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張國榮從24層的縱身一躍讓每年的4月1日從此變得不同。
人們緬懷他，追憶他，他的名字因為歲月的沖刷而變得更加耀眼。張國榮這三個字，代表著芳華絕代，代表著半生惆悵，也代表著香港的黃金時代。
東方君這一代人的青春與港片難解難分。時光可以逝去，但絕不應該被忘記，港片承載了一代電影人的汗水和才華，也承載了一代觀眾的記憶與青春。在“網生代”追逐的娛樂頭條裡，在新生代影迷的視野裡，港片逐漸退場，和褪色的劇照一起，變成了可供回憶的情懷。
談論香港電影，更像描述聽說過、遇見過、相處過，更可能是愛過的一個人，或一隻豬。
我是麥兜：一座城的童年想象
文 | 林松
他們的魚丸粗麵賣光了，就是所有跟魚丸粗麵的配當都沒了。
中國南邊有一座城市叫香港，香港南邊有一個地方叫大角咀，在好彩酒家斜對面舊中橋百貨公司的樓上，有一家春田花花幼稚園。幼稚園裡有一群可愛的小朋友，其中一個叫麥兜，長相平平，智商也平平，和媽媽麥太一起過著不富裕但快樂的生活。麥兜的祖先麥子，名兜，字仲肥，是一位秉承 “無用”思想的發明家。麥兜的父親是菠蘿油王子，因流落香港而失去了故國，邂逅麥太不久又踏上了復國道路，一去不返。麥兜的校長曾經是一名音樂家，迫於金融危機組建過春田花花合唱團，但最終難免倒閉的命運……麥太、Miss Chan、 Mary、春田花花同學會裡的同學們，麥兜的身邊總有許許多多平凡但可愛的人物，過著笑中含淚的生活。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邵氏、嘉禾等公司各領風騷後，香港電影漸入佳境，商業上一片蓬勃，票房一路飄紅屢破新高，也湧現了王家衛、杜琪峰等一大批具有作者意識的電影導演。但香港動畫卻沒有出現同等、相應的爆發和增長，僅僅在電視動畫上有一些嘗試。電影動畫方面，1981 年和臺灣合作的《老夫子》短片曾經大受歡迎，是為數不多的亮點。
直到2001年聖誕期間《麥兜故事》的橫空出世，香港動畫影人獨立製作的港產動畫電影才算宣告有一部揚眉吐氣的作品（香港本土票房超越了宮崎駿的《千與千尋》，是當之無愧的港人驕傲，實實在在創了一個票房奇蹟）。到 2014 年《麥兜：我和我媽媽》上映，這一系列動畫電影已經不緊不慢製作了六部。
麥兜生於單親家庭。一天，電閃雷鳴，一隻塑料臉盆從天而降，轉啊轉啊轉到了麥兜媽媽麥太的產床前。在臉盆落地前，麥太許了好多願望，有了很多期待，比如希望孩子帥如周潤發、梁朝偉，長大後發達發財等。但麥兜長大後，當然沒有成為發仔、偉仔，而是和你我一樣，成為一個普通、庸俗的上班族，一個平凡的負資產者，一個吃飽了飯就會感謝上蒼的平常人。
麥兜愛吃，貪睡，容易長肉，和媽媽麥太相依為命，社會經濟地位明顯處於中下層。他的性格單純樂觀，善良是他最大的優點。但他資質駑鈍，似乎無論怎麼努力，也擺脫不了失敗的命運。
謝立文賦予了麥兜一種和麥太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善良，無用，但是快樂。採訪中，謝立文提道：“好像是先有了麥兜，然後才有故事。麥兜是一個生命，它就在那裡。我見到一杯水，就會想如果麥兜見到這杯水會怎樣。”
麥兜的祖先麥仲肥就是“吃飽了撐的”和“無用價值觀”代言人。麥子，名兜，字仲肥，孔仲尼同時代人，是我國一名“極次要極次要的思想家和發明家”。他發明了電飯煲，但忘記了發明電；他發明了史上第一臺電話，但只有等貝爾發明了第二臺電話，才能通話，為此他苦等多年；麥仲肥甚至發明了一臺計時器，一年等於一秒，一千年才報時一次，十萬年才會有公雞報時，對古代人類毫無疑義。對於麥子的發明，校長有一套解釋：“你看，茶杯裡的水可以輕易地托起一根牙籤，但如果是一條船，就需要江河、大海。”
無用的價值觀，還表現在春田花花幼稚園的教學項目上。《麥兜：菠蘿油王子》裡，Miss Chan 給幼稚園學生上課，教育他們如何耍賴、詐死，跟茶樓的夥計吵架。《麥兜故事》裡，黎根把即將失傳的絕學“搶包山”傳給了麥兜。“搶包山”自 70 年代就已被禁止，民間不再有這項活動，更別說躋身奧運會了。這項無用的運動，除了給麥兜粗壯的小腿，別無他用。
無用相對有用，就好比孩童相對成人。在資本主義價值觀裡，一切行為可以被切割為有用或無用。能為資本創造價值的技能視為有用，反之則應被拋棄。在社會中，兒童成長為成人，就是逐漸切割掉無用的技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種人，在謝立文的語境裡被稱為“社會棟樑和未來主人翁”。“什麼時候才算悲觀，就是你說好一個人一定要做什麼，一定要成為社會棟樑，一定要買樓的時候，就是很悲觀了。”謝立文堅定地站在了無用的一方。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社會棟樑。尤其在階級日益固化的香港。底層香港人的上升通道被堵得嚴嚴實實，教育資源分佈嚴重不公，連報名幼稚園都需要通過家長面試。像春田花花幼稚園畢業的人，混得好的比如《春田花花同學會》裡面的上班族、餐廳夥計，混得差的就是《麥兜：噹噹伴我心》裡面的黑社會混混。同時，貴族學校幼稚園的校友個個腦滿腸肥，出場彷彿明星走紅毯，捐款動輒億萬，和春田花花幼稚園的籌款會相比，一天一地，有云泥之別。
於是麥兜一次又一次承繼“無用”，堅持立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外，以對抗現代性的成人與兒童的分割。有時，這種無用也會成為平凡生活的一個出口。譬如愛抖腳的麥炳，他說：“抖腳，好像會讓日子過得實在點。”在同一部電影中，繼承了父親天賦的少年麥兜依靠抖腳，跟世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 Jo Jo Ma 同臺演出，彷彿已成為人生贏家。
《麥兜：噹噹伴我心》裡，長大後的春田花花同學們，在各自平凡的崗位上艱難地生存著。但他們學會了歌唱，這是校長留下的“生命中最珍貴的一份禮物”。有了這樣一份禮物，足以鼓勵他們在資本主義叢林廝殺的時候，內心保有一份純屬於人類的童真。
“麥兜”系列不是一個成長故事，它反成長，反勵志。誕生二十餘年，麥兜始終保持兒童的形象，從而抵抗資本主義的物化。麥兜和周星馳式的小人物也不同。周星馳飾演的小人物更貼近上一代香港人，他們白手起家，努力奮鬥，最終發達發財，實現階級躍遷。也許，周星馳有他來自商業的壓力。周星馳式的小人物勵志題材是好萊塢屢見不鮮的故事套路，是本土化的“美國夢”，也是資本主義不厭其煩輸出的價值觀。
長大後的麥兜，成為了最普通的大人
歌聲就是一種武器。“麥兜”系列電影，插曲是很重要的元素，甚至承擔起抒情、敘事以上的功用。《麥兜：噹噹伴我心》是一部完整的音樂劇。在兒童合唱團的歌聲中，警察和綁匪會達成和解、麥兜和麥太會互相理解、校長會號啕大哭、觀眾會被勾起無限鄉愁，歌聲可以撫慰每一顆談不上成功、為生存苦苦掙扎的平凡心靈。
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作為“麥兜”系列的靈魂，謝立文說：“我覺得麥兜是一往情深，表裡如一的。”麥兜，是香港這座文化沙漠裡的詩意。
香港有兩面。中環的摩天大樓代表了它的摩登和國際，油麻地、石板街代表了它的市井和平民。透過浮華的表象，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其實相當平常、幽默，充滿了人情味。黑幫、武俠的打打殺殺，商場之間的爾虞我詐固然精彩，但對於普通人來說，一碗魚丸粗麵足以告慰平生。用《春田花花同學會》裡被夾著頭的法國號樂師的話來說：“搵碗飯吃嘛。”
*本文摘選自《別來無恙：香港電影1997—2017》，刪改較多，更多精彩內容請查閱原著
《別來無恙》
本書以香港電影過去20年的發展軌跡為脈絡，選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佳片作為討論對象，試圖通過光影編織出一段香港電影的美好時光， 它們代表了香港電影，也代表了香港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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