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之死的背後,是藝術家不被大眾理解的痛苦

梵高之死的背後,是藝術家不被大眾理解的痛苦

熟悉梵高經歷的人都瞭解,1890年7月27日,在巴黎以北20英里外的奧威爾鎮,梵高腹部中槍而亡。按照一貫的說法,梵高是在他經常作畫的麥田裡開槍自殺的。這一槍沒有射中心臟,所以他沒有當即死亡,而是暫時失去了意識,等到醒來後,求生的意志支撐著他回到鎮上居住的拉烏旅店,去尋求醫療救護。但他的傷口是致命傷,醫生也束手無策,一天後,梵高不治身亡,終年37歲。

動畫長片《至愛梵高》的故事發生在梵高去世兩年後,從梵高寫給弟弟提奧一封未寄出的信開始。阿爾勒的郵差約瑟夫·魯林,這位梵高的老朋友,拜託自己的兒子阿爾芒去送這封信給提奧。其實提奧在梵高去世半年後,因為接受不了這種打擊,精神崩潰,已經鬱鬱而終。阿爾芒先去了唐吉老伯的畫材商店,才得知了提奧去世的消息。他帶著這封信,又踏上了奧威爾小鎮,住進了梵高生前居住的拉烏旅店,跟梵高生前認識的人聊天,去他畫畫的麥田,尋找他最後認識的保羅·加歇醫生一家人。此時的的故事已經變成了多方求證梵高之死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梵高之死的背後,是藝術家不被大眾理解的痛苦

這部動畫片借用梵高的畫作還原了梵高生前的無數場景,但是通過羅生門一樣的講述手法來還原梵高之死,還是稍微欠缺了一些。我們可以追問,訪問那些梵高生前認識的人就能還原一個真實的梵高嗎?大眾有可能出自不同的目的講述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他們的對梵高的認識就算綜合起來,就讓真相更加清晰嗎?我看不會。因為橫亙在奧威爾鎮村民與梵高之間的,是不被世俗人理解的天才與庸人之間的鴻溝,是現代藝術與傳統觀念之間的巨大差異,是一個外來者與本地人之間的偏見與仇視。這當然不是奧威爾小鎮的問題,梵高在阿爾勒的生活亦如是,當地人對梵高最多的評價就是一個瘋子,一個精神病人,一個對當地人造成惡劣影響的外來者。藝術家無法融入任何舒適的現實環境當中,從根本上而言,那些執迷於藝術追求的人最多有一半生活在現實當中,他們在精神和藝術世界中探索漫遊了太久,很容易迷失其中,找不著回到現實的路。

所以,梵高總是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他無法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藝術家就是那群被生活放逐的異類人群。他無法生活在熟人社會當中,人情世故的交際會折磨他的神經,他喜歡生活在陌生人當中,無人知道他的過往,人人把他看作是一個新人,不知道他在精神病院的經歷,不知道他曾經割掉自己的耳朵。但在陌生的人群中,他會感覺到孤獨,無依無靠。陌生人對他的敵意,他也無法消解。這就是梵高生前在奧威爾小鎮生活的真實情境,他總是渴望弟弟提奧出現在那裡,他幻想讓提奧一家全部搬遷到奧威爾小鎮,他們可以重建一個溫馨的大家庭。但是提奧無法捨棄在巴黎藝術畫廊的工作,他不但是梵高的精神支柱,還是他經濟的全部來源,他還要負責養家。他每個月要給梵高150法郎,可以維持一種簡單的生活,而梵高用自己的畫作為回報,源源不斷地提供給弟弟,指望通過售賣畫作來解決生計問題。

梵高之死的背後,是藝術家不被大眾理解的痛苦

可惜的是,梵高的畫作,生前只賣出過一副,很多都堆積在提奧家的床底,發黴了。提奧對梵高的意義在於,他是唯一一個真正意識到哥哥是個天才的人,就算梵高精神崩潰,住進精神病院,他也沒有動搖過這個信念。梵高死後,提奧陷入不斷地自責當中,他辭去了畫廊的工作,想編輯出版梵高的書信,策劃梵高的畫展,當這一切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時候,他怒火中燒,譴責世人的勢利。在史蒂文·奈非和格雷格里·懷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傳》中,提到提奧後來跟梵高一樣,精神崩潰,住進精神病院的時候,這樣寫道:“提奧為了哀悼哥哥,索性將自己變成了哥哥”。他重現了梵高的悲劇,提奧在梵高自殺半年後去世。他的妻子喬·邦格將屍骨葬在梵高的旁邊,俯瞰著奧威爾的麥田,兄弟倆終於在麥田的荒野中團聚了。

梵高去世後,有不少證據出現,讓人猜測梵高之死不是自殺,而是他殺,是當時的富家子弟雷內·薩克裡頓捉弄梵高,不小心槍走火導致的。但是這個推斷最終也無法證實。所以,影片《至愛梵高》,就把一個撲朔迷離的案件,索性變成了藝術家的殉道故事,變成了梵高再也不想拖累弟弟一家,甘願尋死的故事。這個有點浪漫化的處理手法是這部電影最大的敗筆,也是我們對梵高認識的一種侷限性。通常而言,我們習慣上會對一位藝術家的去世產生很多無端聯想,比如賦予他的死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一種精神世界的無限放大與現實之間極端萎縮形成的巨大落差,導致的抑鬱和精神崩潰。但是這種人為的拔高和誇張是大眾對藝術一廂情願的狹隘認知。

梵高之死的背後,是藝術家不被大眾理解的痛苦

苦難不是滋生藝術的最佳土壤,藝術家也不是那些必定落魄的人群,那些誇大苦難的道德價值的人,總認為苦難可以讓藝術家的精神世界開闢很多新的審美空間,可以接觸到上帝和靈感的神秘王國。小說家毛姆諷刺說,說出這樣話的人,都是那些生活在舒適房子裡,從別人的苦難中學習到的經驗。文化史學家彼得·蓋伊在《現代主義》中也說,十九世紀的小說習慣把現代主義者描繪成吊兒郎當,放蕩不羈的波希米亞貧民,是一種無稽之談。事實上,這樣的人從來都不多,大多數先鋒派藝術家們都過著舒適的生活,有些人甚至可以稱得上富裕。梵高生前總是需要金錢的資助,但是這種資助並非是因為貧困,而是因為自願地選擇。梵高28歲才開始學畫,在此之前他當過教師兼牧師,他為什麼會放棄一個穩定的職業,甘願成為一個落魄畫家?還有跟梵高鬧掰的高更,拋棄了妻子、孩子和蒸蒸日上的股票經紀事業,遠離喧囂的都市,在窮困潦倒中奮力揮動畫筆,這又是為什麼呢?絕非因為苦難,苦難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不是他們深陷困境的原因,更不是梵高自殺的緣由。

梵高之死的背後,是藝術家不被大眾理解的痛苦

我試著用另外一個藝術家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1897年,二十歲左右的里爾克打算從家庭中獨立出來,放棄大學的學業,去做一名藝術家。從大學退學容易,但退學就意味著要捨棄伯父遺囑中專門讓他完成學業而設立的金錢資助。為了找到一份與文字相關的工作,里爾克給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壇前輩寫了一封措辭誠懇的信,闡釋他渴望成為一名藝術家的決心。這封信已經成為了同類信件中的經典之作,在信中,他詳述了自己很多無助,比如在其他人已經贍養父母的年齡,他還要奴隸般地依賴別人,就算他完成了法律學業,拿到了博士學位,也不會有絲毫的成就感,因為他的目標是為了成為一名藝術家:“對我來說,它事關信仰,誰不懷著他全部的熱望和內心的一切獻身於藝術,誰就永遠不會達到最高的目標。他就不是一個藝術家。然而,假如我坦誠自己是一個藝術家,這並不是過分的驕傲,也許我在力量和勇氣方面虛弱無力並且遲疑不決,但仍然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意識到所有藝術創造的嚴肅、卓越和真實。我不是將藝術看作一次受難,而是看作一次戰鬥;被選中的人必須與自己,與他周圍的那些人鬥爭,以爭取內心的純粹,邁向偉大的目標,邁向那個偉大的節日,並且將全部的技藝傳遞給後來者,達到平靜的和解。但那需要全身心投入!而不僅僅是無聊之餘的少許空閒。”

梵高之死的背後,是藝術家不被大眾理解的痛苦

里爾克的一生可謂真正踐行了這一藝術理念,除了短暫地擔任過雕塑家羅丹的秘書,他再也沒有找過一個安穩的工作。像梵高一樣,他一生漂泊不定,四處遊歷,增長見識,依靠當時還殘存的藝術贊助人制度和朋友們的資助,完成了無數偉大的詩作。如果我們留心的話,里爾克的詩作中有大量的獻詞,通常都是獻給某位貴族或者激發他靈感的女性,如果沒有這種金錢的資助,我們無法想象《杜伊諾哀歌》《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馬爾特手記》是如何完成的。

也許,與里爾克的幸運相比,同樣把獻身藝術看作是一種戰鬥而非受難的梵高,最大的不幸在於,除了弟弟提奧意識到了他的天才,再沒有其他人賞識他的畫作,看到他的天賦。我們對天才的認識總是會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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