兩國在宋國的斡旋下，決定結束近一百年來的紛爭罷兵言和，兩國在宋國國都商丘訂立盟約，兩國國君同時接受天下諸侯的朝拜，共稱霸主，此後四十多年，兩國再無較大戰事，這便是“弭兵之會”。

“弭兵之會”後，中原呈現一時安定之景象，因此中原各諸侯國自然無需做戰術思想上的轉變，而楚國也得以集中精力對抗日益強大的吳國。

吳楚兩國位於秦嶺淮河以南，地處偏僻，遠離中原文化圈，因此在當時的中原各諸侯國眼中，都是“蠻夷”的代表，甚至楚國也曾以“我，蠻夷也”為藉口而肆意征伐他國，這些都足可見吳楚兩國與中原各國難以相容。

即便後來楚國開始向中原文明靠攏，但依舊為中原眾諸侯所排斥，這也是以晉國為代表的中原諸侯為何長期執著於與楚國對抗的根本原因。

然比之楚國，吳國更不為中原所知，吳國始見於史書還是在《左傳》之中，時間是公元前601年，如此之晚足可見吳國比之楚國更為封閉，而此後晉國派楚國叛臣巫臣赴吳教吳人“戰車步陣”之法也可見吳國的矇昧落後，他們甚至都沒有一支完整的步軍建制也沒有一套完整的步軍作戰體系。

然而也正是由於這種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導致吳楚兩國的思想與中原的大不相同，相比於中原，吳楚兩國之人的思維靈活多變，他們不會受到“禮樂思想”的束縛，因而面對戰爭，他們也就不會拘泥於常規，而是面對戰場環境的錯綜複雜隨時做出應變。

春秋形勢圖

三，吳楚之爭的根本性質

正如前文所述，吳國的興起得益於晉國的扶持，而晉國扶持吳國的目的是牽制楚國，因此吳楚兩國就不可避免的發生摩擦與爭鬥。然而隨著北出中原接連受到打壓，楚國隨即調整戰略，將北出的方向轉移到東北淮河流域，而興起於長江下游的吳國為了爭取生存空間也在向淮河流域發展。所以楚國的戰略重心東移和吳國的向西擴張又將兩國的局部摩擦升級為大規模的土地兼併戰，而在數次交戰中，雙方互有勝負且損失都非常慘重，尤其是吳王諸樊的戰死，又將兩國的戰爭上升到生死之戰。

生死之戰將使得兩國陷入生死對立的局面，雙方都恨不得置對方於死地，這也是後來吳國不惜一切代價“五戰入郢，幾乎滅楚”的主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雙方交戰就不會再考慮古戰禮等諸多因素的限制，他們會運用所能想到的一切戰術和方法去贏得這場生死之戰。

所以，基於以上三點，“詭道用兵”的大規模運用勢必會出現在吳楚之爭中，那麼自公元前584年吳王壽夢伐楚之州來至公元前506年吳軍攻入楚之郢都這近八十年間，吳楚兩國的“詭道用兵”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呢？筆者總結了兩點。

吳楚八十年之爭對“詭道用兵”戰術的運用

一，誘敵伏擊

公元前560年，吳國趁楚共王崩，楚國國喪之際發動庸浦之戰，面對吳國來犯，楚將養由基獻計：

吳乘我喪，必以為我不能出師也，故必易我，而不事警戒。如子為三伏以待我，我請以輕舟往誘之，必可得志。

後來司馬子庚採納了養由基的計策，誘吳軍深入，從而大敗吳軍。然而第二年，面對楚國來伐，吳國很快以同樣的誘敵之術伏擊楚軍，以彼之道還治彼身，大敗楚軍一雪前恥。

通過這兩場戰爭我們不難看出，吳國作為新興國家，其學以致用的能力非常強，在與楚軍的多次交戰中能吸取其中的經驗教訓，而後為自己所利用，這一點在日後的眾多戰役中均有體現。

雞父之戰

那麼除了上面這兩場誘敵伏擊戰之外，吳楚之爭最為經典的誘敵伏擊戰當屬公元前548年吳王諸樊之死及公元前519年的雞父之戰。

諸樊之死前文已經做過介紹，這裡不再贅述，而雞父之戰實為吳楚八十年之戰的轉折點，當時楚國率領六國之軍對抗吳國，聲勢浩大，然而吳國主帥公子光（即後來的吳王闔閭）並無懼色，他迅速制定應對之策，先以三千刑徒為前陣進攻胡沈陳三國之軍，以此向三國示弱，而後趁機率領精銳之師攻殺三國聯軍，造成對方陣型混亂，進而引發楚軍崩潰，楚國大敗，此戰過後楚國一蹶不振，終為吳國所破。

縱觀吳楚八十年之爭不難發現，“誘敵”乃兩國常用之戰術，雙方都將“誘敵”運用的淋漓盡致，且雙方互有勝負，難分高下。

二，奇襲

“擊鼓列陣，相約進攻”的古戰禮作戰方式在吳楚兩國之爭中幾乎從未發生，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奇襲”，即“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最經典的奇襲戰有兩場，

夜奪“餘皇”

公元前525年，吳楚戰於長岸，吳國最大戰船“餘皇”被楚軍俘獲，為奪回“餘皇”，挽回顏面，公子光決定夜襲楚國舟師大營，他先選中三個長髮人潛水伏在餘皇之旁，引為內應，而後與吳軍配合攻殺楚國舟師，三個內應在餘皇旁高呼，令楚軍以為楚營已破，隨後楚軍敗退，吳軍從容奪回“餘皇”。

吳破楚郢都之柏舉之戰

破楚之郢都

根據地勢不難發現，吳楚兩國之爭的最大地理障礙就是大別山脈與長江，其中，吳國以舟師沿長江西上直達郢都是最簡單快捷的途徑，然而當時楚國軍力強大，如此堂而皇之的攻取郢都無異於自殺，吳國以弱小之國力攻取強大之楚國國都，必須保證一戰必勝，而保證一戰必勝的前提就是繞過楚國正面主力進行偷襲。

所以，吳國放棄了沿長江西上的進攻路線，轉而選擇楚國的東北部作為突破口，其路線是：經淮河，穿過義陽三關，自湖北隨縣渡漢水直插郢都！

而吳國選擇這條路線的理由如下：

義陽三關是桐柏山與大別山之間的三個隘口，楚國北出中原時常從這裡出發，但自“弭兵之會”後，楚國放棄北出計劃，因此這裡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有重兵把守，吳國選擇此處作為突破口，既有吳國膽大心細的一面，也有其破釜沉舟，誓滅楚國的決心。

入關之後吳軍奔襲不斷，從不給楚軍以喘息之機，以致於出現了“楚軍為食，吳人及之，食而從之”的現象，所以說吳軍的這次奔襲非常成功，最終他們攻入郢都，曾經強大一時的楚國幾近滅亡。

吳王闔閭

結語

吳楚之爭或一年數戰，或多年一戰，雙方斷斷續續打了近八十年，最終以吳攻破楚之郢都而結束。縱觀這八十年來，不難發現，兩國之爭呈現的是一種愈演愈烈的態勢，從最初的局部摩擦到後來的土地爭奪戰再到最終的生死之戰，楚國在這幾十年間國力被消耗殆盡，而吳國卻逐漸崛起於東南，成為當世強國。

吳楚八十年之爭雖然已經落下帷幕，但雙方在這場持久戰中所展現出來的“詭道用兵”卻猛烈的衝擊了當時的社會，併產生了異常深遠的影響。

首先，“詭道用兵”擊破了“古戰禮”的最後一絲尊嚴，“古戰禮”就此消亡，從此以後，中華大地上所爆發的戰爭在沒有了“古戰禮”的束縛後將變得更為血腥殘忍。

其次，吳楚之爭改變了當時諸侯國爭霸的性質。吳楚之爭之前，諸侯國之間的爭鬥尚以“尊王”及“維護周禮”為主，各諸侯國競相爭霸的目的無非就是領導眾諸侯遵從“禮制”，而吳楚之爭卻開啟土地爭奪之先河，從此諸侯之間的戰爭演變成國與國之間的生死對抗。

最後，吳楚之爭促進了我國兵學理論的極大發展。吳楚之爭所體現出的“詭道用兵”之作戰思想是一次顛覆性的觀念變革，眾多兵家學說理論即衍生於此，像《孫子兵法》便是得益於吳楚之戰的大量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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