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前進步伐，雲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彝研所） 已走過了23（至2005年）年的發展歷程，透過彝研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成長壯大的過程，我們欣喜的看到，一批優秀成果和專業人才脫穎而出，彝族優秀文化的弘揚，不僅是中華文化繁榮的標誌，也是時代發展的真實記錄。
專職研究彝族文化的單位從無到有
楚雄彝族自治州屬我國兩個彝族自治州之一，作為自治州自治民族的彝族，是我國多民族大家庭成員中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的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佈在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四省區，總人口據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共有７６５萬多人，有著自己的語言文字。歷史上，彝族民間知識分子“畢摩” 運用古老彝文撰寫了包羅萬象、內涵豐實的彝族百科史籍，進而世代傳抄、承襲，其中數量可觀的彝文經書流傳於後。解放前，由於在民族同化政策的壓迫下，彝族語文難以得到發展；解放後，全面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彝文及其彝族文化又有了新的發展。但在十年動亂中，彝族畢摩被視為牛鬼蛇神遭到迫害，彝文經書當作四舊毒草被剷除，致使彝族文化遺產損毀嚴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迎來了祖國科學的春天，黨的民族政策得到正確貫徹，民族文化研究納入了社會科學範疇而受到重視。楚雄州委、州政府卓具遠見，將搶救民族文化遺產“救書、救人、救學科”列入議事日程。
於１９８１年底決定籌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並函請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給予業務指導，經省委宣傳部批覆，１９８２年１月率先成立了我國彝區第一個少數民族文化研究機構——“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研究室初建時，定編１１人，實有８人，其中具有大學學歷的僅有２人。室下分設文學歷史研究組和語言文字研究組，開始對彝文古籍進行及時徵集、翻譯和整理。為了進一步開展彝族文化的系統研究，又經楚雄州人民政府函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給予支持，聘請該所劉堯漢研究員（彝族） 到彝州兼任所長，進行學術指導。又於１９８４年１月由室正式升格為“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這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單一民族文化研究所，宗旨在於育人才，出成果，弘揚優秀的彝族文化。所下設彝文古籍、文學藝術、社會歷史調查三個研究室，人員也由８人增長到２０人；年齡和知識結構也有所改善，逐漸趨於年輕化、知識化。到１９９７年４月，經楚雄州政府批准，彝族文化研究所正式升為正縣級單位，全所在編２５人，其中研究人員１８名，平均年齡３０歲，學歷分別為大專以上１６名，中專２名。其中：副研究員３名，助理研究員６名，研究實習員９名。尤其是步入２１世紀到２００３年，彝研所又有了新的發展。現階段，全所在編已達２６人，下設彝文古籍研究室、社會歷史調研室、《彝族文化》編輯部和辦公室。在劉堯漢教授二十年如一日的悉心指導下，一批彝族文化研究人才茁壯成長，已先後為楚雄彝州輔導和培養出研究員１名，副研究員１１名，助理研究員１１名，已經形成一支具有一定規模的，以彝族中青年為主的彝族文化研究專業隊伍。彝研所的建立和完善，標誌著楚雄州彝族文化從以往零星、割裂的研究，進入全面、系統研究的新起點。
探索發展
彝族文化的研究領域範圍廣闊，主要包括彝文古籍的收集、翻譯、整理和開展對彝族歷史、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法律、天文、地理、醫藥、文學、工藝、考古、民俗和語言文字等多學科的專題研究。
彝族文化的研究方法是採行兩條腿走路，即以收集、翻譯、整理彝文古籍和深入實地調查獲取活史料並重，亦即以彝族固有的書面與口碑兩大文獻為主要素材，運用民族學由今溯古的方法進行多學科的研究。為此，建所２０年來，全所研究人員在劉教授的帶領下，立足於楚雄彝州，弛騁於滇、川、黔三省廣大彝區；放眼全國乃至全世界，將彝族文化置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整體文化之中，發掘民族文化寶藏，從宏觀著眼，微觀入手，走出了一條實地調查與文物考證、彝漢文獻相結合的研究路子，並開拓了一些具有綜合性和邊緣性的研究專題，充分展示了彝族文化研究的獨特風格，具體表現在：抓活史料：彝研所開展彝族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從田野調查出發，搶抓活史料。早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青年學者劉堯漢身體力行，曾因抓“活史料” 而被史學家范文瀾先生稱許為“山野妙齡女郎”。如今範老的讚譽仍激勵著劉堯漢教授帶領彝族青年學子走實地調查之路。因此，所長劉堯漢教授要求，做學問不在抄書抄報，研究人員應走出書齋，從實地調查中獲取第一手資料，把山野中採摘到的“鮮果” 與書齋中的“乾果”相結合，即用活史料給死史料注入新鮮血液，使其獲得新的生命力。由於受現代文明的影響，活史料正在消失，若不及時搶救，終將無法彌補。劉教授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利用各種途徑、手段加以全力搶救。例如：嶺光電和普梅夫分別是四川涼山彝州、雲南紅河州彝族的兩位著名土司，他們的生平事蹟具有社會歷史的研究價值和特殊意義，劉教授擬定選題，說服動員嶺先生寫出自傳；又派一名科研人員面訪普先生並作專題記錄。正當自傳寫成排印出版之際，兩位老人不幸先後辭世！又如，畢摩是彝族社會中的民間知識分子，彝族古老的傳統文化均掌握在他們手中。然而，經過文革浩劫，出現“斷層”現象，８０年代後，尤其是進入９０年代以來，精通古彝文的畢摩已十分稀少，進行搶救已迫在眉睫。為此，劉教授擬定《彝巫列傳》的寫作計劃，於１９９０年指導青年學子李世康承擔寫作任務。當１９９４年《彝巫列傳》出版時，列入傳記的大部分畢摩在近年內相繼去世，慶幸搶救及時，一些重要活史料才得以存留。事實上，每位知根熟底的彝老都是一部活字典，生動鮮活的史料，儲存於彝老的記憶之中，為了尋獲“活中料”，彝研所的科研人員，深入彝族山寨，尋訪知情彝老，很多地方是不通車路的偏僻彝鄉，牧場、山巔、深箐、地頭，少不了跋山涉水、風餐露宿的幾多艱辛，甚至還有危及生命的驚悸。這對研究者來說，已是習以為常，然而，最重要的是無論付出多少辛苦，搶救“轉瞬即逝” 的彝老所知“活史料” 則是第一位的，因為大多數彝老年事已高，處於風燭殘年之中，一些寶貴的彝族活史料隨時都有可能隨彝老離世而消失。例如：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劉堯漢教授帶領研究人員，前往祿豐縣妥安鄉羅申彝村找到時年６６歲（１９１８年生） 的彝老畢摩鍾啟賢，經多方動員，請其誦唱《開路祭詞》，其中包含著“天上小星十姊妹，人間一年十個月”的彝族十月太陽曆的珍貴口傳資料。時過半年，準備再次拜訪鍾啟賢畢摩，作進一步瞭解時，卻不料他已去世。又如：彝研所科研人員朱琚元於１９８６年初在武定萬德自烏彝村發現彝族十八月曆遺蹟，到１９９０年又與劉堯漢教授一起到大姚縣曇華鄉丫古埂彝村調查證實，為了擴寬視野，劉堯漢教授又獲知羅平歷史上也有十八月曆的文化事象。尋著這一線索，劉教授率員趕赴知情彝老李如春（時年７８歲）所在的阿崗鄉矣宜彝村，就在進村的路上，得知彝老李如春頭晚剛去世的消息，家人正在為老人辦理後事。至此，大家唯有扼腕嘆息；後在該村訪問了當地小學教師楊光明同志（彝族、時年５８歲），雖也瞭解一些十八月曆的情況，但畢竟不如老人知道的詳細了。類似的情況不時碰到，所以劉教授經常用實例教育青年研究人員說：“採用實地調查獲取活史料，本來就是一項搶救性的工作，搶救就得有救火的精神，這首先要靠善於捕捉有關信息，然後要能聞風而動，連續作戰不停步。每次實地調查，不一定都能抱回一個‘金娃娃’，但只要勇往直前，深入彝山實地，就自然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收穫。”事實正是如此，通過實地調查活動，研究人員不僅有新發現、新收穫，而且更有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和使命感。”優化選題：彝族文化研究的《叢書》選題，是在劉堯漢教授的精心篩選下提煉而成。對於選題，劉教授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任何一篇文章或專著，或多或少總得有新內容或是新觀點，才有學術價值。為使彝族學子早日成才，劉教授因材施教，常跟研究人員講，研究課題要力爭做到第一手材料，新的觀點和最優的選題三方面完美結合，才有學術的生命力。為此，劉教授指導弟子寫的文章專著，要求首先要在佔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觀點，觀點來源於材料，然後再優化選題，突出中心論題。例如：普珍所做葫蘆文化研究專題就是按照這一要求進行的，《中華創世葫蘆》這一課題，在歷經了多年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研究層層推進，由最初的階段性成果，逐步擴展為系統性研究，揭示了葫蘆崇拜貫穿於彝族的人生歷程。主題也不斷深化，由最初和“彝族母體崇拜”到“彝族破壺成親，魂歸壺天” 再到“彝族破壺成親、懸壺濟世、魂歸壺天”，選題在三次變更中最後優化確定，成為現在該書的書名，類似的事例在彝族文化的專題研究中還有許多，這是彝研所彝族文化整體研究的治學特色。
主位研究：彝族寫彝族，這是彝研所開展彝族文化研究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從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來看，民族學有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兩種方法。在彝族文化研究中，劉教授主張主位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彝族研究彝族，彝族寫自己的家鄉、氏族、家族、家庭、個人（本人），這樣做，可以避免語言的隔膜，寫自己熟悉的家鄉、氏族、家庭較為貼切，所獲調查材料也較為翔實可靠；如果由漢族或其他民族去調查，須經翻譯，很難準確表達。根據這一原則，《彝族文化研究叢書》全套５０本中，彝族寫彝族的專著約佔８０％，與此同時，《叢書》也真誠地歡迎和吸納了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學者，以新的視角和眼光，關注和研究彝族文化，共同為民族文化和中華文化的繁榮作出努力。幾分播種、幾多收穫。經歷數年研究，彝研所科研人員同心協力，在獲得大量活史料的基礎上，大膽探索新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
豐碩成果
彝研所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於《彝族文化》、《彝文文獻譯叢》以及彝文古籍的收集、翻譯、整理和公開出版大型學術“叢書”《彝族文化研究叢書》之中。
《彝族文化》是彝研所主辦的學術刊物，於１９８４年創刊，連續出版１３年共１４期（其中１９８５年為慶祝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首屆彝學會在西昌召開而增設專刊） 年刊，為了適應彝學發展的需要，又於１９９７年改為季刊，至２００３年止，已刊出學術論文、調查報告共９００餘篇１２５０多萬字。這些學術論文一半以上為彝研所研究人員所撰寫，其餘稿件來自全國各地。其中有不少著名學者曾為該刊題詞或撰稿。該刊常設有彝族歷史文化、社會調查、社會發展問題研究、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彝族醫藥等欄目，主要向彝族文化愛好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資料，以及與全國各社科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交換學術資料。所刊文章大多為實地調查獲得的新鮮、翔實的第一手資料，提出的觀點新穎且具有創見性，已成為彝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學術園地，並深受國內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
誠如原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教授生前評價：“《彝族文化》的刊行是一個創舉，而且內容豐富，資料充實。我國少數民族中專為研究本民族文化而設立的雜誌、刊物不多，很希望它能長期辦下去。”中國歷史博物館宋兆麟館員也稱讚說：“《彝族文化》資料翔實、觀點新穎，是一個好刊物”等等。
彝文古籍是彝族祖先世代傳承下來的寶貴文化遺產，彝研所把對彝文古籍進行收集、翻譯、整理的搶救性工作，始終作為各學科研究的基礎和重要的科研內容緊抓不放。並於１９８２年創辦《彝文文獻譯叢》，將翻譯、整理的彝文古籍擇要逐輯內部刊出，截止至２００３年，已刊印３２輯，刊出譯文１５０餘部５５０多萬字，同時十分注重彝族民間口碑文學資料的收集、整理，已先後編印了《彝族民間文學資料》共９輯約１３０萬字。
通過多年的努力，大量搶救和徵集到彝文古籍抄本、刻本７００餘部，加上覆印、拍照、借抄等途徑共收存彝文古籍千餘部；口碑錄音１２０多盤；經過深入彝村普查，專訪畢摩彝老，除查清６００餘部尚存民間的彝文古籍外，查實楚雄州境尚遺存於山野的彝文摩崖、墓碑共５００餘塊，對其中在年代、內容、書法上具有代表性的近百塊碑刻採取了拓印、拍照、抄錄等措施，並經翻譯、整理、選擇部分已編成《彝文石刻譯選》一書出版。２０年來，翻譯彝文古籍和口碑文獻３００餘部，積成漢文原始資料（漢譯本）１０００萬餘字，其中經整理公開出版６部約１２０餘萬字。目前，我們正著手進行“畢摩經大全”一百卷的翻譯、出版工作。計劃到２００７年完成這項投資巨大的文化工程。彝文古籍的翻譯、整理和出版，為彝族文化的系統研究，提供了漢文獻所沒有或缺失的文獻資料，深受學術界的歡迎和青睞。
與此同時，在進行彝文古籍翻譯中，一開始就注意彝文單字的收集，１９８２年依靠畢摩先生先後編寫了《武定、祿勸彝文字詞資料》和《雙柏彝文字詞資料》，共收錄３２８３個彝文常用字和３４７０條詞例，通過十餘年的積累，於１９９３年以彝研所彝文古籍研究室研究人員為業務主力，編寫工具書《彝漢（對照） 字典》，並與有關單位聯合於１９９５年公開出版；以同樣的方式，於１９９６年收集、編寫《中國彝文書法選》一書，１９９７年公開出版。此外，多年來彝研所研究人員在國家級、省級報刊上發表文章２００多篇１００多萬字；參加國際性或全國、地區性的學術研討交流會，提交論文１２０餘篇１００多萬字；先後公開出版《彝族文化研究文集》兩部共５０餘萬字；與有關單位合作編寫、公開出版《彝族大詞典》、《鐫字巖彝文摩崖釋譯》、《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檔案史料校編》、《太陽金姑娘與月亮銀兒子———楚雄彝族民間中長詩選》等著作。其中，有的論文和專著分獲省、州優秀作品獎。
《彝族文化研究叢書》（簡稱《叢書》）是彝研所科研成果的全面展示，《叢書》由新中國第一個彝族教授、國內外知名的民族學家劉堯漢教授主編，預計出齊全套５１本，均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從１９８５年第一部問世，到２００３年止已出版近４０本，這套大型的學術研究叢書以開其先河的《中國文明源頭新探》（劉堯漢著） 和繼後出版的《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曆》（劉堯漢、盧央合著）二書作為《叢書》的主要基石。其中絕大部分專著都是楚雄籍的作者（包括在楚雄工作者） 獨立撰寫或與外地作者合作完成。主要著作有：王天璽（彝） 著《宇宙源流論》，楊和森（彝） 著《圖騰層次論》，朱琚元（彝） 著《中華萬年文明的曙光》，龍建民（彝） 著《市場起源論》，盧央（彝）著《彝族星占學》，劉小幸（彝）著《母體崇拜》，普珍（彝） 著《中華創世葫蘆》，劉德榮、李世忠（彝）等整理《銅鼓王》，王天璽（彝）、何兆伯合著《論哀牢山彝族起義》，楊鳳江（彝）譯著《彝族氏族部落史》，楊繼林、申甫廉合著《中國彝族虎文化》，李世康（彝） 著《彝巫列傳》，鍾仕民（彝） 著《彝族母石崇拜》，錢成潤、史嶽靈（白族）、杜晉宏（彝）合著《費孝通〈祿村農田〉五十年》，王敏、朱琚元（彝）合著《楚雄彝州本草》，劉宇（彝）著《涼山彝族英雄時代》，朱炳祥、普珍（彝）合著《摩哈苴彝村文化符號的人類學還原》，餘宏模（彝）著《明代彝族女傑奢香》，楊甫旺（彝） 著《彝族納樓土司世家》，李朝真（彝）、段志剛（白族） 合著《彝州考古》，唐楚臣著《中華彝族虎儺》，王光榮（彝） 著《通天人之際的彝巫“臘摩”》等等。其中包括雲南、四川、貴州和廣西彝族作者所寫專著。這些著作均以其獨特的觀點與方法，運用文獻古籍、考古文物、調查記錄和口碑材料，深刻而新穎地揭示了彝族的社會經濟、宗教信仰、科學技術、哲學民俗等歷史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劉堯漢教授稱其《叢書》中每一本都是“彝族山野妙齡女郎”，各有千秋。
斗轉星移，歷史已跨入２１世紀，在新世紀開局之年的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雲南人民出版社主辦，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辦的《彝族文化研究叢書》首發式暨研討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重慶廳成功舉辦。《彝族文化研究叢書》的問世，展示了當今國內彝族文化研究的水平和麵貌，它的出版對促進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並將推動中國民族學和民族史研究走向新的繁榮。
學術交流
彝族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傳統文化以及彝族文化的研究成果，對國外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宗教學等學者以及旅遊採風者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自１９８５年以來，隨著彝族文化研究成果的不斷面世與傳播，彝研所的對外學術交流日趨活躍，先後有美國、前蘇聯、法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西德、英國、意大利、奧地利、泰國、越南、新加坡等國以及臺灣、香港、澳門的學者慕名來訪，進行學術交流，到目前為止，共接待國外及臺、港來訪學者達３００多人次。一些學者曾多次往返楚雄彝州，從事考察和研究；一些學者還長期來所進修，先後有意大利留學生白琳、美國博士生穆爾克等前來進行了較長時間的學習進修。這些來訪、學習的外國學者，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和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為了進行對外文化交流，彝研所亦逐步走出去，１９８９年，所長劉堯漢教授受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大學邀請，赴美講學一月餘；１９９５年，應香港京港學術交流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邀請，彝研所組團一行四名學者赴港講學，達到了宣揚中華彝族優秀文化，提高楚雄彝州和彝研所知名度的預期效果。通過互訪，使彝研所成為楚雄彝州對外開放的一扇窗口，從這個窗口，讓世界更多地瞭解楚雄彝州和彝族優秀傳統文化。
贏得聲譽
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創立以及《彝族文化研究叢書》的公開出版，在國內學術界和讀者群中產生了積極的反響。中國文化思想史家、上海復旦大學蔡尚思教授為此作序，並呼籲向彝族看齊。他說：“雲南省成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劉堯漢以彝族學者而兼任所長，真慶得人。彝族是我國現在占人口較多的兄弟民族之一，我很盼望其他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齊，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對自己的文化歷史進行研究。” 《彝族文化研究叢書》面世以來，以它深刻的學術內涵在海內外學林中引起了震動。國內報刊、廣播、電視對彝族文化及其《叢書》十分關注。從１９８５年至今，先後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海《文匯報》、《雲南日報》、香港《大公報》、北京《讀書》（月刊）、上海《書林》等報刊以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神洲風采》欄目）、雲南人民廣播電臺、雲南電視臺、楚雄州電視臺等相繼作了報道、評價。國內傳媒以極大的興趣注視著並緊追不捨地跟蹤它的每一步進展。有些報刊不止一次的報道評價，例如《人民日報》及其海外版，從１９８７年３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１年８月５日之間，先後報道了７次。《叢書》出版之後，許多著名學者紛紛撰文給予高度評價。誠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學家楊向奎教授在為《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曆》一書所作序言中指明：“我們不讀中國各民族史、各民族文化史，就不瞭解中國古代文明之所以光芒四射；我們不讀彝族歷史、彝族文化史、《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曆》更不能透徹瞭解中國古代史上一些難解的問題以及中華民族文化之綜合構成的體系！” 不少有關領導蒞臨視察並題詞，如著名學者、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先生於１９９０年５月視察楚雄，為州委、州政府題詞：“五尺道開南國通，滇彝文化數楚雄；蒼翠山林今猶存，百花爭豔遍地紅。”近年又先後三次題寫：“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彝族文化研究叢書”、“彝族文化”等；原中宣部副部長聶大江於１９９２年３月題詞：“彝族文化是中華輝煌的一支”；十四大中央委員、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汝信題詞：“彝族文化之光”。國內有關專家學者來訪、交流的達５００多人次，他們都高度讚揚楚雄州政府的氣魄和卓識遠見，以及彝研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和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學術無國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查明彝族十月太陽曆；９０年代初查明彝族十八月太陽曆。１９９０年１月５日，法國海外科學院在巴黎舉行“中國彝族十月太陽曆” 專題講座報告會，由該院的世界曆法權威喬治院士作報告，１月６日即將該報告會的場景照片寄給中國雲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０年春，當劉教授和他的學生朱琚元初步獲知彝族十八月曆，即寫出《中國彝族和墨西哥瑪雅人的十八月太陽曆》一文，發表於《雲南社會科學》１９９０年第４期。不久，此文流傳到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大學被譯成西班牙文刊載於該大學學報１９９１年３月號，並把譯文寄贈到北京劉教授寓所，彝族曆法又一次引起世界有關曆法專家的興趣。
十月曆和十八月曆的研究成果不僅受到國外學界的關注，在國內特別是在楚雄彝州更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楚雄州人民政府投資７千萬人民幣在楚雄開發區興建“中國彝族十月太陽曆文化園”，１９９９年火把節第一期主體工程已竣工並正式開園，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歡迎；關於十八月曆，也由州里撥款５萬元，在州境大姚縣曇華鄉修建十八月曆紀念碑。顯然，彝族文化研究成果已逐漸由社會效益向經濟效益轉化。
彝研所的研究成果受到社會廣泛注目、讚揚，也得到有關領導部門的肯定和鼓勵。多年來，彝族文化研究論文有２２篇先後獲省、州級社科優秀成果獎；有４部著作獲省、州級社科優秀成果獎。劉堯漢教授於１９９０年被國家民委授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個人”稱號；１９９２年９月，楚雄州首屆科技大會上獲社科突出貢獻重獎；１９９７年９月成為學壇上眾人矚目的“東方之子” 榮稱。另有３名研究人員先後獲得楚雄州有突出貢獻的科技人才獎。
原載：雲南省楚雄州政協編《楚雄州文史資料合集·第五卷》，雲新出(2012)準印字第0110號，p456-462；直接文字來源：彝學研究網
原出處：《楚雄州文史資料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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