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联储无限制QE引起热议，这是以宽松的货币手段为主导的刺激经济计划。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元在国际金融以及贸易中已经占据绝对的核心地位，所以美联储这一政策被比喻成“薅全世界的羊毛”。这虽然暂时将美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嫁给世界，但它所带来负面影响却很深远。我国古代“无限制QE”的案例就有一个，那就是元朝末年的脱脱改革。

无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还是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他们都代表了蒙古人铁血的军事手腕，他们无限扩张的一个内在驱动就是掠夺财富。一旦当战争停下脚步，由于“投资理财”的先天不足，加之“财务自由”的刚性需求，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就阻碍了新兴政权的健康发展。中亚地区的“色目人”当过王公贵族的“理财经理”；耶律楚材当过蒙古帝国的“财税顾问”；辽、金、宋的政治、经济体制被翻来覆去的尝试，导致帝国的“病根”难以祛除，到最后觉醒时，却只能通过“无限制QE”政策救亡图存。

元末“北迁”的元朝军队

理财观念的先天不足

公元1260年，忽必烈“抢先注册”了蒙古汗国的大汗，这也带来了庞大帝国的分崩离析。北面的阿里不哥同样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并得到诸多蒙古王公的支持，蒙古帝国形成了南北两位大汗对峙的局面。

在农耕区文化、经济繁荣的基础下，忽必烈通过经济封锁、武力征伐的手段终结了对峙局面，但也从根本上终结了大蒙古帝国。除了忽必烈瓜分了窝阔台汗国的部分领土以外，旭烈兀虽然明确表示支持忽必烈，但他及子孙建立的伊利汗国远在欧洲，无法形成地缘上的联系。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则与忽必烈的元朝渐行渐远。

元朝与四大汗国

可以说元朝是被抛弃和孤立的，但它在被孤立之前，曾是庞大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与我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都不太一样，最明显的是政府的选官范围是“世界性”的。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大都有景教、伊斯兰教的背景，他们组成了一个色目人集团，成为蒙古人的“理财经理”。蒙古王公在当时并没有“俸禄”，他们的财产获得以战争后的“分赃”为主，分得的牛羊可以吃、奴隶可以用、女人可以延续香火，而金银财宝却不怎么“实用”。色目人就成为金银财宝的管理者，他们通过放贷等形式帮助蒙古王公生出更多的财宝。

伊朗博物馆的色目包税主聚会漫画

当蒙古王公进入欧洲、中土以后，发现这些增值的财宝可以换来更多未曾见过的新鲜玩意时，色目人就成了最大的功臣。所以在财税官员的任用上，色目人脱颖而出。他们逐渐向稳定的元朝政府提出了“包税制”，不再是为王公服务，而是为国家机器服务。这种制度就是将元朝的税收分区域“承包”包税主，每年由包税主上交固定税额，这就形成众多的税收单位。元朝政府是省了事儿，可每个区域的包税主不顾民间疾苦，为了截留利润，向百姓征派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这种方法将短期效益最大化，却破坏了帝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征税能力。

耶律楚材画像

而在色目人提出“包税制”之前，耶律楚材为窝阔台汗制定了财税收支体系，这也使蒙古人第一次认知到，除了抢，还能通过税收获得持续的财富。原本耶律楚材的税收结构是较为合理的，但它并不符合蒙古军事扩张的需求。因为蒙古的军事制度中，各贵族王公都掌管着一定数量的户籍，从征时需要每户自行筹备马匹、干粮、奴隶、武器等，这是将国家负担转嫁给每一位“怯薛”。而财税体系是服务于大汗的，所以王公贵族更加推崇“私人管家”性质的色目人，以他们的理财手段服务于战争需求。大蒙古帝国时期的财政就在正规税制和包税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之间摇摆着。

窝阔台汗剧照

到了蒙哥汗时代，由征服到治理的需求转变下，蒙古帝国开始注重税收结构的建立。当时的税收项目包括人头税、农业税、商业税，附加一定的徭役。在中原征税以农业税为主，农业税的征收类似于宋金时期的两税法，一年收两次，这种税收结构也一直持续到忽必烈建立元朝。

《沁园春.雪》里评价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个比喻再形象不过了，忽必烈其实也是如此，他虽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却很难改变蒙古王公贵族的思想观念。元朝作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本身就带有“水土不服”的特点，新兴政权欠缺行政管理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结构也过于粗暴，这些是可以通过学习、改革而进行优化的，然而忽必烈并不是一位善于改革的帝王。以至于元朝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这就注定了元朝的底子不够牢靠。

元朝不断的征伐

盛世的酝酿往往都需要一个长期的休养生息，征服和掠夺的“快感”他们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忽必烈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

在与阿里不哥的正统之争中，元朝是赢了面子，失了里子。

元朝疆域1333年

在解决正统问题之后，忽必烈征服了朝鲜和中国南部，基本上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这些战争，特别是和南宋的战争旷日持久。征服南宋之后，本应该努力建立一套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行政架构，并利用这个架构获取常规的税收，从而保证民间经济的繁荣。但忽必烈的血液里流淌着“弯弓射大雕”的尚武精神，对于经济和政治并不看重，也无暇关注如何建立这种结构。这就使元代的财政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根本没有时间整理财政和发展经济。

忽必烈剧照

以上战争无论如何还是以胜利告终，但忽必烈时期还打了许多徒劳无功的败仗，蒙古人的进攻势头在各个方向被遏制。两次远征日本、一次远征爪哇、南征越南占婆、三次与安南冲突，皆以失败告终，让本不宽裕的财政彻底失控。忽必烈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这些临时手段带有强烈的随意性，从而进一步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所以元朝的先天性不足就为后继者的统治埋下祸根。

财政结构的发育不良

公元1287年，忽必烈眼看着新朝刚立，经济就颓废如此，也不能让后世评价我能武不能文啊，于是乎又想到了“理财专家”色目人。色目人当中有个名叫桑哥的，他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个敛财手段——增印“钞票”！

“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元史·食货志》

钞票并不是这个时期才产生的，元朝建立之初就学习宋朝，建立了纸币系统。中统元年(1260年)，元政府发行了“中统钞”的纸币，其中包括中统元宝钞、中统交钞两种。前者以银为储备，理论上可以用纸币兑换银，

中统宝钞

当元政府财政紧张时，就开始无视储备，滥发中统钞。1260年，中统钞共发行了73352锭；1265年，发行量为116208锭。到了1276年，由于和南宋、日本交战的需要，财政出现了亏空，当年纸钞发行了14019665锭，这就必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这一年发行的至元宝钞，与之前的中统钞兑换比例是一比五，即五锭中统钞只能兑换一锭至元钞。这使民间财富瞬间缩水5倍，政府通过限制旧币流通，引起民间挤兑，毫不费力的榨取了民间财富。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纸币失去了信用，导致在忽必烈执政后期，人民宁愿以物易物，也不愿意持有钞票。

至元通宝

除了货币手段，在桑哥的“指导”下，元政府再通过盐、茶等专卖的价格和税收，实现敛财，更有甚者刨掉了南宋皇帝的陵墓。总之，忽必烈的种种手段，为后继统治者留下了畸形的蓝本。他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元王朝已经千疮百孔，财政更是处风雨飘摇之中，毫不夸张的说，元朝刚“出生”就已经步入了中年。

元朝经济漫画图

元朝是开国皇帝和末代皇帝统治时间长，中间的皇帝统治时间短。所以面对诸多问题时，中间的皇帝刚要做出政策调整就“挂了”，所制定的计划在其死后被推翻，继任者再重新制定，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直到末代皇帝无力回天。

忽必烈自始至终坚持汉化，但他的子孙们却在汉化、蒙古化两种争论中徘徊不定。所以部落制、官僚制在继任者之间不断轮回，“培养”出臃肿的国家机构，大笔俸禄开销就这样花了出去。

元朝第二位皇帝成宗铁穆耳，在位十四年，虽然经济有所恢复，但蒙古化带来了官僚数量膨胀，加之成宗的“阔气大方”，赏赐无度就加剧了财政负担。在忽必烈去世当年，成宗为了稳固人心，一年内共送出了4000两金、167900两银、233100锭钞票。

受到赏赐的官员

“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上都、隆兴、西京、应昌、甘肃等处籴粮钞计用二十余万锭，请王五户丝造作料钞计用十余万锭。凡除止有七十六万余锭。”——《元史·成宗本纪》

不得不承认，在成宗时当一个公务员是幸福的，但本就亏空的国库，行此大赏，掌管国库的大臣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中书省在该年发出警告，称库存仅余76万锭，请皇帝少些赏赐。

国家机器如此庞大，还需正常运转，没钱怎么办呢？忽必烈曾经为了战争就挪用过准备金，那么成宗也学着先皇挪用起了准备金。这个准备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民手中拿着多少纸钞，政府就得有一定的银子做保证，即钞本银。

“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元史·成宗本纪》

成宗面对府库76万锭的尴尬储备，自然就想起了钞本银。于是下令从存放在全国各地的93万多两钞本银中，留下19万多的“本钱”，剩余全部运往大都（北京）使用。这就是说1块钱要花两次，按照数学原理，自然是货币贬值一半了，而成宗拿走的又是真金白银，是“硬通货”，人民手中的是纸币，是“软通货”，所以从经济原理来说，人民手中的钞票其实成了废纸，

钞本银储备样式

尝到甜头的成宗于随后一年再次伸出“魔爪”，挪用20万锭。到大德三年(1299年)，元政府已经有一半的财政是出自钞本。到了大德六年（1302年），钞本银已经挪用到极限了，元政府不得不再次发行200万锭纸币，用来维持财政，此时的通货膨胀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

成宗一朝除了通货膨胀，也没别的毛病，经济的烂摊子直接丢给了武宗海山。武宗也不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啊，于是照搬忽必烈的“印新钞大法”，发行了至大银钞。连旧钞兑换比例也照搬过来，即至大钞和至元钞的比值也是一比五，和中统钞的比值就成了一比二十五。

元武宗画像

而面对储备金不够、人民不信任纸币的问题，武宗则一劳永逸，下令以后不准纸币兑换金银，民间也彻底禁用金银。这确实解决了中国古代政府不能随意发行货币的难题，为何呢？因为在宋朝以前，由于货币是金属的，具有稀缺性，即便是皇帝，不通过经济手段收回人民手中的货币，国库就还是空的，而若想发行更多的钱，也需要将民间金属货币先收回来，否则就没有多余的铜铁去铸币。

武宗的做法就是银本位不变，变的是流通形式，纸币发行数量与银储备匹配不匹配完全政府说了算。所以说元朝灭了宋，宋却以发明的纸币“坑惨”了元朝。到了至大三年(1310年)，至大钞的发行总量达到了145万锭，折合中统钞3630万锭，印钞量比前三年翻了七倍。再加上增税措施，从这时起，元朝就开始向老龄化发展了。

宋朝四川的交子、江南的会子

武宗死后，仁宗依旧没能改变这种颓势，再到文宗时期，由于皇位争夺战，脆弱的政治结构再次加重元朝的“病情”，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失去，末代皇帝元顺帝即位时，元朝经济已经近于失控。

这时，权相伯颜把持着朝政，他采取了降税的方法缓和社会矛盾。但由于他在民族政策上是个守旧派，他赞成加强民族区隔，取消科举等政策。他甚至将前朝留下的国玺全部磨平，发给王公做私章，据传闻，我国传世之宝“传国玉玺”在大都现身后，就是被他买走磨平。他的种种行为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所以经济改革措施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伯颜剧照

脱脱的无限制QE救市

当脱脱取代伯颜以后，元朝开始对元朝的经济全面审视。脱脱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将元朝带出政治和财政危机。

他一共担任过两次右丞相。第一次在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到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在此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扭转伯颜前期的政策，俗称“擦屁股”，因为此时的社会矛盾成为元朝政权的最大威胁，各地起义军的苗头已经兴起。

脱脱剧照

脱脱在这个时期制定了一些列改革措施，包括重开科举考试，争取汉人进入官僚系统；为表明元朝的正统和持续性，他还主持编修了辽，金、宋三代的史书。

在经济方面，或者说战略方面，他试图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由于元朝定都北京后，周边区域并不能达到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在元初是以海路、河运的方式，由南方运粮供养大都。当大运河维护保养的成本过高时，元政府便放弃了淤塞的河运，全面改由海运的方式运粮。脱脱为了提高粮食的运输效率，企图以海岸线为起点，重新开凿一条运河直达大都城。这个计划在经济颓废的情况下，很明显是想以大型工程刺激和带动经济，但此项工程因水灾而宣告破产。

元朝南粮北运路线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元史·河渠志》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脱脱下台，继任的宰相们在几年内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了。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黄河又发生了决口、运河系统更加不堪一击，北方的粮食短缺加剧。同时，各地的反抗力量也愈演愈烈。到了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临危受命，再次担任宰相。摊子一次比一次烂，但脱脱也作为旁观者更加“看清了局面”，上任之后立即开始了他的改革措施：

首先，为了减少政治阻碍，也为改变元末的腐朽统治，整顿吏治是首先要考虑的步骤，这也是缓解社会矛盾最直观有效的措施。

其次，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这主要是解决黄河泛滥导致的北方粮食及运输问题，为此组织了数十万劳工治理黄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再次，北方粮食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即在北方种植稻米。为此，政府从南方请来稻农传授种植稻米的经验。

最后，为了维护统治基础，他建立了庞大的军事系统。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早已演化成农民起义，尤其是财政政策极力榨取民间财富，人民的反抗势头达到了高潮，军事镇压已经是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策略。

总结来看，脱脱的思想就是一个目标，两手准备；维护统治为宗旨，改革与镇压双管齐下。这就需要政府庞大的财政投人为基础，那么问题来了，钱从哪儿来?

在元朝之前，可能封建王朝并无法通过政府花钱来刺激经济，也没有更好的货币政策，只能不断的摊派税收到人民头上。但到了元朝，纸币就成为“救市”以及“救世”的工具。

黄河水灾（近代图片）

钞票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从宋到元初，它都能“化解”一定的社会问题，途径就是“无中生有”。但元朝统治者只看到了它的魔力，并未发现它恐怖的一面，当有一天，纸钞已经没有人接受了，崩溃也就随之而来了。

那么脱脱是如何筹钱的呢？老套路就是历朝历代都会做的，即加强盐、茶的专卖，以及增加农商税。但这些项目大部分已经被前面的政府榨干了，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脱脱就开启了另一个新套路，也是元朝政府一直用来解决问题的套路，加印钞票。

• 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脱脱为这次印发钞票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货币改革

武宗为了“一劳永逸”，禁止了银的市场流通，这导致货币市场缺乏活力。脱脱则认为铸币和纸钞同时流通才能刺激市场上的货币流通，即大宗交易用纸币、小额零售用铜钱

至正通宝铸币

脱脱之所以推行铸币，是因为市场上早已对纸币失去了信心，这种铸币的发行实际上就是唤起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为纸币的发行打前阵。所以在铸币之外，脱脱还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至正交钞。但脱脱较忽必烈、武宗更有“良心”，旧币的兑换比例不在是一比五，而成了一比二，“仅仅”将原来的纸币贬值了一倍。

脱脱首次印发200万锭至正交钞，用来支付大型工程的劳务、材料费用，以及充作军饷。这200万锭是没有准备金的，钱是撒出去了，但如果工人、士兵、材料供应商拿着这些钱去兑换金属货币，就不可能兑换出等值的额度。

脱脱视察运河工程的漫画

这本身就是具有很大的危机，但脱脱在这一轮增发货币中尝到了甜头，解决了“实际问题”，所以钞票的发行很快就失控了，因为政府对这种方式产生了依赖。当脱脱的稻米种植计划将要“投产”时，第二轮印制钞票就开始了，这一次加印了500万锭。

“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元史·食货志》

这两次加印货币，将元朝常年累积的通货膨胀推向了顶峰，而且这一次力度之大，是政府货币政策下的主动恶性通胀。结果就是物价上涨超过十倍，价格失控后，政府为了解决采购和发薪问题，进而再加印钞票，以至于运钞需要用船，纸币如同废纸，散落于地无人去捡。最重要的是金融秩序乱套，使人民对纸币的质疑转向了元政权。

元末农民起义

脱脱的大型工程虽然具有刺激经济的作用，但劳动力投入过大，大量人口脱离了生产，导致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能力下降，粮食减产进一步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这也加速了纸币的贬值。当经济秩序紊乱时，必然伴随着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山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地先后起义，则又给元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

明朝取代元朝后的疆域

脱脱可能也是元末最为杰出的军事家，可在镇压张士诚时被元朝廷勒令退休，从这一刻起，元朝基本上是黄土埋到脖子了。它并不是被外部起义征服的，而是内部自我瓦解的，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逐步被压缩。尤其是富庶的南方地区，建立起多个不听话的小政权，这也成就了后来的朱元璋，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南向北完成统一的帝王。

元朝的灭亡，可以说经济的自我毁灭占据很大的因素，尤其是宋、金以来的纸币发展，成为其重蹈覆辙的模板。南宋曾在朝议中，探讨过金的灭亡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末期滥发纸币导致的内部崩盘，政府失控。而南宋同样没有吸取教训，在与蒙古对峙后期陷入“无限制QE”的泥潭。而要说全程滥发纸币的朝代，非元朝莫属，它将“无限制QE”发挥到了极致，将这种手段看作是拯救危机的良药，却忽视了“是药三分毒”，最终在脱脱的一剂猛药中，没能掌握好剂量，以至“中毒身亡”！

参考史料：《元史》、《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史》、《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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