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官制的第一次改革：增設文官

王府官制的第一次改革：增設文官

洪武四年申定的王府官制並非定製，之後，朱元璋又陸續進行了各種更定。

先是洪武五年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洪武七年正月，改王相府牧正署為孳生所，這當是因時損益之舉。而後，洪武七年九月，改王相府參軍為長史，有明一代王府“長史”一職就此設立。在此時，長史一職的職責是否是參軍原先的職責，仍然不明確。洪武八年九月，朱元璋升秦府紀善林溫為秦相府長史，翰林院編修朱右為晉相府長史，朱廉為楚相府長史，趙壎為靖江府長史。查《明實錄》可知，朱右、朱廉和趙壎三人均儒士出身，洪武六年十二月被任命為翰林院編修。林溫由紀善升任長史，亦為文職出身。據此可以確定，“長史”乃文職。洪武九年正月，詔移王相府奉祠所於王傅府典籤司後，良醫所於典儀所前，典儀改正八品，奉祠所設典樂一人，正九品，俱命刊著於《祖訓錄》。洪武九年二月，命重定王府官制，這是對洪武四年王府官制進行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其內容如下：

（丙戌）王相府設左、右相二人，武相一人，文相一人，左、右傅二人，武傅一人，文傅一人，首領官長史二人，錄事二人。罷王傅府及典籤司諮議官並護軍府，增設伴讀四人，選老成、明經、慎行之士任之，侍讀四人，收掌文籍，少則缺之。

（丁亥）置王府典膳所。典膳正、副各二人，司醞二人，典寶所典寶正、副各二人，其正副兼以中官、流官為之，門官二人，正一人，副一人。

這次更定最重要的內容是罷去王傅府，增設伴讀和侍讀，設置長史二人。相比洪武四年的官制，這次更定有著明顯不同於前的政治意義：一是，加重了王府文官的比重，增設伴讀四人，且“選老成、明經、慎行之士任之”；增設侍讀四人，其職責也是收掌文籍。二是，王府武官的地位略有削弱，王相與王傅雖然人數和品秩並無改變，但王傅府被裁撤，王傅隸屬於王相府之下。三是，增設洪武七年改制的首領官長史為兩人，表明對長史一職的重用，長史仍然是文職。從上述三條可以看出，逐步增加文官的數量，提高文官的地位是這次改革的目的所在。

在增設文官的同時，即是削弱武官的地位，除了在官制上裁撤王傅府外，在實際任命中，朱元璋不再令王相傅兼任地方行省或都司官員。在王府官制改革前一月，即洪武九年正月，朱元璋對王府相傅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任命：

以前監察御史焦普等三十三人為秦、晉、燕府紀善等官。以戶部侍郎湯槃為秦府右傅，僉都督謝成為晉府左相，致仕湖廣參政陶凱為右相，太原護衛指揮使袁洪為左傅，戶部侍郎陳顯為右傅，燕府左傅費愚為本府左相，河南參政陳昧為右相，僉都督丘廣為左傅，戶部郎中王務本為右傅，廣西護衛指揮僉事董勳為靖江府左相，浙江參政李質為右相，飛熊衛指揮僉事徐禮為左傅，戶部尚書李泰為右傅。

這次任命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勳戚宿將任王府相傅的舊例，而且王府官不再兼任地方軍政官職。早在洪武六年，朱元璋就開始派遣文職出身者就任王府，如以翰林修撰呂宗盛任晉府紀善，國子助教朱復為燕府參軍等，但當時尚非常例。在這次官制改革後，朱元璋便大量任命出身文職者赴任王府官。洪武九年二月，以武寧縣知縣馬植等五十七人為秦、晉、燕府長史、審理、奉祀等官。同年八月，以國子生成德琦、牟銘、劉暹為秦府伴讀，張寅、王翀為晉府伴讀，張翱為燕府伴讀，王謙為靖江府伴讀。閏九月，以前山西行省員外郎謝達為楚府長史，之後又以溫祥等七人為各王府長史，溫祥等七人由何職赴任長史，實錄並未交代，可能正因為職位不高，故不為之記錄。

洪武十年，朱元璋命各布政使推舉教官中有學行者為王府官，然後任命崔訥為吳相府長史，彭士敏為錄事，張浩為齊府伴讀，以國子助教胡隆成為齊相府長史。到了洪武十一年，長史可直接升任王相，“命燕府長史朱復為燕相府左相”，隨著王府相傅不再兼任地方軍政官員，朱元璋開始禁止王相傅干涉地方有司，其目的仍然是削弱王府相傅的權力。洪武十一年三月，太祖任命桂彥良為晉王右傅。在敕諭中說：“爾既職為王傅，凡王府之事，專以《祖訓錄》為規，毋作聦明，務欲安靜，毋出位以幹有司，惟導王以從正道，以此而行，則王佐之材足矣。”明確告誡桂彥良“毋出位以幹有司”。隨後又賜誥曰：“國傅之職，所以輔導王德，綜理國政”。同年七月，太祖在對秦相府的敕諭中再次明確王相不得干預地方財政和司法：

（洪武十一年秋七月）敕秦相府官曰：“王府設官，本古之道，然古者惟以文章之士匡輔諸王。朕封諸子，兼設武臣於相府者，蓋欲藩屏國家，禦侮防患，無事則助王之治，所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今靖江相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協，甚有欺凌指揮之意，由是命武相有警則出而為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勿與金榖、刑名之事，軍務則文武議之，無事則導王以善。或中書省文移，有乖朕意，爾即如敕行之。”

洪武九年王府相傅不兼任行省官，十一年又命毋干預諸司事，由此，黃彰健推斷：“十四年《祖訓錄》及二十八年《祖訓》所定，諸王不預地方民政財政，都司兵僅有警可調遣，此制當始於洪武九年，而六年五月初定本或不如是也。”此一看法尚需斟酌，規定不得干預地方財政和司法，確是始於洪武九年相傅不再兼任地方軍政官，無甚疑問；但這一規定是針對王府相傅而言，並非諸王，其理由有五：第一，洪武九年，諸王尚未之國，很難說禁止干預地方諸司的規定是對尚在朝中的諸王而言。第二，洪武十一年三月，秦晉二王之國，上述兩條敕諭雖然恰是在二王之國之後朱元璋所下發，但從敕諭內容看，太祖重點是要表明王府相傅的輔導之職，其中不得干預諸司的規定亦是告誡相傅不得出位而已。第三，從朱元璋同時期直接訓誡諸王的內容來看，朱元璋對他們的政治期待仍然很高，儼然御民之股肱。洪武十一年三月朱元璋訓諸子曰：

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於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於上，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鑑彼荒淫，勿蹈其徹，則可以長享富貴矣。

朱元璋要求諸子勤政事、存生民，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其中並無任何限制諸王干預地方諸司的言辭。同年五月，又賜書秦王和晉王，要他們休養生息，勿勞役生民。第四，從後來諸王陸續之國後的實際作為看，諸王不僅擁有極大的軍事權力，也擁有節制布政司的權力，洪武三十年三月，朱元璋曾因四川榷茶事宜，要蜀王告諭布政司和都司：

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為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紅纓雜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為防禁，無致失利。”

蜀王由於在四川處置得當，還獲被《明史》稱讚為“獨以禮教守西陲”。第五，仔細檢閱《祖訓錄》和《皇明祖訓》，雖然朱元璋在最後修訂的《皇明祖訓》中，對諸王的司法權和人事權有所限制，但並無直接限制諸王干預地方民政和財政的規定。事實上，禁止諸王干預諸司的規定是永樂時期出臺，作為藩禁政策的一個方面而施行的，這個問題將另文詳述，此處不再贅言。

反觀洪武九年到十一年的王府官制改革，可以說這次改革的主要意圖是削弱王府武官的權力和地位，採取的主要措施有：1、增設文官；2、王府相傅不再兼任地方軍政官；3、限制王府相傅的職權，不得干預諸司。上述這三項措施確實使得王府武官地位大為削弱，與洪武三年的境遇已無法比擬，但這些措施並不能簡單視作對諸王權力的限制，從朱元璋對諸王的政治期待、諸王之國後實際擁有的權力推斷，以及依據“祖訓”文本條文，朱元璋從未命令禁止諸王干預諸司，此時期的限制規定主要是針對王府相傅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