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华商报》报头题写者著名书法家屈应超
2019年8月22日，陕西著名作家袁银波先生告知我，说要见一位老师，去取份杂志刊名。因为当时我们正筹办《长安文化》杂志，我也是特约编辑。我便打电话给摄影师马宇田先生，一起赶往袁老师工作室。
我们坐着马宇田的车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杜军娥女士。路上，我问袁老师说：“我们去见哪位老师呢？”袁老师说：我们去见屈应超老师，你长期在国外可能不清楚，屈老师是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华商报》报头就是由他题写的。我长长地：“哦”了一声。想了想，和马宇田商量了一下，找了一处报亭，买了一份当天的华商报。我们想这样去见屈老师更有意义。
到了屈老师家，客厅里坐着他的夫人以及一位朋友。我们简单打了招呼。屈老师直接把我们引进他的书房。一个大大的案几加一个书柜就把屋子填满了。他见了我们没有什么表情，这点其实和袁老师很像，他们都属于那种表面看似很冷淡，其实人都是很善良，相处起来很真诚的。开始，我以为屈老师和袁老师并不熟悉，原来他们两个差不多近五十年的老朋友了。这恰恰应了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之间因心怀坦荡，所以无须存有戒备之心。不用讲究太多礼节及客套语，不用太过谦卑。可以轻松自然，心境如水一样清澈透明。对他们二人来说，这样的关系似乎才更长久，更稳固。
因为袁老师给屈老师提前打了电话，他已将刊名题好。随后取出他给杂志题写的名称，我们捧着屈老师题写的《长安文化》刊名和他一起合影，气氛十分融洽。
屈老师随后招呼我们坐下，问袁老师有关杂志的事情。马宇田小声对我说：“他岳父是叶浓老先生”。我说：“哦，叶老我知道”。叶浓原名张茂林，陕西高陵人。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陕西诗词学会顾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国老年书画院名誉院长，陕西善之缘书画院名誉院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记得2018年6月6日，我受邀主持西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开幕仪式，叶浓老先生拄着拐杖参与了整个活动。当天他一直笑脸迎人，状态很好。没想到了2019年1月4日，享年95岁的叶浓老先生却突然驾鹤西去了，令人无比惋惜。
这时，我突然想起买的《华商报》，就拿出报纸，请屈应超老师合了影。
合影后，我们稍事休息就和屈老师告别了。
2019年9月21日，《长安文化》挂牌仪式，我主持仪式并且邀请了屈应超老师做嘉宾。
屈老师上台后发言：“我的老朋友袁银波让我题《长安文化》刊名，我题了；他让我给《长安文化》发送作品，我发了；让我来开会，我把别的事推了，人也来了。我今天来的目的，一是想会会朋友，二是想长长见识，但我更多的，是冲着长安文化而来的。我认为，长安文化它是个大文化而不是小文化，它既是陕西文化，也是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银波他们还要办《长安文化》刊物，这是个大事情，不是小事情。《长安文化》应是文化之刊，艺术之刊，史料之刊”。
这场活动持续时间长，人多地方小，但屈老师一直坚持到最后，等照完大合影才离去。
第二天，我受关中书院党委书记马伟先生邀请，参加了诗酒墨香—禧福祥·第二届吟酒诗词书法名家作品展。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有原陕西省常务副省长、陕西省慈善协会终身名誉会长徐山林，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陕西省慈善协会会长刘维隆，原陕西省委秘书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会长王改民，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石瑞芳，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品牌创意策划人、陕西禧福祥集团王延安董事长，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李树清、香港晓风学社主席梁诚威及陕西省教育书法研究会会长马西平，陕西省教育书法研究会名誉会长陈云龙、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会长王纲等名家。活动在西安亮宝楼举行。马伟一见到我就说，早知道你来，我就不主持了，换你来主持。我说男主持我可当不了，我们哈哈大笑。
在活动中，我又遇到屈老师，因为他是这次艺术活动的顾问，我便同屈老师在他的作品前留影纪念。
转眼《长安文化》首刊出版，我和杂志社的摄影记者马宇田带着杂志去拜访屈老师。其实我们不单单是送杂志，更是想和屈老师聊聊。
要知道，《华商报》曾是陕西甚至是西北地区发行量最大，阅读量最广的报纸。《华商报》前身是1941年4月8日由进步新闻工作者在香港始创，同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当时是晚报，称《华商报》晚刊，对开四版铅印。主要宣传对象是海外侨胞。领导人范长江，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田。至1941年12月12日停刊。
新的《华商报》创刊于1995年元月，1997年7月改版。由于新的办报思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报纸发行量由改版前的不足2万份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60余万份。其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速度被业内人士称为“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华商报》在发行渠道上实行自办发行、上门征订、投递到户的方式。发行队伍(黄马甲)当时有1800人左右，他们采用“上门征订、投递到户”的送报方式，使《华商报》成为本地的强势媒体。
黄马甲坚持以"黄马甲方便千万家"的宗旨，在送报的同时，相继开展了免费送书上门、送票到家(各种门票、机票)、代售各种日用品、回收旧报、送奶到户等一系列投送业务，使黄马甲成为三秦大地上一道风景线。
当时很多陕西人的清晨到夜晚都是黄马甲们陪伴的。那时满街都是报刊亭，在一堆杂志报纸中，最醒目的当然就是《华商报》了。而给这一重要媒体题写报头的人，就是我们眼前这位风轻云淡的长者。
这次拜访，家中只有屈老师爱人和他两个人，我们仍然被屈老师请进他的书房。屈老师给我们倒水拿水果吃，我们也把杂志拿给他看，他看到后很高兴。转身去了其他房间，给我取了一副书法作品，所写为“明德敦仁”。说是要赠与我，并且说出这幅书法作品的含义，令我很感动。
他说：“明德敦仁，我认为是文化人、艺术人的终极目的”。
明德，意为光明之德。词语出自《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尚书.咸有一德》中指一德，又称天德、乾德、大德、俊德、正德、元德、上德，在于弘扬一心，弘扬精一之德、专一之德、惟一之德、纯一之德。只有精一、专一、纯一，学业和工作事业才能日新月异的进步发展、创新。
敦仁：仁厚。语本《易·繫辞上》：“安土敦乎仁，故能爱。”韩康伯 注：“安土敦仁者，万物之情也。物顺其情，则仁功赡矣。”《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诸葛 敦仁，则天活物”。
简单地说敦，意为诚恳、厚道。
仁，有友情，有感情，表示德重。意为同情，友爱，仁义。
我收下了这珍贵的礼物，把它认真收存，且今以此为题，写下了这篇文章。
经过交谈，我对屈老师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屈应超，生于1945年的7月15日（农历）。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2岁之前他都生活在蓝田县孟村镇。
孟村镇东靠终南山东段的篑山，依偎在终南的怀抱，南临汤浴河与岱峪河汇入浐河顺原西南向北转入渭河，北依辋川灞河，三面环水。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西部，处于白鹿原上，古名“长寿山”、“霸上”，为中更新世纪时期流水和风等自然力经过几百万年长期作用下沉淀形成的土状堆积形黄土台原，原面平坦完整。历史悠久，人文远古，实为一文化大原、历史名原。据史料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原上，人们以为祥瑞，是以得名焉”。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陈忠实先生当年经常和屈老师走动，感情很好，遇到一些事情两人也会互相商量。《白鹿原》中的许多人和事，也都是在蓝田周边发生的。另外两人也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屈老师也是烟不离手。2016年4月29日7点40，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逝世，享年73岁。失去如此好友，屈应超先生惊闻噩耗，伤痛不已，2016年6月29日，记下如下文字:昨日思念老友忠实，写诗几首并择一而书。今天各界为忠实送行，特将其发至圈内，再寄哀思………
鹿原月夜
清风明月白鹿原，
鲸鱼沟畔吼乱弹；
声声唱的陈文公，
一字一句泪潸然！
2019年4月29日他又回忆起和陈老师在一起的时光：数年前，忠实先生与我和韩起先生（原省作协副主席）、陈云龙先生（现省教育书法研究会会长）及一些青年友人，到东郊一家小餐馆聚餐，这是餐后的合影。
抚今追昔，令人感慨，故口占俚句，再寄哀思-----
不怨大地恨苍天，
招我陈公去作仙；
神仙何如生民好？
忠实永驻白鹿原！
当天是陈忠实请客，屈老师说，忠实请客，多在面馆，燃面一碗，白酒几杯，如是而已。他还记起有一年的一天，他在石油学院门口散步碰见陈忠实。我问他，你咋不回家?他唉了一声说：忙，没空儿。我开玩笑说，莫不是想娶另一房？他笑着说，咱哪能舍得人家擀的那碗面嘛！
蓝田县孟村镇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在南北朝时期的智胜法师就是白鹿原孟村镇人，他自幼聪慧过人，誉为神童，24岁从扬州乘船经海路赴印度求法，遍游印度及烂陀寺等，并到鹿野苑学习大乘诸论及讲经说法，名闻西域佛国；唐代中叶著名的画家韩干也是白鹿原人，他特别擅长画马，官至大庙寺丞；明末闯王李自成麾下大将刘宗敏便是白鹿原大王村人，他参加起义十余年，驰骋疆场，有勇有谋，屡建奇功，被封“权将军”、“汝侯”，为17世纪中叶旧中国大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位英雄人物。还有现代为民除害、护送汪峰、令白匪闻风丧胆的原海军刘司令员赵启民；德高望重，对家乡怀有浓浓深情，原陕西省省长的赵伯平，也是蓝田人特别是白鹿原上孟村镇人的杰出代表。
同为出生在蓝田孟村镇的屈应超老师告诉我，他6岁之前是没见过钢笔的，也没机会练习书法。这个我们也能想到，毕竟那还是在1950年左右，蓝田的老百姓，虽说生活清贫，但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对新的一年即将到来，还是充满了憧憬和喜悦之情的，贴对联，不管富贵贫贱，是必须的。那时候，农村人买东西，有的依靠小货郎，有的就要到县城里去赶集。比如红纸，因为过年需要贴春联
（又称“春贴”、“门对”、“对联”、“桃符”，是过年时所贴的红色喜庆元素“年红”中一个种类。它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也是中华人民过年的重要习俗。春联的另一来源是春贴，古人在立春日多贴“宜春”二字，后渐渐发展为春联，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世界纪录协会收录的世界最早的春联是：“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这副春联记载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卷号为斯坦因0610)上，该遗书记录十二副在岁日、立春日所写的春联。该联为排列序位中的第一副，撰联人为唐人刘丘子，作于开元十一年(723年)，较后蜀主孟昶的题联早240年）。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
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到了宋代，在桃木板上写对联，已经相当普遍了。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反映了每到除夕之日，家家户户挂桃符的盛况。同时，随着门神的出现和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来书写桃符，以往的桃符所肩负的驱邪避灾的使命逐渐转移给门神，而桃符的内容则演化成用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降临和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
“春联”一词的出现，则是在明代初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喜欢排场热闹，也喜欢大户人家每到除夕贴的桃符，所以朱元璋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个春节，就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公卿世家，门前需加春联一副，朕自亲观。”而且他自己也写过很多春联，比如给开国大将徐达写的一副春联就非常经典：
上联：破虏平蛮功贯古今第一人
下联：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这副对联，霸气十足，颇具帝王风采。
至此，春联就慢慢普及开来。
地处蓝田县坡原地带的孟村乡屈家坡头村，村子不大，识字的也没多少，能写字的就只有那几位了，每到过年时节，村里人就会拿着早就买好的红纸虔诚的上门求字，这几位会写字的先生，就会在自家的院落，摆好桌子，磨好墨，端端正正的书写着各家的对子，从早到晚，不管再累，旁边的叫好声不断，先生就越发写的认真。
“真是写得一笔好字啊”，一户庄院传出叫好声，写字的这位先生大约二十八、九岁，皮肤是庄稼人特有的枣红色，规整的站在那里运笔题字，穿着列宁服。这人就是村里小学教书先生王学海。
在这些围观叫好的人群中，有一个男孩站在大大的八仙桌旁，点着脚尖，小手扒着桌边，认真的看着先生妙笔生花，仿佛要把先生写的一笔一划都记在心里一样，随后，他跑出人群，回到家中，看到从省城回来的爸爸，用手抱着爸爸的腿说，我要读书，我要写字。这个小男孩就是6岁的屈应超。1950年之前，只有有钱人家里，才能读的起私塾，所以在村子里教书的这些先生，家境都还是很好的。到了1950年之后，有些村庄，就会有一些祠堂，会让大家免费去读书，村里人会把这些祠堂小学称为“读洋书”。屈应超的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户人家，到了屈父这代，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凭着勤劳肯干，节衣缩食，终于在西安的东门里做起了生意。生意虽没有那么红火，但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来说，还是要宽裕许多。儿子这番求叫，屈父也是非常高兴，他说，只要你好好的学，哪怕再苦再穷，爸也把你送到学堂去。过了年，屈父就把屈应超送到了村里的学校，成为了王学海的学生， 这个学校其实就是村子废弃的破庙。学生虽然不多，但是大家深知求学机会不易，如果不好好学习，不仅辜负了老师，也愧对家长。所以，屈应超白天在学校认真听讲，晚上回家刻苦学习。他的母亲就会点着煤油灯
在灯下纺线织布。他就依偎着母亲读着课文或者写字复习。晚上躺在被窝里，听着外面的蛐蛐叫声，手指也在肚皮上默写生字......
王学海老师虽然年轻，但是文化高，人品好。在当时，铅笔、钢笔都十分罕见，王老师虽说衣服口袋上别着钢笔，但是很少会去使用。他鼓励同学们使用毛笔写作业。自己改教案、阅作业也都是毛笔，而且都是小楷。每到自习课时，他就会把同学们叫到庙前的空地上，让大家站成一排，然后蹲在地上，用小石块或者树枝在地上背写课文，看谁写的好，写得快。屈应超在王老师的教导下，每天主动写几页正楷，交给王老师批改。王老师也很喜欢他的刻苦和自觉，经常对他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要浪费时间，要多学，多看，多想，这样你就会进步”。屈应超牢记老师教诲，每天回家，在院子里、墙壁上、地上、桌子上写写画画，连干活也不忘记写字。王老师虽然没有当面夸奖过他，但是背地里跟乡亲们说，别看这小孩不爱说话，但是勤奋好学，将来就数他最有出息。
在屈应超1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病逝了。屈应超和年幼的兄弟姐妹们就像遭了惊天霹雳一样，哭着喊着要妈妈，村子里的乡亲们也是唏嘘不已，都说，可怜的娃，没了娘亲，以后日子可不好过啊。屈应超也像霜打了一般，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字也不写了，上课也不去了。屈父见孩子们都这样了，还是带在身边放心。于是，领着去他们娘的坟头，磕了三个响头，就这样几个孩子跟随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蓝田县孟村乡屈家坡头村。
来到西安，几个兄弟姐妹随父亲住在中山门附近的一间草房里，并很快在昌仁里小学插了班。说到昌仁里小学，就不得不提东岳庙。它就在东门里西北侧，离城墙不足50米的地方，高大雄伟的“东岳庙”，而它的历史竟然可以追溯到北宋。在西安东门内昌仁里的东岳庙，始建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是西安城里供奉东岳泰山大帝及诸神的道教场所，为东岳大帝在关中地区的总祠。
关于东岳庙的来历，《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北宋徽宗政和年间，陕西关中久旱无雨，道士于净中邀集百姓，在东岳庙一带设立道场祈雨成功，连下及时雨，当年秋粮丰收。道士遂募化钱物，于政和六年在当地修大殿一座，祭祀神灵，后因奉祀东岳泰山神，故改称“东岳庙”。及至元代，庙宇被毁，明清两代曾多次修葺、扩建。明弘治年（1488~1505年）、万历十年（1582年）秦王曾翻修大殿，增建石牌坊，上书“岱岳尊崇”四字。清代东岳庙被圈入“满城”之内，及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扩充修葺，原庙有华表、山门、会堂、牌坊、牌坊和三教宫。
1911年，辛亥革命中东岳庙毁于兵火。仅剩下三个大殿、偏殿、少量石碑及三五名道士。1917年，庙内道士李道真、谷天贵、焦元芳等人，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解除愚昧，弘扬道德”为本，在庙内创办私塾“道德班”，进行义务扫盲与道德教学。1931年，改名为“道德小学”，1937年改制为完全小学。至1942年时，该校成为有30余名教师、20个班级、学生逾千人的学校。
从建校开始，该校校长一直由东岳庙道士担任。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谷天贵道长年事已高，校董事会遂推举焦元芳道长的徒弟童杨清继任校长。1952年10月，政府拨款对东岳庙古建筑群进行了一次修葺，并将“道德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派李春茂任校长，校名改为“西安市东大街第二小学”。1953年又改名为“昌仁里小学”，至1954年西安市文教局将该校划给刚成立的新城区政府文教局管理。
1956年，东岳庙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定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道士与师生共处一院的情景一直延续至1966年，在那段时期，学生放学后，道士从事宗教活动。每逢东岳庙会，学校放假，游人如织，成为这里的奇特一景。
根据参考资料来看，当时的昌仁里小学可是马路纵横，车水马龙，煞是繁华，但由于是从乡下来的孩子，同学之间会有排挤嘲讽他的现象，每当这个时候，屈应超就格外思念乡下的学校，老师、同学们，尤其是思念自己故去的母亲。但是他转念一想，对他们最好的回馈方式不就是好好学习，为父亲争口气么。想到这里，他除了每天写完作业，还坚持用毛笔练正楷字。刚好在此时，学校高年级开设书法课，这使得已经习字四五年的屈应超，一下在学校名声大噪。学校墙报上贴的都是他的大字。师生们都推荐他为大队宣传委员，各个班级纷纷邀请他写板报，办学习角。从此以后，同学们争先和他做朋友。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屈应超也知道父亲为了这个家有多不容易，所以一放学就帮着父亲擦桌扫地，照顾生意，想让父亲多休息会。父亲看在眼里，宽慰不已，对屈应超说，你每天上学回来也挺辛苦，爸爸这里活不多，你没事就去外面转转，长长见识，这对你学习写字都有好处。也是，西安城商铺林立，门楼牌匾众多，让屈应超大开眼界，他经常会在一些店铺门前，看着名家题字欣赏揣摩。
有一天，屈应超转到解放路游艺市场里，说到西安的游艺市场也非常有意思，有一位名叫小英的网友这样回忆：在五，六十年代，吃玩在西安，首选地是有“北京天桥”之称的游艺市场(后称民乐园）。那里河南人多，是汉，回民聚汇地。
游艺市场位于解放路南段，路西。南起西一路，北至西新街。游艺市场(下称市场)有正街，一街，二街，三街东西走向的四条小巷。另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将它们连在一起，它的北出口在西新街上。这里座落着西安清真东寺。
市场南端是解放电影院。影院两层。进影院后，墙两侧挂的是当年电影明星照。男有赵丹，孙道临…个个英姿倜傥，美女照有秦怡，王晓棠...个个天仙一般。紧邻影院的是珍珠泉浴池。内分男女部。浴池很大，洗澡人多，泡澡跟下饺子一样。年终岁末，小孩子们才能跟着大人来泡澡，算是带年味的享受。
早晨：油茶，豆沬，丸子汤，糊辣汤，油馍头(小油条)挤占了正街。一街口，有家卖烧饼夹馓子的，烧饼绵软，馓子酥脆，現在想一想都叫人流口水哩！
走街串巷是推車卖甑糕，挑担卖镜糕的。甑糕锅大，三尺开外，赤豆，大米，大枣层层码放，闷制而成；镜糕笼小，盈寸之间，米粉，青红絲小笼蒸熟，圆饼状，叉一竹签，是一种甜品。
电影院对面是间天津豆浆铺，前店后坊。那豆浆在暗火中要慢慢熬制几个小时才开卖，豆味醇香，浆汁挂碗，配上现炸制的金灿灿油条，那可是国人公认的绝配！
中午时分：市场里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炉火呼呼呼，炒瓢叮当响。河南炒饼，陕西葫芦头，天津小笼包，山西刀削面，天下名小吃，竞相叫卖。正街口，有位麻子，戴伊斯兰小帽，架口大锅，卖羊肉汤。羊肉酥烂，汤汁浓白。上面撒上绿绿的香菜，滴上红红的辣子油，配上烧饼，真是美味。二街口处，有‘老万兴'饭荘，地道杭帮菜。近邻“百花香甜食店”。当时与东大街‘老中华'齐名。里面经营的干果醪糟，八宝稀饭，油炸元宵，各式甜点，格外香甜。到了六十年代，吃甜食也要收粮票了。一两粮票，三个元宵。現在买元宵，一斤三十个，就是这个来头。
正街内有说书棚四、五座。相声，曲艺，评书都是专场。分午场和晚场。相声有双口，单口和数来宝。曲艺有河南坠子，京韵大鼓，山东快书。鼓一敲，板一响，嗓一亮，满堂喝彩。
评书棚里，说书人一桌，一扇，一警木。说到紧要处，吼声如雷，大有爆棚之势；细微处，摄人心魂，听众屏声静气；关键处，警木一拍，且听下回分解，使人欲罢不能。
中间休息时，提篮卖瓜子，五香花生米的；挎小木箱卖大前门，黄金叶烟卷的小贩们穿行在茶座中间。
到了晚上，华灯初上。解放路从市场正街街口到三街口金家烧鸡处，各种夜宵，一字排开。推車子卖烤红苕，黄焖鸡，卤花干的；挑担卖鸡丝馄饨，酸汤水饺的；敲梆子卖卤肉的；吆喝着卖：‘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好吃不贵钱钱肉'的。小贩们的电石灯贼亮贼亮。改革开放后的东新街夜市，便是这里夜市的延续。
商铺昏暗的灯下，聚集着拋竹圈，扣碗，纸格戳彩，筷子扎圈，摆相棋残局各种杂耍小把戏。江湖小把戏都是唬人的。街头相棋残局水深着呢，你就是高段位棋手也休想赢他，那棋局均出之‘和'棋谱。
夏秋之际，总有一盲人琴师，在二街口拉二胡卖艺。曲子委婉动听，犹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夜深了，琴师抚弦左手指上下一滑:″三轮車！三轮車！'音调清晰明亮。像新年音乐会交响乐“拉德斯基进行曲”指挥，乐队，与听众互动一样，孩子们跟着曲调高喊:“三轮車！三轮車！”。
曲终人散，琴师坐車远去……
最近一首民谣《说书人》这么唱到:
路边的茶楼 人影错落
街上传来 两三声吆喝
人前摇扇 醒木拍桌
各位看官 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 岁月山河
刀光剑影 美了多少世间传说
且看他口若悬河 衣上有风尘
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
那天山女子 独守枯城
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
那昆仑痴儿 一情难分
谁曾想这一去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雨 岁月山河
侠骨柔肠 醉了多少此间看客
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
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
那江山如画 各走一程
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
那美女多娇 爱看英雄
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
城中楼阁 几经风霜
天涯游子 一梦黄粱
神鬼志异 荒唐一场
谈笑一段 半生疏狂
江山易老嘛 几度斑驳
痴儿侠女 奈何情多
酒剑随马 他乡异客
白衣不见 桃花如昨
在坐的看官 莫想太多
书中故事 是世间蹉跎
各人心中 它自有评说
听完这段 一笑而过
城中楼阁 几经风霜
天涯游子 一梦黄粱
神鬼志异 荒唐一场
谈笑一段 半生疏狂
这江山风雨 岁月山河
人世苦短 又有几人看破
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我下回分说
屈应超一下就被说书人吸引住了。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象“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评书的特点：1.故事性强。2.篇幅一般较长。3.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但结构单纯，眉目清楚。4.语言丰富，表演细致，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细节描写较多。
当时说书的种类大致有三大类：
袍带书多以名将贤相为主人公，描写他们反抗昏君、抗击外族侵略和保家卫国的英勇行为。有《列国》、汉朝有《西汉演义》（又名《楚汉传奇》）《东汉演义》（又名《刘秀传》）《三国演义》。五代十国时期有《马潜龙走国》《陈隋演义》隋唐时期有《隋唐演义》（陈荫荣版为《兴唐传》）《说唐后传》《罗通扫北》《薛家将》等。北宋有《杨家将》《呼家将》《曹家将》。南宋有《岳飞传》，描写精忠大帅岳飞英勇抗击金兵入侵的故事。
短打书多以剑侠与义士为主人公，描写他们锄强扶弱、惩恶扬善和济世救人的英勇行为。宋代有施耐庵的《水浒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单田芳的《白眉大侠》《水浒外传》，明代书有《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清代书有《彭公案》（又名《龙虎东西巡》）《施公案》（又名《五女七贞》）《永庆升平全传》《刘公案》《于公案》等书。民国时期，评书大家张青山又根据《水浒传》中“孙二娘赠僧袍”一段，编演了《梁山轶事》，建国后又重新出版，改名为《水浒拾遗》。张杰鑫的《三侠剑》，常杰淼的《雍正剑侠图》（又名《童林传》）。
神怪书多以记叙神异鬼怪的故事传奇为主体内容，最具影响力的神怪评书当为明朝中期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与清代的《聊斋志异》《济公传》四部。东周列国时有《六部春秋》，分别为《左传春秋》（又名《临潼斗宝》）《吴越春秋》《英烈春秋》（又名《无盐娘娘》）《银盒春秋》（又名《孙庞斗智》，评书名家田连元表演过《孙庞演义》一书，并整理出版）《走马春秋》（又名《乐毅伐齐》）《锋剑春秋》（又名《万仙阵》）。后三部书以孙膑的传奇故事为主，受《封神榜》的影响很大，书中的妖怪摆阵，请神破阵，都与《封神榜》中的诛仙阵、十绝阵等相似，书中人物也有很多在《六部春秋》中出场。
我们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这些题材丰富的评书对当时的屈应超的吸引有多大，可是听一段书是要花2分钱的，为了给父亲省钱，他就会在惊堂木起拍前混进去，某天听到那些引人入胜的情节，连语调也是勾人心魄的时候，收费的将听到入迷的屈应超堵个正着，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从旁边给了收费的两枚硬币。屈应超抬头一看，这人是个熟面孔，自己帮着照看父亲生意的时候，和这位田师傅有过几面之缘。这位年愈六旬的田师傅是专做旧书古画生意，他注意屈应超已经很久了，他发现这个孩子听书时候那种专注和入迷是他很欣赏的。他安慰屈应超说，听书不过是两分钱，以后你想听我替你出，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要学柳，我来教你。听说能学柳还能听书，屈应超喜悦不已。于是跟随田师傅到了尚俭路三义里的家中。田师傅把自己多年来的收藏都拿出来给屈应超看，比如翁同龢、何绍基、王铎、傅山、王文治、刘塘、康有为、于右任等人的真迹，而且还把每幅作品的来历，内容都介绍给他，听得屈应超如痴如醉，心里在想，能碰到这样的老师真是托了听书的福。
田师傅问他，你愿意拜我为师么？屈应超说当然愿意。屈应超拜师后，田师傅有一天对屈应超说:“我收你为徒，教你学柳（柳公权（778－－865），中国唐代书法家。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曾任翰林院侍书学士、中书舍人、翰林书诏学士、太子太保，封河东郡公。擅楷书，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在书法史上具有很大影响。柳公权传世墨迹有《送梨帖题跋》，碑刻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平西郡王李晟碑》《羲阳郡王苻璘碑》《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冯宿碑》《苏夫人墓志》《李石神道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等），就是想帮你打好基础，我先教你学写三个字，飞、凤、家，别看这三个字简单，咱们汉字里面很多笔画都在里面，练好基本功，以后你再写别的字就会容易很多。说完还给屈应超演示一遍，屈应超看着田师傅写的这三个字，简直佩服的不行，大声叫道：写的太好了。田师傅很高兴的跟他说，学柳呢，这三个字是基础，你好好练习，以后你就知道师傅的用心了。屈应超特别感谢田师傅，因为师傅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却有六口人，可还是在狭窄的空间里给他支了一张写字的桌子，从此以后，屈应超是上学放学在家去师傅家里，都是练习着这几个字。过了几个月之后，屈应超写的这几个字是飘逸洒脱，风筋多力。田师傅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见人就夸自己收到一个好徒弟，而屈应超自打把这三个字练熟后，再写别的字真的是容易许多。他这个时候才慢慢懂得自己遇到一个多么好的师傅，肯把自己累积多年的经验告诉自己，让自己少走弯路。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中，屈应超也跟着田师傅学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他发现在三义里还有位蔡师傅，这位蔡师傅是练习魏碑（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适应社会意识需要的佛、道之学勃然兴盛。佛、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内虽战乱不止，造像求长生的心理却更加炽烈，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数千万。魏碑应运而生。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的，而且蔡师傅当时也教出了几个书法水平很高的学生，比如：邵梦龙和尹玉荣等。于是，屈应超在一些同伴的鼓励下，也兼学魏碑，并且领悟出一些魏碑的精髓。
在每天学习和练习书法中，几年时间又过去了，屈应超以优秀的成绩考到了西安四十三中高中部，本来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可是值得兴奋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第三位恩师——曹伯庸先生。
曹伯庸（1930-2011），陕西礼泉人，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中国著名书法大师之一。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熏陶，并以临摹欧阳询的作品开始进入书法界，中年时在吸收各家之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真正拥有了自己的风格，其作品的艺术境界益炉火纯青，其作品多次出版，本人也多次获得海内外各种荣誉。而且除了书法，曹伯庸教授的绘画和诗词也别具一格，颇有水平。那时候，曹老师就职于四十三中，当语文老师。同学们最喜欢上曹老师的课，因为曹老师的板书写的字形结构是其他老师无法比拟的。虽然是粉笔书写，但是同学们都不舍得擦掉。与此同时，曹老师也发现了屈应超这个学生，他非常欣赏屈应超的书写能力。屈应超也很崇敬曹伯庸老师，经常会拿自己的书法作品让曹老师指点批改。
可是，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了没多久，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师生二人分隔两地。曹伯庸被隔离审查，屈应超被送到汉中地区西乡县板桥公社三合一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说两人无缘见面，但是屈应超一直把这种感恩之情放在心里。多年后，曹伯庸先生去世，屈应超书写这样的文章来纪念他的老师。
先生一生好修为
怀念曹伯庸老师
文\\屈应超
在陕西学界、书界乃至考古界，大凡与曹先生交往过的人，都会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品德刚正，作风质朴，书艺超迈，学识广博，煦煦然有长者之风，洵洵然多儒者之气。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好的口碑，盖源于其修为也！
先生处世谨慎，治学精严。他注重生活中的细节，曾用工整的小楷把自己从初中到大学的日记，一天不拉地记录下来，装订成册，既留下美好的回忆，又用以示教子女。在市43中任教时，他蜗居在一间约8平方米的陋室里，书柜、床头、桌子上摆满了新版书、线装书和发黄的古版本。那些书码得整整齐齐，为检阅方便，书中夹满了白纸条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存疑或点评语。那时，我曾翻阅过先生的教案，一律的钢笔或毛笔小楷，跃跃然字字鲜活，森森然整饬有序。我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见到的教案不少，像先生那样精致的教案至今却未得一睹。
书法是先生的至爱。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他，自幼与毛笔结缘。上学时，他是学生中的书家。解放后，在中学、大学任教，对书法爱之更甚。他藏有许多古帖、拓片，使当时不少已成名的书家都感到眼红。80年代前书事不那么活跃，先生习书，除临帖外，主要是为学生写仿影，用毛笔批改作文，再就是上课写板书，或为友人写条幅、中堂、楹联之类。80年代“书法热”兴起，先生久隐而出，书名日隆，求字者络绎不绝，有时竟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他一一接待，个个满足，从不骄人、负人。
先生学识过人，向来低调。论书艺，他是当之无愧的书坛名家；论学识，他于金石、版本、训诂、古钱币、古镜、瓷器、书画鉴赏等均有涉猎，且造诣非凡。然而，他从不哗众取宠，也从不屑于在书界、学界捞取一官半职。有人求教，他商讨指点；有人奉迎，他摆手制止：“我是个教书的，才疏学浅，还得好好学习哩”。由此，我想到有些人，稍有成就便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与先生相比，实在是可笑而又可悲！
80年代中后期，先生的许多门生走上了领导岗位，不少人想为先生做些事情。先生却依然是老作派，你派车，我不坐；你送礼，轻者收下，重者奉还。94年，我到西安美术学院任职，先生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写字”。他从手提袋里抽出一卷字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先生写好的四条屏——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霎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眼眶湿润了。
在美院，写字的机会多了。一次，有人找我题写校名，我推荐先生去写。那人与我找到先生，待先生写好后便递上润笔。先生数了数字说：“才十来个字，免了吧”。那人执意不肯。先生见推辞不过，便从案头抽出一张四尺横幅送给了他。
垂暮之年，先生喜欢回忆在中学任教时的事儿。我去看他，免不了谈到一些同学的近况。有位同学喜好先生的书法，文革中曾“勒令”他写字，他执意未从。听说那位同学现在常搞点收藏，先生笑着说：“他生性爽直，外粗内秀，有机会请他到家坐坐，我欠他的债，总是要还的嘛”……
《道德经》云：“死而不亡者寿”。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死而即亡；有的人死而不亡，精神永在。先生一生的修为，表明他属于后者。
文章结尾表明，屈应超已经把老师对书法和做人的精神传承下来，没有辜负老师对他的厚爱。
到了乡下，屈应超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晚上还会点着煤油灯，写日记，练书法或者读书。
不久之后，他因为给村里写标语，办板报竟然出名了，公社大队竞相请他去办板报写标语。他也常常把自己对生活的的感悟写成小说，散文或者新闻稿件。有不少还发表在报纸上，对读者产生不小的影响。后来县里广播站调他当编辑，然后县委调他做通讯干事，紧接着汉中地委调他任通讯干事。在汉中，他与评论家肖云儒、画家方济众、诗人王寅明、作家王蓬、韩起、周竞等成了至交。短短四年，他发表了十多万字的文章。很多朋友见他颇有写作天赋，叫他放弃书法专心写作。在这种彷徨时刻，屈应超认识了著名书画家叶浓先生，并很快成了忘年交!
叶浓先生慈祥地对他说:“写文章与搞书法，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是要多读书。这两者并不矛盾，写作有时需要灵感，而书法则不同，他需要勤学苦练。当你有写作欲望时候，你提笔捻来，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就练习书法，这样子，读书写作练书法不就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了么。而且你练好字，相当于多了一项生存技能，书法对修身养性也有好处”。叶浓的话让屈应超一下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两个人关系越处越好，最后成为翁婿关系，这在三秦书界，传为佳话。屈应超也很庆幸自己遇到了人生当中第四位恩师。
到了1973年8月，屈应超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一回到西安。他就马上去看望自己的三位老师，可是王学海，田师傅都不在了，幸亏曹伯庸先生身体健康，见到他也格外开心。 大学毕业屈应超被分到陕西省教育厅工作。不管平时工作有多繁忙，他每天一定留出一定时间来练习书法。有时候连节假日，他在办公室也练的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回家和吃饭。就在这种情况下，让他没想到的是，1984年底，中共陕西省委在全省试行民主推荐副厅局级领导干部试点工作，省委副书记周雅光、副省长孙达人亲自主持了教育厅的领导选举工作。三十九岁的屈应超，成为陕西省厅级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虽然身居副厅长职务，他还是会用晚上或者节假日练习书法。
在省教育厅工作的十年中，他有上千副的作品参展获奖或者是发表。乡村工业、陕西教育、西北工商报等数十种报刊刊登了他的多幅作品。而且不少的厂矿学校商家都邀请他题字。80年代后期他担任全国教育系统书法大赛的评委会主任，九零年西安国际硬笔书法大展赛评委，第二届全国硬笔书法大赛评委会的主任，艾德杯全国书法大赛组委会的副主任等，成功组织了许多群众性的书法活动。
在此期间，他从魏碑代表作《张猛龙碑》入手，每天演练，四年时间，终于将柳与魏融为一体，呈现出颜筋柳骨的风采。1994年，一纸调令将屈应超由陕西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岗位上，又推到了西安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的位置上。
在美院工作之余，屈应超练字的习惯丝毫没有改变。在这之后三年间，他相继被陕西省书协、中国书协吸收为会员，被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西安市书协诚聘为艺术顾问。1995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其《屈应超书法作品集》后，西安市文联、市书协等单位还在西安解放路越秀食街召开了“屈应超书法艺术研讨会”。会上，刘自核、王愚、邵养德、李正峰、赵熊等数十多位专家、学者，热情地肯定了他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在1996年初的一天，美院办公室副主任李敏到屈老师办公室说，美院毕业生石卓立现在在《华商报》当美编，想请您给题写个报头，屈应超当场题写好这个报头，立刻就被拿走了。随着《华商报》发行量剧增以及在整个西北的影响力扩大，屈应超所题写的报头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时已是书法名家的屈应超，却默默地练起了赵孟頫(赵孟頫1254年10月20日－1322年7月30日，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一说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通经济之学，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其以书法和绘画的成就最高。在绘画上，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赵孟頫亦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书法。他试图将柳、魏、赵融为一体，形成新的风格，使自己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新境界。
2001年《陕西教育》记者兰宇采访屈老师，以下记者为兰宇。
记者：方块汉字在世界各国文字中是一种特殊的文字。它的形式和内容极为丰富，这可以从汉字的型制、结构、涵义等多方面看出。汉字写得俊逸潇洒、神采独具，各显各的风骨、气韵和个性，我们称之为书法艺术。屈先生能否从多年研习书法的实践中，谈谈学习书法的好处。
屈应超(以下简称屈):我从多年的追求和实践中体会到，学习书法有四大好处:一曰养德。一个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演练书法，常常要接触一些被人们认可的健康的文字，像哲学格言、经典性的诗词等，在书写这些内容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就会受到熏陶。比如，写“积学储宝”四个字，就会明白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学识。再比如，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受这一名言的影响，就会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而不去做有损他人的事情。这些健康、高雅的东西写得多了，通过潜移默化，个人的道德也会渐渐地高尚起来；二曰益智。不管是谁，学习书法，都需要了解汉字发展史和书法演变史，都需要了解或熟记古代思想家、文学家的一些优秀作品，都需要学习ー些楹联、诗词创作的基本知识。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开阔自己的知识视野，丰富自己的学识。三曰健体。学习书法要求站着写字，因为站着写有利于倾周身之力于毫端，有利于扩大目光覆盖面，完善章法。多年来，为了练好书法，我坚持每天站着写几个小时字。写字时通身运力，手脑并用，既练身--使腿力、腰力、臂力、肘力、腕力、指力协调一致，又练脑--使思维随着笔锋行进，努力实现随机应变，心手合一。多年来，我自感食欲不减，睡眠香甜，身体健康，应该说，多得益于习书;四曰娱情。书法创作，不但要求作者把每一个字写好，而且要求作品的章法到位，即要处理好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轻与重、浓与淡、枯与湿、断与连、欹与正等关系。这既是创造美的过程，也是审美的过程。坚持这种过程，能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和创造美的能力。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成功。一个书法家写出好作品，得到社会的公认是莫大的欣慰。因此，许多人寄情于书法创作，以书养性，以书娱情。事实上，正是在书法艺术的超追求中，一些人的情趣愈来愈高雅，精神愈来愈高尚，斗生志愈来愈高昂。
记者:屈先生，从您谈到的学习书法的好处中可以看出，学习书法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功具有积极作用。现在，社会上、学校里办有不少书法班，很多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书法。您认为，中小学应该怎样开展书法教育呢?
屈:我认为，中国汉字发展史是一部辉煌史，它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其一道同步发展。汉字对中华民族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汉字作为载体来记录中华民族的文明史，那么，将会给我们了解自己的民族带来很大的困难。当前，中小学强调素质教育，我上面谈到的学习书法的好处，已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书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中小学校引导学生学习书法，是进行素质教育的一种好方法。这项工作理应受到重视。中小学生学知识，是从认识、书写汉字开始的，识字并学会写字，是他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将来步人社会，与他人交际的重要手段。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能把汉字写得工整、流畅、秀丽、厚重或俊逸，这是热爱祖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我主张，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中小学可以开设书法课(从严格意义讲，可称为写字课)或举办书法兴趣班。引导中小学生学书法，在工具上可以使用硬笔，圆珠笔、铅笔等。硬笔和毛笔有相通之处，不必一律要求使用毛笔。学生有兴趣使用毛笔的，应当给予鼓励。因为毛笔比硬笔的表现力丰富得多。教中小学生写字，一定要牢记从楷书入手。教学中，要讲笔的入、行、收，讲字的间架结构，这对写好楷书再重要不过了。古人云:行、草不离楷法。楷书是行书和草书的基础。楷书基础打好了，可以为以后进入书法艺术实践奠定基础。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不是要培养学生人人当书法家，而是要求更多的学生把字(指楷书)写好。有了写好字这个基础，他们当中以后一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卓越的书法家。
记者:生活中有句俗语说:字是人的门面。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位老师字写得漂亮，大家都喜欢接近他，喜欢模仿他的字。就这个话题，我想请您谈谈教师写好字对学生的影响。
屈:老师要成为学生的书法榜样，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对学生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家知道，老师的思想、知识、才能，是通过语言、汉字传授给学生的，书写在教学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说字是人的门面，对教师更是如此。长期以来，我国中等师范学校一直要求学生---未来的教师写好三笔字(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这已成为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主张，高等师范学校也要对学生进行三笔字的训练;在职教师在这方面也应继续努力，精益求精。搞好中小学书法教育，语文教师负有直接责任，教育行政部门、校长和其他学科教师，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想，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小学的书法教育活动一定会蓬勃开展，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提高全民族的书写水平，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如今看来，屈应超先生是有远见卓识的，现在书法课已经走进校园，成为必修课。
袁银波先生和屈应超先生曾有段对话是这样的：练书法我主张立足传统，再求创新。我出身于农家，是个穷苦的农民子弟。正因为如此，我从来没追求过官，但不小心当了官，甚至当了几十年官，在做官的过程中，我自信未争过名，争过利，争过钱，争过地位。现在就要退休了，退休后我将回归老百姓的行列，吃简简单单的饭菜，过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冲着应超的心境，我问他:“你知道马融吗?”
他说:“马融是马援的后裔，字季长，是东汉关中大儒。他官拜郎中，曾任武都太守和南郡太守，被大将军梁冀所诬免官。他厌恶官场黑暗，辞官故里教书，学生上千，因设帐教学而名，教学地得名绛帐。其高足有卢植、郑玄等。他著有《三传异同说》及诗、赋、七言琴歌等20多部。同时，还注释了《论语》、《离骚》等10多部古籍。”他一口气说完了马融的经历。
我笑着说:“那么，你是要学马融了?
应超笑着说:“我欲学马融，却不学马融，他是先当官而后教学，我是先从事教育而后专研书法。退休后，我不会教那么多学生，而是甘于寂寞，专研书法，唯求精到。这就是我的最大追求。”
最后，应超又说:“不少久居官场的人，认为退休是失意、是失落，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放松、是解脱。我以后除了写字还是写字，除了研究还是研究……，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能有几卷书法精品集问世，这就是我留给后人的财富。”
曹操《观沧海》
在屈老师家中，我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他家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品。他说，他不在自己办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家里也不挂自己作品。我问屈老师：“您现在在书法上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未来的时间还会有突破吗？”他答：“我认为还会有突破”。他告诉我，写好书法需要六大基本要素：要血压好，因为眩晕会晕笔；视力要好；思维要敏捷；脊椎要好；腰要好；腿力好。
他今年虽然已经75岁了，以上这几个要素他都具备，在家练书法，有时一站就是六个小时。
从谈话间，我最大感受就是，屈老师是深谙《道德经》并运用实践的，道德经·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能了解、认识别人叫做智慧，能认识、了解自己才算聪明。能战胜别人是有力的，能克制自己的弱点才算刚强。
屈应超先生一直强调的就是人一定要认清自己，找准目标，坚持恒心的做好每件事。纵观他的人生经历，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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