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受過義務教育的人應該都知道王安石，一提起王安石，想必大家都會想到他是一個文學家，一個政治家，當然，更重要的，他是一個改革家。普通的歷史愛好者們對王安石可能會更熟悉些，知道王安石變法和王安石本人在歷史上有毀有譽，甚至可以說譭譽參半。但是，這些“譭譽參半”的評價到底由何而來？他們與歷史的發展到底有何關係？本文，就對此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和評價。
王安石變法發生與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目的在於整頓財政，王安石變法於十六年後失敗，王安石本人也於元佑年去世。
但是，在王安石死後，不同時期不同派別對他的歷史評價卻幾經轉折。而且，這每一個轉折之下，都有著深層次的社會原因。
元佑元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統領的舊黨則對他的遺產進行了大清算，司馬光個人正面評價了其文章人品，卻對他政治進行了幾乎全盤的否定。而邵聖年間又行新法，蔡京為相，一時間元佑黨人受到清算，司馬光名聲受汙，王安石又受到推崇，不過這次的改弦更張倉促僵硬，以至於這次重新評價沒有得到成效，反倒是蔡京等人因為反攻倒算而進了奸臣傳，王安石名聲也因此受汙。
而到了北宋亡國，在靖康之恥的沉重打擊之下，社會開始思索“大宋失敗的原因”，最終，社會把這個“罪魁禍首”的帽子安在了王安石身上。南宋高宗稱王安石“自任己見，非毀前人”“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與安石”
有這麼一個令箭在，社會自然開始了對王安石的大批評。史學家們稱王安石缺乏政治能力，如史官趙鼎直接稱其“不宰”。哲學家則開始評價其學所的“學術不正”，甚至評價其“雜糅佛道”，通過證明其與正統學說“儒學”的偏離來評價其背叛了聖人之學，繼而評價其“非正義”，繼而，理學家們更進一步，通過批評其為人治學的能力來對其進行批評。
比如朱熹：“然其（王安石）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跡，此正王氏之深蔽。”
理學家們在“正統”“正義”和“個人人品”的層面對其進行評價，而到了民間，人們則通過編造一個又一個王安石的“趣聞”來對其進行批評甚至詆譭，比如至今仍流傳下來的“王安石不洗澡”系列故事，“王安石執拗”系列故事，應該就可以向我們展示從南宋開始的那段歷史中民間對於王安石風言風語的“私德”批評。
在這種全社會性的批評之下，王安石已經躍然成為了一個“小人權奸”的形象，甚至險些被列入貳臣傳。而到了元修宋史，有那麼多“實錄”資料在手，王安石自然也落得了“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的負面評價。
這種觀念也直接被明人繼承，明太祖朱元璋稱其變法導致了“小人競進，天下騷然”，“王安石”一度成為奸臣的代稱，若有士大夫提出改革之億，則群臣即刻競稱“又一王安石也”。
不過，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大環境下，王安石和他的變法名譽就這麼永遠直線下降麼？並不是，景泰成化萬曆三朝年間，朝野掀起了一股對王安石的犯案風，這段時間裡，朝野的士人開始了對於王安石變法的重新評價。
此前的士人常將王安石變法之失敗歸咎與其在儒學上的不正統性與不正義性，繼而論證“變法”本身的不正義性。從而歸於“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結論。
而此後的士人，則開始使用新的歸因，不再將變法失敗歸因於變法本身，而是歸因於變法的具體操作，從而肯定其變法本身的正義性，如名儒胡居仁稱：“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為官，虐害百姓，訓練頻數，有違農時，騷然成擾，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農隙田狩以講武事，有何不可。”而成化大吏何喬新則稱王安石“知良方可以療病，而不知非良醫不能用方也”
而民間方面，也可以看到警世恆言中“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的橋段，即可看出彼時民間對王安石存在的正面評價。當然，這個犯案風並沒有改變朝野總體對王安石的負面評價。
翻案風的出現反映了當時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國內土地兼併嚴重，同時在氣候上災荒頻發，彼時世界市場開始建立，大量白銀流入國內造成通貨膨脹。同時天氣逐年變冷，北胡南侵不斷，甚至愈演愈烈。
內憂外患之下，自然人心思變。不久，張居正就開始了繼王安石以來最大的改革，推行“一條鞭法”。也是這個社會局勢的印證。 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負面評價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這也反映了那個時代整體的保守趨勢，而張居正變法的最終失敗，也印證了社會從結構上存在的保守。 但彼時，王安石的形象已經基本煥然一新，從警世恆言中“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的橋段，即可看出彼時民間對王安石存在的正面評價。
而到了滿清，由於小族臨大國，清帝格外重視對於儒學“忠”的強調，重視君臣之禮，故而清前期，朝廷對王安石的評價自然是負面，明中後期對於王安石的“犯案風”也在嚴肅討論中基本消失。 清中期，社會輿論些許放寬，趙翼，蔡上翔等對於王安石的正面評價零星的冒了出來。但這些也基本上都只是在文學作品中出現，並沒有形成趨勢。 而王安石的歷史評價再一次得到轉變則是到了清末時期。隨著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也打開了清國的人心，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人人思變，“王安石”的形象從“奸臣”一躍成為了“改革家”，時人開始整體的推崇王安石，龔自珍在殿試對策中即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寫《御試安邊撫遠疏》，梁啟超更是直接寫了一部《王荊公》，力陳變法之宜。
而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對於王安石之推崇更是在徹底脫離儒家史觀之後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已經發展出了對於王安石推崇的同時否定司馬光的現象。 歷史似乎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些重大人物的歷史的評價隨著社會的需要而時刻變化，飄忽不定，王安石作為歷史上的改革家，他的歷史評價經理了多次起伏，這些起伏之下的，是社會深層次的需求與秩序的變化。不同層次的評價者對他的評價方式也不同，政治家看到的是政治的利弊，哲學家看到的是正義與正統，民間看到的是關於他私德的段子。 作為歷史洪流下的齒輪，大多數人都只能對於王安石與“王安石們”窺見一孔。但我希望大家能儘量跳出時代的侷限，去仔細思考每一次社會對於王安石們重新評價潮流的社會內涵和意義。而不是甘於成為“當局者”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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