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瓶花图》
“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销陨到花里边去；花看人，花销陨到人里边来。”人寄托于花，花依附于人，我们将盛衰荣辱、喜怒哀乐倾注于对花的欣赏、供奉，拥簇出灿烂丰富的花文化。
“品茶、焚香、挂画、插花”为古代文人风雅的艺事，第一才女李清照便是插花的忠实爱好者，不仅写有“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亦有“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
中式插花
尽管如今的插花形式大过于内容，但在摆弄花枝时那份闲适安然与自赏自乐的情愫无异于古人的诗意风情，借由花草抚平心中的繁绪，在花香氤氲里获得一丝恬淡雅静的空隙，在这小小的营造出的空间里，激荡每一个细胞以美的体验。
中式插花
佛放光明，彻照花瓶
中国插花艺术起源于佛教。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而据考古发现，在河北望都发掘的一座东汉古墓的壁画上，画有一件陶质卷沿盆，内插等长、等距、同形的六枝红花枝，酷似人为插作而成。说明早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期便有了插花的雏形。
《白衣观音像页敦煌遗画》，52×55.2cm，五代
佛陀从出生到涅槃，与花有着密切关系，佛陀之母梦见白象衔着一朵白莲花从她的右胁钻进胎中安住，不久有了身孕。中国最早的佛经之一《修行本起经》中写道：“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经由供佛促使的插花艺术，由此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艺术表现空间并流传至今。
吴彬《普贤像图》，127.5×66.2cm，明
以盆盘象征大地的观念沿袭至六朝，与佛教供花结合而成的插花艺术，也是其初始阶段。隋、唐、五代则为插花普及、发展的阶段，其形式不仅有瓶插、盘插，还有吊挂插花以及专门供插花朵硕大的牡丹、芍药等花卉的缸插。唐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就有瓶花、石山的图像，足见插花在宫廷的风气。
陈洪绶《童子礼佛图》，150×67.3cm，明
家家为习俗，人人迷不悟
白居易的《买花》诗一语道破唐宋年间的插花盛景。宋代科举制全面铺展，贵族社会过渡到平民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迅速发展，插花艺术也迎来了“全盛时期”，成为“生活四艺”之一。
赵佶《听琴图》（局部）
宋代对插花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研究，苏轼在《格物粗谈》中更是有详实的论述，于梅花言：“梅花半开者，同蜜投入罐中，镕蜡封口，同时挑三四朵同蜜点汤，花开，香如新摘。”于栀子花言：“将折枝根捶碎，擦盐，入水插之，则花不黄。”于蜀葵、芙蓉，写道：“削煨，以石灰蘸过，令干，插滚水瓶中塞口，开至顶而叶不软。”其研究之细致令人惊叹。
苏汉臣《妆靓仕女图》，25.2×26.7cm，宋，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唐宋室内格局的变化是插花艺术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宋代室内家具以桌椅为中心，文人书房中一定有书案，书案上布有毛笔、墨砚、镇纸、香炉……文人骨子里的“风雅”进到书斋便成为“小情趣”，将四时之花供于案上，寄托了文人的林泉之心。
《胆瓶秋卉图》（局部），26.5×27.5cm，宋
宋画《胆瓶秋卉图》为团扇的扇面，镂空的方形瓶架上有深色青瓷胆瓶，瓶内插有数枝盛开的菊花，高低错落，上三朵，下三朵，阴阳背向各不相同，于各个角度均可看到姿态不同的花朵。
《盥手观花图》，30.3×32.5cm，宋，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盥手观花图》描绘的是庭院小景，长案上置一高颈瓶，瓶身花纹繁复精致，瓶口耸出三支绽放的菊花，花叶相掩成趣、摇曳生姿。
李嵩《花篮图》，南宋
《花篮图》则是在编制极其精美的花篮中插放各色花朵，以蜀葵、萱草、栀子花、石榴花、夜白合等夏季花朵为主，花朵有盛开也有半放的，长短高低交错，花团锦簇、生机勃勃。宋代的铜瓶，仿古式作为铜瓤，即为后世的“花瓤”。
纸窗竹屋清如许
也供人间富贵花
陈洪绶《瓶花图轴》，175×98.5cm，明，大不列颠博物馆藏
明至清末，插花艺术从娱乐性走向了学术性，出现了理论与艺术相互渗透的代表作，如备受推崇的袁宏道的《瓶史》、张德谦的《瓶花谱》、何仙郎的《花案》等。这些理论一经问世便名扬四海，其阐明的插花及至生活美学、器物道法，时至今日仍是花艺的重要理论指导。
陈洪绶《饮酒读骚图》，98.5×41.7cm，明
明清人插花以瓶花为主，在时人看来，瓶不仅可作贮花养水之用，更重要的是它与花连结而成的审美整体。在诸如陈洪绶、金廷标等画家的画作中多处可见。同时他们也更加注重瓶花美感的呈现，对时令、地点、花瓶器材等条件更加敏感。
《乾隆帝写字像轴》（局部），100.2×95.7cm，清
《孝贞显皇后像》，169.5×90.3cm，清
花瓶开始普遍使用单口或多口内胆锡套管来固定、支撑花枝。这些技巧的使用不仅可以延长花朵和花器的生命，更令插花者有了自由发挥的创作空间。
《红楼梦》中亦有对插花的多处描写。第三回黛玉进荣府，看到“觚内插着时鲜花卉”；第十八回元妃省亲，“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探春房中“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宝钗房中“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第五十回李纨罚宝玉去栊翠庵折红梅插瓶……随着贾府的衰败，插花的描述也随之减少。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观书沉吟》，184×98cm，清
金廷标《仕女簪花图》，223×130.5cm，清
“岁朝清供图”是一个应时应景的文人画题材，有着比较固定的图式，在扬州画派与海派中尤为兴盛，代表人物诸如吴昌硕、虚谷、任伯年等。绘画由清供之品入画，兼工带写，加以诗词，成为图文并茂的文人画。
禹之鼎《王原祁艺菊图像》，32.4×136.4cm，清
粉青釉气孔花插，雍正
掐丝珐琅夔龙纹双耳花插，乾隆
画中多有瓶花、蔬果等，有祈愿福寿康宁、富足平安的寓意，充满吉祥喜庆的氛围。这样的作品保有文人画的图式与古雅情调，又加之传统民俗题材，已期“雅俗共赏”。
吴昌硕《岁朝清供图》，94.5×68.5cm，1908年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纵然自清之后，插花艺术没落下去。如今提起插花，大多数人立即会想到日本的花道，但日本花道是由中国隋朝时代的佛堂供花发展起来的。佛前供花的传入归功于圣德太子与小野妹子，他们多次向中国隋、唐王朝派遣使者朝贡学习，引进佛教与中国文化。小野妹子三次前往中国，将所见的中国佛教礼法与佛前供花及花器不断引入日本。
川濑敏郎作品
15世纪中期，最早的花道流派即池坊流成立，标志着日本花道的正式形成。1696年，《瓶史》在日本出版，被奉为经典，还出现“宏道流”一派。20世纪，日本逐渐形成稳定的三大流派：池坊流、草月流、小原流，日本花道作为东方插花的代表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于世界插花界占有重要地位。
田中昭光作品
潘玉良《盆花》，64×79cm
细观当下，古代瓶花深刻地影响着近当代中国瓶花、花鸟画的图式规律，如潘玉良、林风眠、常沙娜等。“筠香承雅事，醒花对尔言。”插花这桩雅事越来越被我们熟悉，不仅许多高校开设有插花艺术相关课程，社会上也有许多机构开发了商业化的兴趣课程。
林风眠《捧莲少女》，68.5×70cm
自古人花两相合，在这场与花草诗意的对话中，人们能够感受传统，又能结合中西精华，师古而不泥古，体会插花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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