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泽政协文史
清明节是一个缅怀先人的节日，是一个让人们表达情感的节日。它让人们时刻谨记先辈的遗志，传承先辈的美德。
这篇《回忆父亲》，既有史料和长辈对父亲的记述，也有一个孩童眼中的亲见亲闻，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我们展现了那个年代父亲的伟岸形象。读之，犹如名篇朱自清的《背影》般触动心灵、让人泪目。
回忆父亲
我的父亲金宝贤曾担任鸡泽县政协第一任主席，政协的同志一年前就让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但一直未下笔。写什么呢？他的一生实在很平凡、也很普通。况且，对父亲的一生，我们做子女的了解得并不多。近日，一些老领导又几次嘱咐，让把他们的一些回忆记述下来。下面的文字，有许多就是按照老领导们的叙述记下来的。
一、早年的血与火
父亲出生于1924年，幼年丧母使得他饱受失恃之苦，贫苦的生活锻炼了他外柔内刚的坚韧个性。他在乡村小学半耕半读上了三年初级小学，就再也未能继续求学。性格内向的他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迷惘中寻求希望、寻求光明。
1942年，是整个冀南进入抗日战争以来最艰难的时期，这一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寇加剧了对华北人力物力的掠夺，千方百计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变本加厉地实行“囚笼”政策，搞“治安强化运动”，在我县突击增修了十多个炮楼，炮楼之间修了公路，公路旁挖了封锁沟，使鸡泽县陷入炮楼林立、沟路成网的囚笼控制中，环境变的十分险恶。
就在这一年十月，18岁的父亲加入了共产党，投身于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在白色恐怖下，他参加了看青队，白天是受苦人，晚上是民兵。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带头组织群众进行了1943年的生产度荒和1944年的群众性打蝗运动，在残酷的斗争考验中，逐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青年成长为一名有坚定信念的党的战士。
当时，日寇的“强化治安”可以说是壁垒森严，我家祖居的吴官营村，西边四公里是日寇盘踞的县城，东北两公里是伪军驻扎的邢堤炮楼，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与之周旋、斗争，可谓出生入死。
1944年农历八月初一，在日寇的一次大“合围”中，父亲在吴官营村东北路上被鬼子抓进了县城（同时抓去数百人，后来经初步审讯带到县城十八个人），凶残的敌人用木棒、板子打，逼问他谁是党员，谁是村干部，谁是看青队，企图在他身上得到抗日游击组织和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在一次刑讯中，鬼子的“白翻译”将刺刀捅在我父亲的肚子上，刺刀在他的腹部划开了四指多长的口子，鲜血直往外流，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他依然平静地告诉敌人，我是个受苦人，我不是看青队，也不知道谁是，你问的事，我啥也不知道。就这样，在敌人的监狱里经受了一百四十多天的非人折磨，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更没有暴露党组织的秘密，无可奈何的日寇最后不得不释放了他这个“受苦人”。出狱时，由于长时间的狱中折磨，他浑身长满了疥疮，瘦得皮包骨头，身体非常虚弱，从县城到吴官营的四公里路，歇了十几次才挪到家。但他等不得身体的复原，就急着找到党组织，很快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又投入到对日寇的斗争中。
1945年上半年，组织上决定让父亲担任了一区一仓房主任，6月，经区委书记王冀民和当时在我村的抗日政府县长韩友真的介绍，他又参加了县财科的工商培训，担任了县仓库粮秣员，负责公粮筹集、保管和调用工作。当时的公粮保管，既分散又秘密，说是仓库，实际上是将公粮分散在农村党员和基本群众家里保管，为了不让公粮受损失，群众也想出了很多办法，我家就曾是一区“仓库”的一个保管点，采用的办法是：在干燥地方挖以深坑，四周以麦糠、芦席围之，即成为又安全、又可靠的粮仓。因为是秘密工作，各粮仓的地点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储备、调用的帐本也只有一个人掌握。
父亲的帐本比生命还重要，平时秘藏在很严实的地方，用时也是随身携带。有一次，他刚从小寨（或是风正？我母亲回忆时记不确切了）回来，还没顾得上给家人说话，就听到“老日的（群众对日寇的蔑称）来了”的喊声，他没有顾得上家里的老小，背起包袱就往村外冲——包袱里装的是公粮保管、调用的帐目，它比全家人的命都要紧。一直冲到村东大沟上，将帐本埋在一个别人注意不到的树坑里，并做好记号，他才顾得上隐藏自己。有好几次，因为遇到情况，他都机智地将帐本就地掩藏，做好记号，然后混迹于老百姓当中与敌人周旋。
1945年4月的一天，他又一次被捕，在邢堤炮楼与十几个伪军周旋了一夜，第二天才得以脱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究竟遇到过多少次这样的危险，他很少讲过，只是一门心思为了革命事业埋头工作，用行动实践着入党时“不怕掉脑袋”的誓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的1946年，他到二区区公所当了书记员（1947年任民政助理），才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工作环境。
二、“稳、准、细”的是与非
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鸡泽老同志，大都知道“稳、准、细”的出处，那就是父亲一贯的工作原则。
1948年，他任三地委土改整党工作团工作员，县委调查研究组副组长，1949年春，任县委办公室代理主任，之后又先后担任县委整党特别组组长、省委三反检查团支委、县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在1956年的鸡泽县第一次党代会上，他当选为县委副书记。1958年合并大县后，他服从组织安排，离开鸡泽县，就任邯郸市建筑工程局党委副书记，后又到邯钢工作，先后任邯钢建筑公司党委副书记、企业公司党委书记、炼铁厂厂长、机修厂党委书记等职。
1962年，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号召干部和家属“为国家担担子”，支援农业一线，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要求调回鸡泽，全家转为农业户口，他本人改任县委常委。两年后他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地委“四清”工作团，任分团党委委员、工作队指导员。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他始终保持了一种扎实、严谨、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被同志们概括为“稳”、“准”、“细”三个字。
所谓“稳”，是指他干事情一以贯之，不忽冷忽热、忽高忽低；
所谓“准”，是指他抓工作分析、判断、决策准确，不乱下结论；
所谓“细”，是指他处理问题认真、细致，不粗枝大叶。
三个字的核心是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实事求是，丁是丁，卯是卯。
他当县委副书记时在全县的工作汇报会上，曾不止一次当场指出经许多人之手算出的数字中的逻辑错误。他常说：干事情就得当真，胡支应的事咱不能干。
特殊时期，由于当时县里的“头号人物”在大会上点名，“稳、准、细”成了他的主要“罪状”而受到多次批判。后来他重新工作后，仍坚持自己的一贯工作作风，遇事从实际出发，不媚上，不欺下。
他当法院院长，经手判过无数案子，没有一个因错判而翻案的。当年在法院工作的同志回忆说：再复杂的案卷，只要经过了金院长的手，我们心里就踏实了，卷中一个很小的疑点、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不合适，他都不会放过。
他当纪委书记时，有过一件现在看来很小的事：一名科长写了一个汇报材料，其中有“全体常委进行了学习”一句，他签发时专门找来这名科长，指出有两名常委请假，就应当改为“在机关的常委进行了学习”，而不能有丝毫虚假。
他当政协主席时，有一次组织政协委员考察全县教育工作，用了半个月时间，考察组的考察报告讨论、修改了四次才通过。他说，向县委的报告，必须认真负责，绝对不能敷衍了事。
有一件事至今我印象很深：那是1982年8月，洪水泛滥，我当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深夜（大概是夜里十二点左右）冒着大雨随崔泽民县长巡查河堤到亭自头村北，发现有两个老人挂着木棍在大堤上蹒跚巡查，走近后发现是我父亲和县委常委、检察院检察长柴瑞祥。当时他们二人都已年近花甲，按说在家听听汇报就可以了，但强烈的责任心使他们和年轻人一样置生死于度外，多年的工作作风使他们更习惯于带头奋战在抢险第一线。我们离开时崔县长很不放心，反复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别滑倒了。大堤上的路泥泞难行，连年轻人行走都很困难。他们戳了戳手中的木棍，说不怕，有“拐棍儿”。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父亲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由此可见一斑。
三、光明磊落 视原则如生命
父亲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认真细致，表里如一，在原则问题上，更是光明磊落，没有半点含糊。只要是非清楚，真理明白，就得坚持真理，个人的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下面的几件事，他的老同事们都还记忆犹新。
原则面前无权势。1975年他任法院院长时，有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已被关押了九年，复审几次，定不了罪。有关方面坚持要判几年，否则就是错案。为此，上面的主要领导要求法院必须量刑。最后实在找不到依据，说哪怕戴个坏分子帽子放回去也行，从领导面子上能说得过去，对社会面上也有个交代。当时判案中行政干预相当厉害，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法律、对公理、对群众负责，父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坚持依照法律和事实判了无罪释放。
原则面前无私情。父亲还没有到法院时，有一个民事纠纷旧案，当事人一方是局级领导干部，而且是父亲过去的老同事；另一方是农村的孤寡老妪，无权无势。道理在哪一方并不难辨，但官司打了十三年未有结果，判决后不能执行，老妪的合法权益一直被侵占。父亲到法院后，明知此案棘手，但他顶住阻力，不顾老同事反目成仇，坚决维护法律的公正，判决老妪胜诉，依法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原则面前无妥协。父亲在原则面前，不仅不畏权势和情面，即使暂时陷于孤立，也从不妥协。有一个刑事案，法院依法判决人犯有期徒刑×年，但随后县领导又通知不让宣布，责令改判。由于种种原因，为这个普通的刑事案，县委开了三次常委会，责成法院必须改判。当时，国家已有了《刑法》初稿，但在党内会议上，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父亲坦诚地表示：做为个人，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我个人的意见不能变。最后这个案子报到地区，肯定了父亲的意见，终于维持了原判。
原则面前无私利。父亲办事，历来公私分明，容不得一点假公济私或公而化私的事。对个人、家庭、子女是这样，对同志们也是这样。对个人：他爱看电影，但从不用公家送给他的影票，而乐意自己去排队买票；他的抽屉里有两种信封，一种是印着落款的公用信封，另一种是自己买的白皮普通信封。凡是私事写信，他从不用公家的信封和邮票，分得非常清楚，我们姐弟在外上学或工作，保存着的他几十年的信封，全都是白皮儿的。对家庭：他在世时翻修过三次房，没有买过一点平价建材，那时物资局平价木材多得很，我家连一根椽子也没用过，全部是到市场上买高价的。对子女：二哥上大学度假，悄悄向单位一名同志要了几本稿纸（1978、1979年的时候经济正处在恢复期，纸张比较难买），不提防被父亲知道了，结果连累那位同志挨了严肃的批评，已经回家的二哥不得不又老老实实地把稿纸送了回来。对单位的同志：曾因化肥供应紧张，纪委的同志想仿照其它单位的做法，集体搞一车，大家都分几袋，他说这实际是侵犯农民群众的利益，宁愿落大伙儿的埋怨，坚决予以制止。说起来这些事很琐碎，有时候甚至令人难于接受，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这样做了。
四、儿女喊不出的字
父亲在长期的岁月里，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家里的事几乎顾不上过问。父亲在邯郸工作的那几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一人照看我们在邯的姐弟四人，境况可想而知。
当时物资非常紧缺，但按规定领导干部还是有一些“特供”生活用品的。然而父亲坚决不拿那份不同于群众的待遇，和一般职工同甘共苦。母亲从市郊挖来的白菜根，二姐和大哥从马路旁树上摘的洋槐树叶，成了全家的生活必需品。十几岁的大姐远在鸡泽老家上学，日子更是艰难，她除了刻苦学习之外，还得抓住星期天的有限时间到农民刨过红薯的地里“遛”红薯（拣红薯的残块和根茎），来维持艰难的生活。而父亲忙于他的工作，根本顾不上过问。
回鸡泽工作后，虽然县城离家只有四公里，他仍然很少回家，诸如家里盖房、子女结婚这样的大事，也都是他晚上回家和母亲商量后，由母亲一人料理。母亲也是四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知道工作上的事都比家事重要，也习惯了自己管理家事。有一次，家里翻修东屋房，几十个乡亲在家帮忙，父亲虽然仍照常在机关上班，但事先承诺了一项任务：提前一会儿下班，从县城买回中午饭需要的蔬菜，但时近中午，不见他回来，母亲知道他的承诺又落了空，急忙又找人去买，几十口子人的午饭才算有了着落。
在我们的记忆里，他回家的时间是屈指可数的。多少个大年三十，都是他主动留在机关值班，其它节假日更不必说。尽管他在家非常民主，对孩子和蔼可亲，然而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太少了，以至于我们对从未打骂过孩子的父亲感到很陌生。我记得有一次村里过庙会，亲戚来了一大帮，到了中午，又来了一个头箍白毛巾、推着旧自行车的人。堂兄清怀高兴地喊了一声：“俺大爷回来了！”亲戚们都出来迎接那人，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他是哪家的亲戚，直到他喊我的时候，我才突然醒悟到“那个人”原来是给我捎小人书、常在我入睡时回家、我醒来时已上班去的难得见面的父亲！
大姐讲了一个她几十年难忘的事：有一次，难得回家一次的父亲回来了，在家里停了一下就到同村的另一名县直干部家里去谈事情。到了吃饭时间，母亲让大姐去喊父亲回家吃饭，大姐到了那家，硬着头皮犹豫了好一会儿，楞是没有喊出一个“爹”字，最后只好含糊地叫了一声：“叫你回家吃饭哩！”虽说此事在全家曾有一段传为笑谈，但也足以反映了他以单位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习惯并非一朝一夕。直到离休后，他才得以和家人团聚了几年，不过此时，子女们已多不在身边了。
五、两袖清风 一生清贫
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前，父亲一直是本县工资级别最高的干部之一，但他平时的生活却非常清贫。就在座谈他的事迹的时候，几个老干部还打趣地问：家里的小北屋和那个破方桌还在吗？廉洁奉公、甘于清贫，是他一生留给人们的又一个很深的印象。
小北屋和破方桌。父亲工作四十年，没有在县城盖过私房，就连退居二线后组织上照顾的家属院都没要。一家人栖居在农村祖宅的四间小北屋里，一直住到他病逝。小北屋是土坯结构，外面包了一层砖，屋内是泥土地面，高低不平。房间又窄又小，一盘土炕占了半个屋子。虽因多处漏雨，进行了翻修，但毕竟是老房子，门窗透风之处甚多，到了冬天，只好用报纸糊缝。所说的破方桌，是我家待客的主要家具，不管是县里的干部，还是地区的老领导来，都是在那个大概已有近百年历史的破方桌旁就座。
燕山牌自行车。在县里工作，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而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自行车的品牌，也就成了干部身份的某种标志。前些年，自行车的牌子有飞鸽、永久、凤凰等，这一般是有点身份的人常骑的车子，但这些牌子的自行车都需要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到。父亲骑的车子是人人可以在门市上买的“燕山牌”，其实只要他说句话，买辆名牌自行车不是什么大事，可他不干，愿意和多数群众一样。
抽烟与戒烟。父亲有几十年的抽烟嗜好，这还是四十年代当县委办主任时留下的习惯。到了七十年代，他抽的烟大都是随处可以买到的“大境门”一类的低档香烟。任法院院长后，发现来打官司的人都要先敬烟，很不是个滋味儿，为了在与当事人接触时不带感情色彩，避免工作受影响，于是，狠狠心把几十年的老习惯戒了。
办公室里的土炕。父亲在早年的战争年代，风餐露宿，再加上两次入狱受刑，落下个腰疼的病根。虽然七十年代干部的药费都是实报实销，但他不舍得花公家的钱吃药（他一年花不了几块钱药费，在老干部中也是出了名的），为了节省药费，就在办公室盘了个小火炕暖腰，借于减轻疼痛。在办公室睡土炕的领导干部，大概也是为数很稀少的。
四斤香油。1977年，大姐夫奉命到马达加斯加执行技术援外任务，临行前拍来电报，想见父亲一面。大姐家在张家口，成年见不到面，去时总得带点儿土特产，那时食用油供应比较紧张，在城市生活也是个稀罕物，单位的同志想去粮食局供应站替他买几斤平价香油，他坚决不让，结果是让人从西六方村买了四斤高价香油。不同于群众的便宜，他一点都不沾。
六、长者胸怀 百姓本色
虽然父亲一生的生活非常清贫，对自己也非常“小气”，但对真正遇到困难的同志却很大方。同志们谁有了难处，只要找到他，他都是义不容辞倾囊相助。有的仅一面之交的农民都得到过他的资助。他借出去的钱，只要是用到正事上，还不还都无所谓。他平时对同志们要求很严，但谁若是有病有灾了，他总是从心里关心。有一位他的老部下提起当年，说他有一次患胃病，休假在家，按说一般当领导的去看看就是了，可金主席每天都去家看望一次，反复关照嘱咐好生养病，待人之诚，使他深受感动。
在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是父亲实践了一生的诺言。他和其他同志到外地出差，对方按惯例安排好他住单间，其他同志住多人间，他非得退了房，和同志们挤在一个屋。他出去学习、办事，不管多远，都是和群众一起挤客车，即使单位的小汽车给他派来了，他也不坐。直到临近离休那一年，县里车多了，他也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才偶尔用一下小车，但公、私分得很清，不是公事，绝对不用公车。家里子女们更是一次也没坐过他的车。有一次他病了，要回家，单位派车送他，司机已将车开了出来，他也推着自行车出来了，其他领导劝他破一次例（对他来说坐公车回家是破天荒的事），他说：我要是身体顶不住，就不回家了，既然能回家，就说明能顶得住，硬是让司机把车又开了回去。
对待遇，能推就推，能让就让。大概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上面给了调资指标，用于领导班子成员，父亲和县委副书记王冀民、县委常委杨焕祥都坚决不让给自己增资，见利皆让，传为佳话。对他认为是份外的待遇，更是推得一干二净。县委机关处理树木，买了点福利品，他说这是份外的，坚辞不要。机关烤火煤没用完，处理后买了点肥皂发给大家，他同样坚辞。
遇事替别人着想，永远做最普通的一员。凡上级要求自己或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他一定率先垂范，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如果凡事一人一个调儿，都这样咋办？一次去省委党校学习，由于确定的晚，接到通知后当天就得报到，伙计们让他晚一天再去，毕竟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总得回家安置一下。他说不行，假如咱是党校领导，等着主持开学典礼，到时候学员都不到咋办？让今天到就得今天到。
和群众同甘共苦。六十年代末在八家寨“三同”一年多，天天和社员一起去参加劳动，在群众家轮流吃派饭。有一段来了打井队，大队为打井队安排了专人做饭。尽管当时父亲仍属于“靠边站”干部，但淳朴善良的村民们从不把他当外人，大队干部们也想在生活方面尽量照顾他，考虑到打井队的伙食较好，就不让父亲再去吃派饭了，让他和打井队搭伙。反复劝他，他就是不去，照旧愿意和乡亲们一起吃粗茶淡饭。
七、不教子女做纨绔
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也是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我们姐弟六人，谁都没有过自己是“干部子女”的概念。大姐六十年代初考入东北工学院，二姐后来考入河北大学，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的。
那个特殊时期，由于父亲“靠边站”，大哥、二哥和我先后失去了上学的资格，十来岁就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务农生涯。后来父亲恢复了工作，在七十年代后期，从农村招工和“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很多，我们当然都渴望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在城里找个工作或继续求学，然而父亲坚决不允许我们靠他的影响谋个人一点儿事，更不要说走出农门当工人、上大学了。
有一段时间，二哥忧郁成疾，一年多不能劳动，父亲为了给二哥治病，带他去了好多大城市、大医院，花了不少钱，可就是不肯松一下口，为孩子安排个工作。直到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时，二哥和我才分别考上了大学和中专，之后二哥留美深造，我也在工作后取得了大专文凭，而当年在小学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大哥再也没有进入校门。
父亲对子女要求之严格，有时甚至不近人情。七十年代初，大哥曾在县水泵厂当过临时工，后因国家计划压缩回到农村，一年后该厂增人，由于大哥原来在厂表现好，老厂长亲自通知他回厂上班，在办理手续时，大哥自己和有关部门都说妥了，但个别领导透露希望父亲给人家见个话，以便通过时顺利些，大哥找到父亲说明缘由，他听到后，不仅不从中疏通，反而怒斥了这种做法，坚决不允许大哥利用他的影响办此事。
我第二次失学，是在1974年，那年我从吴官营中学初中毕业，大队没有“推荐”我升高中。由于我一直是学习尖子生，又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老师们对大队的“推荐”结果忿忿不平（后来据说大队未推荐我上高中的原因是因为我是所谓“干部子弟”，大队的意图是让干部子弟自己找门路上学，好让本村多出几个高中生），于是纷纷自发为我多方奔走，后来在曲周县中学找到了一个“特招”的机会，学校同意了接收我上高中。就在母亲为我收拾好行装、干粮，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校报到的那天夜晚十点，父亲回家了。他问清缘由，知道我上学有“走后门”色彩，断然予以制止。理由是，我们家的孩子绝对不允许走旁门左道，要上学，必须堂堂正正，否则，宁愿不上这个学。并告诉我，不让上学，在家一样自学，本事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在农村同样可以有出息。父亲在家很少发脾气，但他的话份量是很重的。从此，我就再也没有上过高中。那年我十五岁，正是求学的年纪，却当了农村生产队会计，顶上了一个整劳力。
父亲1984年离休，享受地专级待遇。1991年元月，他因病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平凡、清贫、堂堂正正，是他为官四十年、为人一辈子的写照。他的身后，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老百姓能常想起他，念叨他，“好人！”这大概就是对他的最中肯的评价了。
1、县委、政协、纪委、法院等单位老同志的座谈回忆；
2、父亲一九五三年《宝贤自传》和一九六八年《对几个事情的回忆》手稿；
3、母亲的回忆；
4、《干部履历表》中有关记载。
原文载于《鸡泽文史资料》第二辑（2000年印发）。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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