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曾做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在人类诸文明中间，唯有中国文明拥有融合其他文明的经验，这就是中国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汤因比发表这观点的时候，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他对中国寄予厚望，认为中国文明在二十一世纪应该担当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使命。今天看来，汤因比的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只有中国文明曾发生过文化融合，如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希伯来宗教的融合，形成了具有两种超越视野的天主教文明；现代社会正是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的。印度也发生过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的融合，如莫卧儿帝国。
虽然就文明融合而言，中国只是几个案例中的一个，但它对中国思想与社会演变的重要性，至今尚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历史上中国文明发生过两次大融合。第一次是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宗教超越视野融合差不多同期，中国的魏晋玄学对印度佛教的亲和与接引，数百年后儒学消化了佛教，发展为理学。第二次则是1840年以后至今尚在进行中的第二次文明融合。这两次文明大融合存在奇妙的关联。
中国文明的第二次大融合，源于西方用炮舰和廉价商品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一点我们有很深刻的印象。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次文化融合，是受到印度佛教的冲击。这一时期，虽然北印度建立了笈多王朝，但并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大帝国。当时的印度既无征服世界的经济、政治力量，也无军事实力，与中国隔着喜马拉雅山，为什么印度思想文化会对中国产生那么强大的冲击呢？这正说明文化本身的力量！正因为如此，第一次文化融合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那么，第一与第二这两次文化融合之间的关联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讲魏晋玄学的重要性。
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玄学具有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地位。魏晋玄学的结构蕴含着中国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机制，不了解这一机制，就不能从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力来理解第二次文化融合。更重要的是，魏晋玄学塑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常识理性。常识理性成熟后，在塑造中国理性基础和艺术审美的同时，消化了佛教，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宋明理学，此后理学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政治文化，并影响到中国和日本等社会的现代转型。
总之，今天讲魏晋玄学，是为了分析中国文明的文化融合机制。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几百年的文化演变中可以看到，在何种条件下，某种轴心文明类型是如何去接受、消化另一种终极关怀。而且，它不是通过军事征服，也不是因为经济交流，而主要是靠两种不同文化的亲和，就能够产生对文明演化的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如何理解魏晋玄学的兴起？这要从东汉末年宇宙论儒学遭受的严峻挑战讲起。
应然无限扩张的后果
某一文明一旦实现了文化的超越突破形成某一种类型的轴心文明后，就会形成被该文明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终极关怀，其本身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其他文明的价值系统对它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化更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在东汉以后中国文化会受到佛教持久而全面的冲击，并由此发生文明融合呢？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研究文明融合，首先应该要看到中国文明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道德有一个本质属性，这就是实然不能质疑应然。道德意识形态通常不会因外来影响或因为其实行后果不理想而被否定。但是，道德意识形态不受冲击需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道德必须具有可欲性。
什么是道德的可欲性？道德有两个属性，一是普遍性，即道德规范普遍有效；二是可欲性，可欲性是指这组规范的可实现性，即这些规范必须人人可以做到。你们想想人类各文明共有的道德内容，不要说谎，不要奸淫，不要杀人，这是每个人只要想做就能做得到的。假定有一天把人能在天上飞作为道德原则，那当然做不到了，过去也从来没有把这种人做不到的事情作为道德规定。
与其他几种轴心文明类型相比较，没有一个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那样，把社会制度视为道德内容的实现，也没有把宇宙秩序看做具有道德属性的。而在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泛道德主义文化中，道德规范会不断扩大，我们称之为应然的扩张。
汉代儒家为了论证以皇权为中心之家国同构的大一统帝国的正当性，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理论，把宇宙规律与道德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导致道德规范越出国家和社会制度而进一步向外扩张，把宇宙自然状态和人世间的道德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来，宇宙秩序是实然，和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在中国泛道德主义文化中，应然的无限扩张，必然将造成道德可欲性的破坏。
汉儒认为，儒家道德规范来源于天，天通过天子把儒家伦理下达给万民。汉儒通过对《春秋》微言大义的解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创造。他们认为整个宇宙的正常秩序，譬如说风调雨顺啊，日月星辰的正常运行啊，以及一年四季啊，都是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表现。一旦出现了日食月食、流星雨、气候失常和大灾荒等自然现象，则意味着宇宙秩序的失序。宇宙秩序的失序对应着作为天子的皇帝失德，从而把灾异与鉴别皇帝是否实现仁政关联起来。
《春秋》
如果皇帝没有很好地推行仁政，上天就会用天灾来警告皇帝之失德，此时，皇上就要下罪己诏，杀贪官污吏，整饬吏治，当社会回归秩序后，天下将又太平。在一定时期内，当天灾偶尔发生时，这种天人相应的道德哲学对维护家国同构体的稳定还是有效的，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有效武器。你们想过没有，把宇宙秩序等同于道德秩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宇宙秩序、天灾的发生，本来是人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如果在某一时期，一天到晚发生天灾，那会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呢？这种情况在东汉末年发生了。这一时期恰好碰上太阳黑子活跃异常期，天灾频密，这时，无论皇帝做什么，老天爷都要一再警告你失德，令你不知所措。
两汉持续四百余年，宇宙论儒学维系着家国同构体的运作大致可行，但是，东汉末期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一方面频频发生特大天灾，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全面溃败，它们终于破坏了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可欲性，带来了中国思想的大转向。
天灾对宇宙论儒学的冲击
历史上中国是个多灾的地区，也留下很完备的天灾记录。但任何一个朝代的天灾，都没有造成像东汉末年那样大的思想冲击。与其他时期相比，两汉后期的天灾比其前后的先秦和南北朝时期都更多、更集中、也更大。在宇宙论儒学支配下，西汉时已建立起一套包括君王自谴、谪贬三公等在内的一套禳灾制度。
据统计，两汉与灾害直接相关的改元至少有二十三次，君王因灾害下自谴诏有三十次，因灾异遭到免职的三公多不胜数。为什么要杀大臣呢？因为灾异不仅是上天对皇帝失德的谴告，位高权重的三公也负有调和阴阳之责，每遇天灾，当皇帝下罪己诏无效时，就采用谪贬、杀大臣来向上天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
顾颉刚先生著作中，对天灾怎么冲击两汉时人的心灵世界，曾有过非常形象的描绘。当天灾日益增多，后来杀大臣居然被制定为一项对付灾异的制度。公元前43年，春霜夏寒，汉元帝的丞相于定国缴上侯印。公元前15年，汉成帝因陨星和日蚀罢免丞相薛宣。公元前7年，荧惑(即火星)守住心宿，凶应皇帝，赐死丞相翟方进。
《汉仪注》里有一条残酷的法典，当天地大变时，皇帝应派侍中持使节，乘四匹白马带酒十斛、牛一头到丞相家，将殃咎告知丞相。法典规定当侍中走到半路时，丞相即应上书告病；侍中回朝，还没有复命时，尚书就把他的死讯报与皇帝。
东汉最后的半个多世纪恰好遇上太阳黑子衰弱期，强度是前后一千八百年间的最小值，自然灾害和灾异频频发生，公元 107-219年的一百一十二年中，特大天灾便达一百五十次。平均每年发生一两次大天灾，皇帝无论做什么，不管他实际上是否实行了德治，天灾都要一再显示亡国之征。这时皇帝就会感到被上天抛弃了，儒生也会怀疑由宇宙论儒学所规定的道德是否虚妄。
也就是说，当天灾多到一定程度，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德治也就变为不可欲的了。
东汉末年战争图©凤凰网
你们去看看东汉后期的社会心态，全社会都慌掉了。不管皇帝做什么，大臣做什么，百姓做什么，上天一再用灾异来告诫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宇宙论儒学是根据天人相应来看儒家道德是否可欲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碰到一个问题：当道德原则被上天判定是做不到的时候，这个社会该怎么办？
这时，就会出现对宇宙论儒学的普遍怀疑，这种怀疑的结果是出现思想形态的大转向，士人由积极介入现实政治转向玄学思考。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是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当社会发生严重腐败时，道德原则仍如磐石般地屹立在那里，作为修复社会结构的模板。因此，即使社会发生大动乱，只要道德原则没有变，动乱以后，依然可以根据道德原则来重建一个新王朝。
但东汉灭亡前后，连道德精英都不再相信宇宙论儒学时，王朝修复机制的功能也失灵了。东汉解体、儒学王朝修复机制失灵时，又正值半牧半农民族大举南迁，残酷、剧烈的大动乱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后果是家国同构体受损，很难再建立起大一统国家。
半牧半农民族南迁及大一统帝国的分裂
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历代大动乱中历时最长、最残酷的一次。先是黄巾大起义，然后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今天，三国故事、三国电视剧、三国游戏已成为文化消费产品，是年轻人了解三国历史的重要途径，但是，你们知道三国那次大动乱有多可怕吗？
导致东汉崩溃的那一次大动乱之残酷，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东汉中后期，公元156年尚有五千余万人口，到263年，魏蜀人口加起来只剩五百三十七万，特大天灾及战乱令人口损失十分之八九。你们都看过《三国演义》，但不一定会注意到那时的战乱有多可怕。曹操军队缺军粮，你们知道吃什么吗？吃人肉干啊。孔融认为，人饿极而相食，如同吃了会说话的鸟兽，吃人肉就像吃鹦鹉一样。
曹操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现实生存状态的写照。在豪强挟持下，汉室频繁迁都，先在长安，后迁到洛阳，最后迁到许昌。为什么迁都越迁越小，因为大城市荒芜掉了，整个中原大地一片荒凉，连皇宫里的人都没饭吃，宫女穿着麻布衣服。
东汉灭亡经过六十多年的折腾，汉民族剩下一千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北部半牧半农民族大举南移，充当兵员和劳动人口，史称“五胡乱华”。如董卓的军队“来兵皆胡羌”，刘备、曹操部队中有大量幽州乌桓胡骑。
晋文帝司马昭时期，归附的胡人高达八百七十万，“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不仅是关中戎狄居半，随着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大举南下中原，汉族人口为避乱从中原地区向淮河、长江乃至珠江流域大量迁徙，在整个北方，汉族已经不占多数。同时，长江以南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大量向这一地区迁移。
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数百年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对此后隋唐盛世及中国文化产生极大影响。大迁移带来的民族大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短期效应则是对汉代奠定的社会基本结构产生巨大冲击，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再也建立不起统一的大帝国了。
汉帝国大一统结构的建立，依靠的是家国同构的机制。该机制的有效是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即把家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信奉儒家伦理的汉民族在人口比例中占主导地位，然后通过家国同构建立大一统帝国。大量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匈奴、乌桓、鲜卑、拓跋等民族的社会结构是部落组织，并不是由儒家伦理规定的家。当北方汉民族不占多数，民族融合又未完成时，建立家国同构的统一帝国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长期的天灾，还是东汉瓦解后极端残酷的大动乱，人口大量死亡，中原空虚，戎狄胡人南下，无不对宇宙论儒学提出严峻挑战。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呢？正是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空前的意义危机中，魏晋玄学兴起。魏晋玄学如何兴起？这是下一篇文章将要讲到的重要内容。我将通过魏晋玄学和宇宙论儒学的比较分析，揭示支配其发生的“道德价值逆反”机制。而该机制只有在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明才会出现。
本文编辑、改写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一书的部分章节，学术讨论请以原书为准。配图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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