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文明群山中，荀子是一座突兀的奇峰。
人格的獨立自由，思想的卓爾不群，使荀子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人格的獨立自由與思想的獨立自由，既密切關聯，又未必完全同一。人格的獨立自由，基本點是思想家的生存方式。只有獲得一種不受制於他方的生存方式，思想的獨立自由，才有根基與條件。思想的獨立自由，基本點是理論的創造品格，以及自我傳播方式不受制於外在束縛。只有思想的創造不受制約，思想家人格的獨立自由，才能得到最終的充分體現。
但是，具體到每個思想家個人的生命歷程，又有著形形色色的差異。
許多思想家，未必具有最充分的人格的獨立自由，但在思想創造上卻達到了真正的獨立自由。譬如孫子，譬如吳起，譬如商鞅，譬如慎到，譬如韓非子等。他們被鑲嵌在特定的權力框架中，在最需要人格獨立自由的時候，卻必須隱忍放棄諸多的獨立自由；但是，他們的思想卻突破了權力框架的鑲嵌，達到了能夠真實表現自己思想的獨立自由品格的境界。
另有一類思想家，他們能從既定的某種社會框架中擺脫出來，奮力爭取最為充分的人格的獨立自由。之後，他們又在思想上獨立自由地伸展，最終在理論上保持了最為傑出的獨立自由品格。譬如老子，譬如鬼谷子，譬如墨子，譬如莊子，譬如荀子，譬如公孫龍子等。
在這類思想家中，以荀子的獨立自由品格最為傑出。
老子、莊子的獨立自由品格，是相對疏離於社會的，是隱士式的；除了生存方式的艱辛，精神的獨立與思想的自由相對比較容易保持。墨子與墨家的獨立自由品格，是以社會正義監督人的特殊方式存在的，與國家、政治、社會都保持著外在的相對距離與一定程度的對立；其精神的獨立程度，思想的自由程度，都是最充分的，同時也是相對容易保持的。
鬼谷子及其學派的獨立自由品格，是以間接介入社會，並改造社會的途徑體現的；就個人而言，保持思想家的獨立自由品格，相對要容易得多。公孫龍子等名家士子，則因其研究對象與社會現實有一定距離，生存方式也是半隱士式的，其充分享有精神的獨立與思想的自由，也相對容易得多。
荀子不然。
荀子，是這類思想家中唯一積極投身社會實踐的政治理論家。無論其生存方式還是其精神創造，都不能不與特定的權力框架相聯繫。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既要保持獨立自由的人格，又要保持獨立自由的思想，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現實中的荀子，卻做得極為出色——不受制於權力制約，不受制於生存艱辛，不受制於學派桎梏，不受制於關係周旋，始終堅實地立足於社會現實，始終研究著最尖銳的現實問題，始終保持著人格的獨立自由與思想的獨立自由。
對於中國文明史，荀子的獨立自由品格，具有恆久的典型意義。
讓我們採取一個顛倒的順序，先看看荀子的思想創造，再來看荀子的人生坎坷。
畢竟，對荀子的理論特質與特殊價值，當代人已經很陌生了。
在先秦大師中，荀子是自成理論體系的大家之一。但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荀家”一說。後世儒家說，荀子是儒家，但又很有些勉強。在儒學大盛的宋代，甚至發生了“滅荀”風潮，連荀族後裔也不得不隱匿逃亡。後世法家說，荀子是法家，但也很勉強。荀子的尊儒尊禮言論多而又多，很使“新法家”們有些尷尬。
實際情形是，只要擺脫了非此即彼的學派桎梏，荀子的真實面目便會很清楚。
荀子是法家。荀子也是儒家。
荀子不是法家。荀子也不是儒家。
荀子既崇法，又尊儒，既批評法家，又批評儒家。
荀子既是法家的修正主義者，又是儒家的修正主義者。
更重要的是，荀子同時具有獨立的社會政治理念與哲學精神，沒有淹沒自己。
我們先看看荀子與儒家及儒家思想的關係。
就戰國末世的學派關係而言，荀子對儒家學派的淪落非常厭惡。荀子認為，真正的“大儒”已經沒有了，更多的儒家士子已經淪落為“不學問，無正義……逢衣淺帶（寬大的衣裳，寬鬆的腰帶），解果其冠（戴著中間高兩邊低的士冠）……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事實很清楚，尊儒尊禮的荀子，對淪落的儒家士人階層很是反感，不屑與其討論問題。
此等態度，一定使當時與後世的儒家們大為不滿。
但是，荀子對儒家原創大師，卻是尊崇的。
荀子《儒效》篇認為，真正的“大儒”是仲尼（孔子），“彼大儒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千舉萬變，其道一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蹠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
但是，“大儒”們的社會理念究竟是什麼，荀子卻從來沒有申述過。尊“大儒”，只尊精神，而不涉政治主張，這是很清楚的一種總體態度：不贊成孔子的復辟主張，但是尊崇孔子的人生精神與做事風格，同時尊崇儒家的禮治教化思想。
那麼，荀子與法家的關係如何？
荀子的總體態度是：尊法，主張法治，但又認為必須以儒家教化與王道補充之
就對法家思想的創新與補充而言，荀子有四大貢獻：
其一，荀子首先提出了“人性惡”理論，並對孟子的“人性善”理論進行了全方位的批駁，可謂振聾發聵。這一理論，非但是戰國法家立法改制的根基理論，也是後世乃至當代立法思想的根基理論。
其二，荀子提出了“法后王”理論，為法家變法運動立起了鮮明的策略主張——政治變革的進步性，不是“法先王”（師法古代聖賢的治國之道），而是“法后王”（立足當今現實的變法大道）。荀子認為，儒家“法先王”的實際目的，是搬出古代聖王來糊弄不明事理的老百姓——“呼先王以欺愚者！”
其三，荀子提出了“富國強兵”論，為法家立定了鮮明的戰略目標。荀子在《富國》篇提出了一個古典時代罕見的思想：富國根本，在於裕民。也就是說，富國的根本，在於人民富裕，而不僅僅是國庫充盈。在此基礎上，荀子又提出了具體的實現方略——“以政裕民”（以政策使人民富裕）；“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以公正的執法整肅官吏，以公平的政策凝聚民眾）。荀子在《議兵》篇，高度評價了秦國新軍制的威力，明確提出：天下強兵之道，當以秦國為楷模。
其四，荀子一反傳統的“天命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偉大思想。
天是什麼？荀子認為，“天”是一種物象，而不是神靈上帝。“天職”是什麼？——“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謝，陰陽大化，風雨博施等而已。”故此，“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更有驚人處，荀子明確提出了：“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這是說，與其將“天”當作偉大的聖靈去想，不如將它當作牲畜與物事去使喚。歌頌上天，不如制服上天為我所用。
這種驚世駭俗的思想，獨出於戰國，獨出於荀子，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上述四方面，即或法家名士，也未必人人皆能如荀子這般深邃徹底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荀子批儒家，經常提到法家理念；荀子批法家，又經常提到儒家理念；最後，綜合荀子自己的主張，則是法儒互補。最典型者，是荀子在《強國》篇中敘述自己的入秦見聞，大篇幅高度讚揚了秦政之後，荀子認為秦政最缺乏的，是“王制之道，儒家之教”。另外，對於墨家以及其餘學派，荀子都曾經有過不同程度的批評。
荀子不會刻意迎合某一學派，只憑自己的思考說話。
這種亦法亦儒、非法非儒的立場與思想，在先秦大家中絕無僅有。
除了政治思想的重大創造，荀子還有三大方面的傑出理論貢獻：
其一，《正名》篇，以深邃犀利的“名實”思辨，全面批駁了名家風行天下的詭辯論。荀子的思辨水平，非但是中國古典哲學的瑰寶，而且也是人類哲學史的瑰寶。羅馬帝國時代的詭辯學派很有名，但是卻沒有系統的批判理論出現。中國先秦時代不同，非但有赫赫風行的詭辯學派，而且有荀子這樣的大師深刻的成體系的批判，相輔相成，激發出了中國古典思辨哲學的最高峰。
其二，《勸學》篇，以激發學生創造力為宗旨的教學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可謂獨樹一幟。該篇開宗明義雲，“君子曰：學不可以已（停止）。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這種教育思想的自覺程度，遠遠超過了同代各家大師們。
其三，人生做事方法論的“積微”思想。
荀子在《強國》篇中，有一大段話專門論述做大事與做小事之間的關係，其精闢程度足為萬世警鐘。荀子這段論述的核心思想是：要做成大事，必須先做好每日的小事，此謂“積微”。荀子一反常人思維方式，對重視大事而輕慢小事的世俗心態，提出了批評，指出：要做大功業，只求做好大事，反而導致失敗，“能積微者，速成”。無論其論證過程，還是其結論，都實在是人生方法論的一大創新。
再來看看荀子的生命歷程。
荀子一生波折甚多，但從未喪失獨立自由的人格。
荀子的相關史料太少。《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只給了荀子兩百餘字的篇幅，實在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對於荀子的人生坎坷，我們只能憑藉史料留下的階段框架與結局，去合理推斷其中蘊含的風浪坎坷。綜合史料，荀子給我們留下了如此一串堅實的足跡：
其一，荀子名況，時人相尊為“卿”，故稱荀卿，是趙國人。
其二，荀子年五十，始入齊國遊學，並進入稷下學宮。
其三，荀子在學宮曾“三為祭酒”——三次做稷下學宮長官。
其四，齊人攻訐荀子，荀子離開齊國。
其五，荀子入楚，被春申君任用為蘭陵縣令。
其六，春申君死於政變，荀子被免職，學館廢止。
其七，荀子留居蘭陵，死葬蘭陵。
其八，李斯、韓非曾為荀子學生。
其九，荀子晚年整理著作，有數萬言傳世。
聯結如上足跡，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出這樣一幅奮爭的人生歷程——
荀子，出生於族性烈亂而自由奔放的趙國，少學有成。
荀子長則繼續求學，但卻不是當時任何諸子大家的學生，而是多方受教，遊學成才的名士。此等大家戰國多有，不足為奇。年五十而遊學入齊，並立即名震齊國，說明荀子入齊之先，已經是一個學問有成的名士大家了。
荀子擔任學宮領袖，三起三落。這說明，荀子歷經了艱難的周旋，一定在堅持著什麼。而這種堅持，並不為官府與學宮大師們所理解。於是，三起三落之後，荀子終於遭受到了普遍的攻擊。在此情勢之下，荀子沒有選擇妥協，而是毅然離開齊國，選擇了另行開闢陣地。
荀子入楚，春申君任用荀子做了掛名的蘭陵縣令。荀子一定與“戰國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很是相得，春申君一定欣然允諾：為荀子建立蘭陵蒼山學館，所掛“縣令”頭銜，只是春申君給荀子的一份生計而已。
從此，荀子開始了私人學館的育人生涯。李斯、韓非，一定是這個時期的荀館學生。後來，春申君死於權力爭奪，荀子被免職了，學館也被廢止了。荀子沒有被牽連處死，說明荀子與春申君只是社會情誼，而不是春申君的政治死黨，蘭陵令只是掛名領錢而已，並不是實際的縣令。春申君死後，荀子一直沒有停止對現實的研究，並整理出了數萬言的文章流傳，直至老死蘭陵……
大言無形，大音希聲，寧非荀子哉！
荀子在身後的歷史遭遇，奇特而又微妙。
司馬遷的《史記》，將荀子與孟子並列作傳，卻僅僅只有兩百餘字的篇幅。長於而且喜好引用當事人言論與著作的司馬遷，經常能將一個尋常人物的說辭，記錄下長長一篇。其典型如趙良說商鞅，如全文引用賈誼的《過秦論》等。但是，司馬遷卻對荀子的驚人思想，沒有羅列一句，對其“數萬言”著作，也沒有列舉任何篇目。從總體上說，《史記》對荀子的態度，淡漠中包含著批評。雖然，司馬遷對孟子的事蹟也記載得同樣簡單，態度卻大不一樣。寫孟子，司馬遷開首便是一段“太史公曰”，寫下了自己對孟子“罕言利”的感嘆。
《戰國策》與劉向《孫卿新書敘錄》，也有片段的荀子記載，也很簡單。
顯然，生當戰國末世的荀子，在漢代就已經開始被淡化了。
其後兩千餘年，荀子的境遇每況愈下。至於宋代，甚至有了“滅荀”運動，理學家們將荀子大大貶低了。其後，荀子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日漸淡化，“歸屬”也模糊不定，甚至連其生卒年月，也被歷史遺忘了。有人說，荀子是法家。有人說，荀子是儒家。有人則說，荀子就是荀家。就法家儒家而言，似乎都承認荀子，但在本陣營內的地位，卻又都很尋常。如此兩千餘年，荀子雖然未被淹沒，卻也只能被不死不活地拖著。
如此奇特的歷史現象，與荀子的偉大思想體系相配麼？
如此一位具有最鮮明獨立自由品格的思想家，卻被歷史弄得糾纏不清，問題究竟出在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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