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加上1949年以前的发展，信托在中国落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多数人认知中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如此，中国源自血缘关系的宗族传承文化，使得国人若非经过系统学习，很难在本质上深刻理解西方源自契约关系的信托用益制度。对信托本身的哲学思考不能更深入一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托业在中国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每当行业甚至经济出现问题时，“中国有没有必要发展信托业”这一灵魂拷问就会从社会心理的底层翻出大肆招摇。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信托功能及其存在价值？从“信托的实践主要通过信托业的主体开展”这一角度，信托业是信托制度功能和价值发挥的有效载体——中国的金融业态中，唯有信托业是割裂了历史延续性而重新加以设计的——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摈弃了信托业原来的“高度银行化的混业经营体制”，确立了全新的“主营信托业务的分业经营体制”，规范了信托业务是信托业的本源业务。
在新的制度定位下，信托业虽然部分沿用“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改为“信托公司”，但信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功能和价值，已与历史上截然不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信托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承继市场经济“自由、效率和公平”的价值取向，践行灵活的财产转移与财产管理功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实践证明，重新定位后的信托业发展确实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22.54万亿元；其中，融资类信托规模4.62万亿元，投资类信托规模5.19万亿元，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12.73万亿元。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新阶段，信托业既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尤须在以下方面坚守信托本源，充分发挥信托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功能，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一是合法。国际上，现代信托法制普遍确立了信托“合法性”原则，要求信托的设立和管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承认，中国信托业实践的一大问题就是合法守规不足，而信托业要获得长远发展，就必须恪守“合法”这一现代信托的基本要求。
二是忠诚。信托机构以盈利为信托业务的经营目的，在营业目标和服务目标之间存在客观利益冲突，如何才能更好地平衡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恪守现代信托文化，是中国信托业需要长期努力的一大目标。
三是能力。信托渠道的多元化和灵活性是改革开放后再次引入信托制度的源头，但以往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信托业要实现长远发展，如何有效提升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加强受托人职责，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行业性课题。
总之，坚持“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功能定位，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不断巩固信托本源的初心，改进信托在中国的发展，才能使信托业在新时代不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
閱讀更多 當金有約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