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有景道不得 汪里明摄于2020年3月16日
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至高无上，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我们的印象里，皇帝只要往龙椅上一坐，那底下可是鸦雀无声，噤若寒蝉，一片肃杀气氛。
其实也不尽然。在不少时候，朝堂并不是皇帝的“一言堂”，并不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诸如“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事情确实不少，但臣子们并不是都处于“禁声”状态的，对皇帝的“圣旨”，并不是“全体举手一致通过”的。朝堂有时就像个“菜市场”，最有名的例子，恐怕就是明代嘉靖时的“大礼仪”之争了。当然啰，早在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御驾亲征被蒙古瓦剌部俘虏后，在监国的朱祁钰主持的会议上，就发生过大臣们暴打导致土木堡事变的宦官王振同党而酿成的血案。
据史学家们的论定，有宋一代，仁宗时期，士大夫们的言论自由权获得了最大的行使空间。
仁宗在位42年，是宋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张贵妃的大伯张尧佐担任三司使没有恪尽职守，监察御史包拯就和其他台谏官上疏请求“换马”，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职务。
仁宗宠爱张贵妃，于是这张贵妃就“恃宠谋私”，经常为大伯的事在皇帝跟前吹耳边风。宋仁宗挡不住心爱的女人的哭哭闹闹，过了一段时间，改为让张尧佐担任宣徽南院使等闲职。
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诏书，不想包拯又一次站了出来，据理力争，陈述不应给予张尧佐任命的种种理由，指斥张尧佐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讲到激动处，唾沫都溅到皇帝的脸上了。迫于压力，仁宗不得不收回成命。他才回到后宫，张贵妃就跑过来问情况。宋仁宗发火道：你就知道天天说什么宣徽使，你不知道朝中还有个包御史吗？
谏官滕宗谅还丝毫不留情面地指责宋仁宗：“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皇帝被臣子这么讽刺挖苦，尽失脸面。不过暴跳如雷之后，也没有把滕宗谅抓进大牢，只是赶出京城，外放出去做地方官，相当于平级调动。
据记载，明朝万历时期，皇帝长期不上朝，是与朝堂上的“吵吵闹闹”有一定关系的。臣子们不仅屡屡上书，对皇帝进行指责，限制皇权；朝堂上，以内阁大臣为首的文官集团，还经常与皇帝辩得个脸红脖子粗，弄得场面很是不堪。于是在一气之下，万历皇帝惹不起躲得起，干脆置身于深宫，自己给自己“放长假”了。
武则天时期，政治环境也并不是像铁桶一般，大臣们对她也不是惟命是从的。女皇晚年想把武三思或武承嗣立为太子，就遭到狄仁杰等一干大臣的极力反对。狄仁杰的理由是，立李显为太子，武则天百年之后，作为皇帝的母亲则可以享受宗庙祭祀。如果立武三思或武承嗣为太子，立庙不立姑，武则天作为姑妈，无法享受后人的祭祀。武则天最后听取了狄仁杰的意见，立李显为太子，把江山还给了李家。
古代的大臣之间，一些时候也不是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是会真枪实刀地干的，在朝堂之上针锋相对。
比如参知政事、宰相王安石是改革派，提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而以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拗相公”的主张。两人在变法一事上，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甚至在神宗面前也是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有时候争得个面红耳赤。例如在增加税收上，王安石认为应开源理财，使国库充盈，而司马光则认为所谓的开源理财就是盘剥百姓，应当节流。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吕恵卿，还因青苗法在皇帝面前争论不休。对王安石集团酝酿的每一项新法，朝廷中赞成的和不赞成的，都会公开表达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截然不同的意见。
然而下了朝，大家还能坐在一起喝酒品茶、吟诗作赋，并不因政见不同而横眉冷对，影响私人之间的感情。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是君子之争，是为家国而争，不带有任何一己私利。顺带说一下，根据历史记载，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清正廉洁，不殖货利，不好声色，不喜奢靡。
不管怎么说，朝堂里有多种声音，即便是杂音，也总比没有声音好，“吵吵嚷嚷”的声音也是声音。吵闹中，是与非、曲与直、对与错就泾渭分明了，当然皇帝得有那个允许人家提不同意见的雅量。
（写于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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