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憂鬱的小懶蟲
魏晉風度不過是血染的風采，避風的港灣。
【魏晉風度】:“魏晉風度”一詞最早由魯迅先生在其一場演講中所提出。所謂“魏晉風度”，是指魏晉時期名士們表現出來的風度。它是特定時期中的獨特文化現象，說它獨特，是因為魏晉時期獨有的歷史條件造就了魏晉名士，這個條件就是門閥世族的形成及其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中所佔有的統治地位，所發揮的主導作用。
魏晉風度的形成，本身有一個過程，它的產生在東漢末年就開始醞釀了，而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魏晉風度的內涵不斷得到豐富，完善，直到東晉才最後完成。定型。東晉名士表現出來的“煙水之氣”，“風流自賞”，是為後人認同了的魏晉風度的主要內容。唐代大詩人杜牧說:“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潤州》其一)，正表達了這種認同感。
【魏晉風度文化表現】魏晉風度是中國歷史上一種標誌性的時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現，它產生於曹魏末年，延續至晉。“魏晉風度”是對魏晉時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體體現的概括，精準地指出了這種文化的本質與內涵。魏晉風度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並對後世的中國文人及中國的文化哲學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魏晉風度的產生和發展】
千百年來，魏晉名士那種瀟灑清遠，富有審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魯迅先生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魏晉風度主“通脫”，以“慷慨、華麗”為衣，以“飲酒、服五石散”為行，尚清談，講容飾。魏晉時代無論是當政者還是文人士大夫，都極為追求外貌舉止的俊美和飄逸，以此來展現清高不俗的內在人格。這與當時士族階級的審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極為契合的，即強調由形見神。這種由形而凸顯出來的神韻與風骨，體現著士人精神領域的審美心態。
魏晉士人身處極端動盪的社會之中，生命常常一縱即逝，且又被繁複的禮教所束縛。在如此背景下，魏晉士人尋求精神的自由解放，體現在現實中就是一種放達不羈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拘於禮法，不泥於形跡，心繫自然，真實率性，以此來追求達到內在精神上自由之極境。
殘酷的社會現實促使人們重新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對殘酷現實的哀傷成為整個魏晉時代的一種基本情緒。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悲傷、頹廢的感嘆，實質上標誌著人的覺醒，是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禮教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人自身的覺醒。
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
魏晉風度的產生是以人的覺醒為前提的，文人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對“人”自身、對自我本體的探究與追求上，從而奠定了中國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晉風度反映了魏晉時期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價值取向，代表了魏晉士人文化的發展趨勢。它是魏晉名士人生態度、處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體展現，是魏晉時代所特有的文化氣質。魏晉時期，社會急劇動盪，巨大的變革與慘烈的政治鬥爭使魏晉名士在存活於世的安全上都沒有保障，時時面臨著生死選擇。而另一方面，魏晉士人又不甘庸碌無為，他們一如既往地憂國憂民，以求濟世報國。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下，魏晉名士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表現出很強的統一性，而其內在人格精神與現實政治環境又極度地背離甚至對立。正是這種既統一又矛盾的表現，決定了魏晉時期主流文化的發展趨勢和歷史走向，使魏晉風度以其鮮明的時代特質成為這個時代文人文化的標識。
輕名淡利和率真自然是魏晉風度的精神本質與內在追求，瀟灑放曠和風流蘊藉是魏晉風度的外化表現，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結合，共同體現了魏晉風度的全面性與深刻性。魏晉風度不僅在魏晉時期具有重要和廣泛的時代意義，對後世中國傳統文人的文化哲學和思想，也產生了無可名狀的深遠影響。
務實與超脫、入世與出世，皆為人本性的追求。魏晉士人對灑脫率真、放達真情的人生的倡導與追求，為後世文人們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實的光芒與磅礴。魏晉名士們把老莊“無為”、“逍遙”的自由人格理想，通過自身在亂世中真實而堅定的實踐，以前所未有的氣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國文人的靈魂深處。一方面，魏晉風度造就了中國文人清高的氣質與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為後世處於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識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與平靜，並得以發展為自省與放曠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質的迴歸、精神的解放和個性價值的真正體現。正是這些，令後世文人在面對濁世與困境時，能夠以獨特的人生態度、處世方式以及絕對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對待人生和社會，寄身塵世之內，逍遙世俗之外，以獨特的社會文化行為激濁揚清，救治世弊。從這個意義上說，魏晉風度不僅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
總之，魏晉風度是魏晉時期獨特的審美特徵，是魏晉士人追求現實人生和生命超脫的方式，是人的覺醒時代的偉大產物。魏晉風度是在一種放達的處世方式中昇華而來的哲學式的精神氣質和藝術化的文化內涵，它使人迴歸到了本真與自然。魏晉士人以放曠、恣意的人生態度來反對當時黑暗壓抑的社會制度，反抗束縛本性的禮教與壓迫，並進一步發掘和釋放人生真正的意義和真正的道德，把作為文人知識分子對正義的理性思辨和堅守以藝術的、哲學的、人性的方式傳達於世，達到了真善美融為一體的極致之境。
小蟲兒臥草
魏晉風度給我留下的第一縷印象就是“帥”。看金庸筆下的黃島主，一襲青衫，獨立於繽紛落英之中，碧海蒼霞之間，一隻玉簫，吹不盡人間黯然銷魂，徒留給世人一個孤標傲世的背影，瀟灑而倜儻。
後來我才明白黃藥師絕不僅是一個文學形象，而是一個時代文人的縮影。它不止於表面的灑脫與不羈，而在“帥”字背後埋藏著一個黑暗時代帶給人的深層次苦痛，以及人生價值幻滅的無奈。這個時代的名字叫做魏晉。
後英雄時代
魏晉易代，三國的英雄們大多逝去。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魏武走了；樓高百尺，羞殺求田人的劉郎含恨身亡了；年少萬兜鍪，天下英雄誰敵手的孫仲謀也不在了。三國好似食盡鳥投林，落下大地神州真乾淨。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建安風骨中那日月之行，志在千里的胸襟氣度，天下棋局，江山指點的豪情壯志，統統不見了，只剩下跳樑小醜們爭權奪利，無邊的貪婪與猜忌。英雄們從來不忌諱使用權術，但權力從來只是他們達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他們真正的追求。他們追求的是整頓乾坤，開萬世太平，可宵小們眼中只有追名逐利。不由得阮步兵面對楚漢相爭的古戰場一聲嘆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似嘆劉邦、項羽，實哀魏晉太寂寞。
但有了英雄，就能解決這一切嗎？劉裕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故一世之雄也。但陶淵明看到的仍是黑暗的官場，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他，掛冠而去。世道人心若此，英雄的努力恐怕也是杯水車薪。
又或者，問世間真的有英雄嗎？倘若有，為何眾生有如此之多的苦難；倘若沒有，為何世間又如此熱鬧非凡。這個問題好似一個永恆的死結，前人自哀，而後人哀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恐怕永遠也沒有答案。
士人的性命
魏晉，是文人性命最不值錢的時代。大多數文人如阮籍，活在朝不保夕的時代，政治鬥爭的漩渦稍不留神就會將他們吞噬，更不用說嵇康、謝靈運那一個個才華橫溢的名字，最後卻只能在權力鬥爭的刀光劍影中牽連冤死。文人的性命為何輕得如此？我想正因為文人的力量之於專制王朝而言重於泰山，他們不值錢，恰恰因為他們太值錢。
早在兩千五百年前，韓非便道破了讀書人在亂世中的處境“儒以文亂法”，雖然戰國之“儒”與後事之“儒”不盡相同，卻準確地描述了文人在當權者棋局中的角色。他們代表著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精英，是朝野輿論的代表，他們的言論往往能左右民心向背。因此統治者擔心這些有傲骨的，不合作的士人動搖自己的威權，便只有將他們送入黃泉這一條路。所以曹操容不了孔融，司馬昭容不了嵇康，就連諸葛亮也容不了一個說三道四的蜀中名士彭勇。
更何況，文人的性命遠沒有說幾句狂語那麼簡單。他們的才華、智慧，既是每個政治集團追逐的資本，又是統治者要提防打壓的對象。統治者與士人的矛盾，說到根本是皇族與士族的矛盾。士族自漢廢百家，尊儒術之後，就成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歷經二百餘年的發展，至魏晉之時，已成為可以抗衡皇權的力量。曹操的唯才是舉，諸葛亮的依法治國，孫權的同化融入，都是為了和士族對抗或者避免衝突。魏蜀吳三家都非士族出身，採用不同的策略最終卻是殊途同歸，都敗給了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馬政權，但司馬氏政權建立的那一天，他又要重新面臨這個問題，如何對待那些虎視眈眈的士族？
政權既需要士族的支持，又不允許士族的壯大，因此晉承九品中正制，鞏固士族利益，同時又對那些不合作的士族予以打壓，可謂實實在在的胡蘿蔔加大棒，就算如此，皇帝輪流坐，王謝兩大士族仍然穩如泰山，可見士族力量在那時有多強大。
恐怕這是一個士人性命最不值錢的時代，也是一個士人性命最值錢的時代。
文人的自覺
每當我們談到魏晉，自覺是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但什麼是自覺？是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嗎？我想不是。軸心時代是中華文明的覺醒，而不是自覺。文人的自覺，意味著人不再依存於政治或是某種現世的意義，而轉為對人本身的探求。百家爭鳴，只為回答中國該建立怎樣的制度，而魏晉風度卻在問人生該何去何從。諸子百家的覺醒是回答者，魏晉文人的自覺卻是一個提問者。自覺，是拋開一切的功名禮法而直取人生的本義。
人生的本義是什麼呢？阮籍、嵇康等人給了玄之又玄的回答。大人先生者，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一番老莊玄學，一個不可道之道。但說破也很容易，無非四個大字:忠於自己。阮籍不守孝道，卻痛哭咳血，嵇康不慕功名，甘心打鐵為樂，他們活著不為別人，只為自己的快樂。阮籍當個步兵校尉，只因廚師善釀酒，覺得當官好玩，心血來潮上東平“剖竹十餘日，一朝風化清”，十餘天令縣治脫胎換骨。在他們看來，那些為權貴，為禮法而活的人實在可笑，他們便將世俗的條條框框扯得粉碎，而追尋人之為人的意義。
他們忠於自己，但他們也不得不孤獨。人類最深的兩個感傷是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尋找，時間與空間的無限讓人感到冥冥之中的宿命。阮籍彷彿魏晉文人的一個縮影，他曾為一個不相識的才女香銷玉殞而灑熱淚，也曾寫下“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的感懷。在他眼中美好是那麼易逝，高潔是那麼孤獨，這些悖論常常讓人生的價值幻滅，英雄不可靠，才華不可靠，高潔不可靠，人在無窮無盡的時空中又該如何寄託？口口聲聲地忠於自己，但自己究竟是誰?沒人生下來就是隱士。“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很難想象，這句豪言壯語出自那個悠然採菊的五柳先生。世人誰不羨人生的成功，誰又能真正超脫於全部的功名，誰又不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呢?恐怕沒有這樣的人。哀歧路，哭窮途，自覺之後,幻滅一場，揮涕懷心傷，辛酸誰語哉。
倘若文人的故事到這兒就結束了，那麼阮籍和嵇康就不會算第一流的文人了。評價他們，我們會用一個詞叫做高貴。這種高貴不指他們的出身，而指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自覺,因而有人生的幻滅，但他們不沉淪於幻滅的失落，而在尋找新的人生價值，是一張琴，是一壺酒，是一溪雲。在那個黑暗的年代，這無疑是無力的掙扎。嵇康終日彈琴會友，朋友蒙受不白之冤，嵇康站出來聲援，卻因不肯趨炎附勢，受小人讒言，斬於市曹。刑前，嵇康要了一把琴，“《廣陵散》於今絕矣！”言畢，彈指揮弦，曲畢，慷然受刑。至今，我們早已聽不到《廣陵散》真正的曲調，但每個人心中或許都有那一位笑看生死，為自己而活的彈琴人。這就是掙扎者的高貴，這就是高貴者的掙扎。
文人因自覺而幻滅，因幻滅而掙扎。上承屈原“吾將上下而求索”，下有李煜“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無疑超脫了功名富貴，而道出了人所共有的生命體驗，也是為何千百年後，我們對於那樣一個黑暗時代,仍留以深深的眷念。
天地為熔爐，造化為工。魏晉風骨，離開了那一個“最壞”的時代，只會如無根之萍，得其形，失其神。故一代皆有一代之風度，而後世莫能繼之矣，但我們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魏晉風度，彷彿黑暗時代之中的一抹強光，是我們永遠值得銘記的財富。
周朝文DMU
魏晉之風自建安時起，這個時期的代表，是曹家父子和建安七子。燕趙自古多戰，其時距先秦不久，所以建安人的詩歌文章中，多有慷慨悲歌的味道，清朗峻立。曹操崇尚“通脫”，南征時大敵當前，尚且酈酒臨江，橫朔而歌，更借酒勁殺了指出其音律錯誤的人，行事是很通脫的，詩文則有帝王之氣。後來天下初定，經濟漸豐，他的兒子曹丕和曹植的詩中，用詞就華麗起來。其中曹植是酗酒的，“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姿歡謔”。他飲酒的風采，連李白也不勝仰慕。這個時期的文風，概括起來是清峻、通脫、壯大、華麗。\r到魏末時，司馬當權，出了竹林七賢。這七人個個好酒，為人為文也很有些酒味，得了通脫之道。嵇康就更甚，寫文章否定當時的道德觀念，連“天”都一起罵了。竹林七賢雖然沒有第一流的文字流傳，卻開了隱士之風。自此以降，中國文人多隱者。\r那不是一個真正自由的時代，所謂無拘無束嗎，言論自由嗎都是假象，孔融死於曹操之手，不過是因為他說了反對曹某的話。嵇康死於司馬昭之手，逃不了那一支筆一張嘴的關係。魏晉時人們所說的自由的時代，完全是因為在此之前，人們被禁錮得太厲害了，唯有放浪形骸之外才能逃離現實。
我們以史為師
魏晉風度，一般理解為當時的名士風度，實際上指的是在中國魏晉時代產生的一種人格精神與生活方式的統一體。包括哲學思辨、人格境界、文學創作、審美追求等方面。從時間上來說，指的是三國時的魏(公元220-265年)至兩晉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劉宋時代以士族名士為主體的生命體驗，它以七林七賢中阮籍嵇康和晉宋時期詩人陶淵明為代表人物。今天我們就來與大家一起討論一下什麼是魏晉風度，以及它的現代人生意義問題。主要談兩個問題:一、魏晉風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晉風度的表現形式。談到魏晉風度，不能不與當時興起的士族階層相聯繫。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東漢末年興起的世家大族，他們壟斷做官的權力，有著自己的政治特權與莊園經濟，可以與皇權平分秋色，比如東晉時就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在中國歷史上，唯一可以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就是魏晉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階層。魏晉風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謝家族，他們既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謝氏是詩歌家族，王氏是書法大族。所以魏晉風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貴族的產物，也是憑藉經濟與政治上的特權而形成的。
賈大智
魏晉風度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很難再找到一個時期，像魏晉那樣，突然湧現那麼多獨立特行，放蕩不羈，狂妄任誕之士。他們喝酒、長嘯、裸形、做青白眼、把那個殘酷慘烈的魏晉時代渲染成血色的華麗。 那是個酒的時代，這個時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煩憂，於是有了“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有了劉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與豬共飲，王羲之與友人的曲水流觴……美酒成了眾多士人放蕩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個率性狂妄的時代。阮籍說：“禮豈為我輩設也！”他有一個奇怪的癖好，常常一個人駕著牛車馱著酒，漫無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車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後放聲嚎啕痛哭。看到當年鏖戰的英雄已隨風煙而逝，英雄已矣，小人當道，一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長嘆傳遍了魏晉大地。他無視社會規範，母親去世了，他卻照常喝酒、吃肉。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頭小肥豬，喝了二斗酒，然後向母親的棺柩告別。然而——窮矣！只叫了一聲，頓時吐出血來，猛然倒地，變得像個病人。他厭煩身邊虛情假意的來來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母親去世後，面對許多來弔唁的人，阮籍只是披頭散髮，目光呆滯，形容枯槁，既不還禮，也不哭拜，來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而劉伶也不亞於阮籍，他經常抬棺狂飲，在屋中身上一絲不掛，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幹嗎要鑽到我褲襠裡來呢？那是個歸真自然的時代。是老莊思想讓他們擺脫現實的紛爭迴歸自然，迴歸自我。它要求人們去掉人為造作，提倡迴歸自然，持守自身質樸的本性。在他們看來，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他們不受世俗約束，放浪形骸，不為外物所累，率性而為。那是個友情的時代。所有人來弔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備了酒、 挾著琴來到靈堂。阮籍終於青眼相對，他們成為了終身的朋友。嵇康打鐵不想讓很多人知道，更不願意別人來參觀。向秀知道他的脾氣，悄悄地來到他身邊，也不說什麼，只是埋頭幫他打鐵。後來山濤推薦給他一個很高的職務，他立即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給山濤。雖然給他寫了著名的絕交書，但臨終前嵇康卻對自己十歲的兒子嵇紹說：“只要山濤伯伯活著，你就不會成為孤兒！”果然，後來對嵇紹照顧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濤。那是個音韻的時代。一曲絕世《廣陵散》，何等唯美，悽美。嵇康的臨刑撫琴，泰然冷笑，一曲終了，慨然就死，阮籍長嘯，他作的《大人先生傳》廣為流傳。那是個矛盾逃避的時代。獨立特行的嵇康，被晉文帝殺害；阮籍數次以醉酒避禍，終不免落得一個鬱郁而死的結局；與嵇康一同打鐵的向秀，在嵇康死後，為避禍不得不去首都洛陽，晉文帝還挑釁說：“你不是想隱居山林嗎，幹嘛還來這裡？”向秀不得不回答：“像巢父、許由那樣的隱士，不能理解堯帝的聖賢，不值得羨慕。”通過貶低古代隱士巢父、許由的高節情懷，取悅屠夫皇帝，保得一命。這是非常可悲的。那是個美男如玉的年代。這魏晉時期的人愛美，這和這個特定時代的戰亂、動盪是分不開的。在這個戰事頻繁的年代裡，今天人頭還在脖子上，明天就不知道到哪裡去了。所以及時享樂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感官、外化的美成為了大眾審美的標準。而據說魏晉時期的男性審美呈現出陰柔傾向是和當時人的另一風尚緊密相關，那就是服藥。當時很多人都服食一種叫五石散毒性很強的藥物，這種毒性可以讓人的皮膚變嫩，但是皮膚變嫩以後，問題也隨之而來。緊身的服裝就不能穿了，否則皮膚會磨破，於是大家紛紛改穿寬大的衣服。鞋子也開始改穿木屐，減少腳和鞋子的摩擦。更可怕的是，因為皮膚嫩得不能洗澡，當時的人大都滿身長蝨子，蝨多不癢成為一種時尚。兩人在說話，其中一人伸手到衣服裡抓出了一個蝨子，那在當時是很時髦的事情。可見服藥帶來了社會審美的巨大變動，陰柔美成為了社會的主流審美。按《晉書》記載，嵇康“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按《世說新語 容止》他“ 風姿特秀。 見者嘆曰: 蕭蕭肅肅， 爽朗清舉。或雲: 肅肅如松下風， 高而徐引。” 可見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付男子漢氣派。與當時的一些男人多有塗脂抹粉地化裝，靠藥物換來的美相比，嵇康的英俊是出自然。最有說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裡採藥，竟被樵夫誤以為仙人下凡，其風姿可窺一斑。 他死了多年後，他的兒子嵇紹始到首都洛陽，有人對王戎說：“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王戎回答：“君復未見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風度儀態。那還是個讓婦女追求自由展現自我的時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說魏晉時候的女子象男子一樣，訪親問友，四處交遊，夜裡還打著火把，在街市上行走。或半夜回家，或夜不歸宿，或遊耍佛寺，或觀賞漁獵。登山鄰水，離鄉遠行。更有豪放的女子，路邊飲酌，彈唱歌舞，毫不羞澀。
皮條看歷史
文學常識，歷史典故，哲學理論得以很好的發展，具有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