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那些身处在战争中的孩子

银幕上那些身处在战争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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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偶然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尼古拉斯.温顿先生,一个享年106岁的英国人。


银幕上那些身处在战争中的孩子

1938年温顿先生是一个年轻的股票经纪人,他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去度假,没想到那时候纳粹德国侵占了捷克北部的苏台德地区,因躲避战乱很多难民涌入了布拉格。一次温顿先生和朋友去了难民营,看到很多流离失所的儿童根本没有人管,而随着德军的迫近,这些孩子的命运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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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顿决定帮助这些孩子,朋友觉得他简直疯了。但温顿决心已定,他作为股票经纪人的特长很快起了作用,他募集到了一些资金,把一些难民儿童转运出了布拉格,他又游走于西方各国的政府,希望能接收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但当时只有英国和瑞典同意接纳。温顿又四处奔走,在英国寻找可以接收这些孩子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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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纳粹德国占领了捷克,但办理这些孩子签证的官僚部门却行动迟缓,温顿预感到形势严峻,不得不帮那些孩子伪造入境文件,在二战爆发前几个月内,一共有8列火车带着664个脖子上系着标明身份号码的捷克斯洛伐克孩子,悄悄驶出了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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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不是似曾相识?

是的,在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那些无辜的人,在集中营拯救犹太人的辛德勒,中国驻奥地利使馆冒着危险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的何凤山,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中国人的约翰.拉贝,金陵女子大学的代校长魏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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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在黑暗和悲惨的地狱中,用善良拯救生命的人。在那个时代,好的人真好,坏的人真坏,邪恶的人真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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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顿始终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别人,直到几十年后,她的妻子在收拾房间的时候,才发现了一本写着所有孩子名字和接收他们家庭的名册,温顿的故事才为人们所知,而那些被温顿拯救的孩子,也已经年过花甲,他们纷纷来看望这个给予他们生命和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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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温顿,战后的记录表明,当年那些孩子的亲人,几乎无人幸存。

在战争这种人类极端的痛苦和灾难中,孩子都是最无辜,弱小,需要被保护,却又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而战争像一只怪兽咆哮着滚滚而来时,几乎无人可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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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整个二战史中最黑暗,最反人类的一页,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是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最直接,最经典的电影,在完全用黑白影调建构的影像中,导演斯皮尔伯格只在一个地方用了色彩,就是在犹太人群中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她鲜红的衣服在灰暗沉闷的画面中是那样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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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导演在影片中没有对这个红衣女孩做过交代,但几乎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会对这个画面过目难忘,而这个红衣女孩再次出现时,已经是一具被纳粹杀害的尸体,她躺在众多犹太人的尸体中,依然醒目。这个女孩,她红色的衣服就像是一个符号,提示着纳粹的暴行和生命的无助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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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大屠杀、南京大屠杀都是人类历史上丑恶而黑暗的标志,它带给人类的创伤是难以承受的痛苦,以致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另一部描写纳粹集中营里孩子的影片《穿条纹衬衫的男孩》所描述的就是这种巨大的悲剧,这部影片的海报就是隔着集中营的铁丝网,穿着条纹衬衫(集中营里犹太人的囚服)的男孩和集中营司令的儿子布鲁诺相互交谈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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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布鲁诺是个8岁的德国日耳曼孩子,他跟随父母离开城市去了“偏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在集中营外布鲁诺是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他对集中营里那些穿着条纹衬衫永远在干苦力的人,充满了好奇,他并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集中营的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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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和穿条纹衬衫的犹太男孩成了朋友,他们经常悄悄在铁丝网边交谈,布鲁诺显然并不知道集中营的可怕,因为在他父母的眼里,他们仅仅是在做一件平常的工作。于是他答应要帮自己的朋友找到他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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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布鲁诺悄悄钻进了铁丝网,换上了那身代表着犹太人身份的条纹衬衫,去帮他的朋友找爸爸,结果,他被当做犹太人一起赶进了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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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鲁诺在集中营里时,他的父母正在集中营外到处找他,当他们在集中营的铁丝网前找到布鲁诺换下的衣服,那焚尸炉的烟囱里升起的滚滚黑烟,终于让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两个孩子都死在了毒气室里,和《辛德勒名单》里那个红衣女孩一样,被铁丝网隔开的两个孩子,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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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的死是一个悲剧,但更是对纳粹反人性暴行的救赎和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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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是死亡之地,但在《美丽人生》里,犹太孩子约书华的爸爸圭多为了不让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将集中营描述成一个大游乐场,他们正在玩一场游戏,最终的奖品是一辆坦克。约书华相信了爸爸的话,和爸爸一起玩起了在集中营里躲藏不被发现的游戏,德军即将战败,在仓皇撤出集中营的时候开始了最后的屠杀,圭多把儿子藏在铁皮柜子里,告诉他一定要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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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约书华从铁皮柜子出来,集中营里变得寂静无人。这时他真的看见了他的奖品——一辆解放集中营的美军坦克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真的赢得了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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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圭多却没有看到儿子赢得“大奖”的那一刻,在最后那个晚上,他被纳粹杀害了。《美丽人生》用一种喜剧的方式,讲了一个悲剧的故事,让我们在笑中流泪。再悲惨和痛苦的人生中也有“美好”,也许人生真的就是一场游戏,我们赢得大奖的,就是生命中的乐观和心存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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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用孩子的角度,用喜剧的方式来表现二战的还有今年在奥斯卡上获奖的《乔乔的异想世界》,只是这次的主角不是犹太受害者,而是一个一心想成为冲锋队员,成为元首身边卫队一员的“小纳粹”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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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乔一出场就是一身纳粹少年冲锋队的队服,一个元首模样的人一直在身边给他洗脑,他也相信自己是一个未来的纳粹,但他的想象却在现实中不断挫败,在军事夏令营里被嘲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真正的纳粹,乔乔陷入了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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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发现自己的家里藏着一个犹太女孩,而自己的妈妈是一个反纳粹的抵抗战士,乔乔在这种混乱和分裂中逐渐发现自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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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乔的异想世界》在喜剧的包装下对生命的意义严肃的思考,是在嬉笑中充满了悲悯和善良的电影,它用喜剧嘲弄了纳粹的愚蠢和自以为是,撕下了元首虚伪而堂皇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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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在战争的恐惧中给了孩子一个“异想世界”的是《潘神的迷宫》。1944年的西班牙,处于佛朗哥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下,法西斯对抵抗的游击战士到处追捕、谋杀,处在恐怖氛围下的小女孩奥菲利亚喜欢看书,她把自己躲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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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着自己在花园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迷宫,而她自己就是奇幻王国失踪已久的公主,奥菲利亚在奇幻世界和现实世界间来回切换,奇幻世界是瑰丽美好的,现实世界是恐怖而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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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缤纷的眼泪与微笑、恐惧与希望中回荡”,《潘神的迷宫》是一个在战乱的恐怖中的孩子用奇幻的童真来抵抗现实恐惧的故事,虽然,奥菲利亚在现实中死去了,但在那个奇幻的世界里,她获得了希望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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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曾经有一个孩子,也像美好人生中的约书华、穿条纹衬衫的犹太男孩和奥菲利亚一样,生活在恐怖和囚禁之中的孩子,那就是《烈火中永生》中的“小萝卜头”,这个从小一起和母亲坐牢的孩子,并没有因囚禁而失去孩子的童真,而是一直向往着自由,向往着向蝴蝶一样飞翔的生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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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孩子,直接置身于战斗之中,比如《闪闪的红星》中的潘东子和《小兵张嘎》中的嘎子,这两个人物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再熟悉不过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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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就特别想跟潘东子一样有一颗真正的五角星别在军帽上,也学着嘎子用木头削一个手枪,或者用柳条编个伪装帽,跟小朋友砰砰乓乓玩打仗,在那样的游戏里,只有好人打坏蛋,没有死亡,也没有对战争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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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的童年》是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在苏联充满了宏大叙事的二战电影中,它是一个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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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伊万的视角,通过伊万的梦境和现实交织来表现伊万的被战争伤害的内心世界,伊万的父母都在战争中被德国人杀害,伊万怀着复仇的决心来到前线成为了一名小侦察兵,科林上尉认为战争不是孩子的事,希望军方将伊万带回后方,但伊万拒绝了,他又一次执行侦察任务,却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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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德战争中,有很多这样置身于战场的孩子,在《兵临城下》中,苏军王牌狙击手瓦西里的身边,也有一个帮他通风报信的孩子,在与德国狙击手最后的较量中,这个小侦察员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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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战要塞》中,军乐队中的小号手和所有要塞的红军一起经历了被德军突袭,死守要塞和壮烈牺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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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看到过抗战时中国远征军里的娃娃兵的两张照片,两张照片中的孩子穿着跟他们瘦小的身体不相称的肥大的成人军装,脸上是稚气的笑容,那笑容让人相信,“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这样的全民族抗战,必是有着向死而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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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的那一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最终也尝到了战争带来的苦果,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战场的节节败退,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可以不断地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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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之墓》里,14岁的少年清太和妹妹节子的母亲在美国的空袭中不幸死去,清太向节子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带着妹妹去投奔亲戚,但在战乱之中,人们自顾不暇,人情淡薄,在亲戚的白眼和越来越少的食物中,清太只好带着妹妹躲到河岸边的防空洞里生活,哥哥捉来萤火虫放在帐子里,给他们兄妹饥饿,贫寒的生活带来了点点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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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妹妹不再饿肚子,哥哥趁飞机轰炸之时冒着生命危险去那些躲避空袭的屋子里找一些食物,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战争带来的死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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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认为人的灵魂就像萤火虫的光点一样,在黑暗里短暂地漂浮,清太和节子的悲剧是战争带给无辜孩子的悲剧,战争的发动者将整个国家和民族绑在战争的机器上,几乎让整个民族坠入毁灭的深渊,这是二战带给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最深刻的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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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0分,德军进攻波兰,第九列原定于当天出发的“温顿列车”在边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营,250名孩子再也没能抵达利物浦的车站。如果列车能提前一天开出,结果将可能完全不同。多年以后,温顿一直为此而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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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顿100岁时,那些当年的“孩子们”沿着当年的路线、坐着蒸汽火车来看他。一个孩子送给了他一幅版画:一列火车正穿越欧洲,从捷克到伦敦,从纳粹的魔掌下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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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名捷克的犹太孩子都幸存了下来,他们中后来有电影导演,有工党政治家,由著名记者,他们也都成立了家庭,有了子孙后代,他们孩子的孩子,拿着向温顿致谢的字牌感谢温顿当年对生命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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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温顿拯救的孩子,也记住抗战中娃娃兵的面孔,记住那些在战火中被夺走童年,记住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也记住那些只有孩子才有的奇幻和异想世界,记住那些孩子们善良、纯真以及无所畏惧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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