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忽然刊登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說是“答卷”，但其實是一名考生寫在答卷背後的一封信。
全文如下：
尊敬的領導：
書面考試就這麼過去了，對此，我有點感受，願意向領導上談一談。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十八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只在二十七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捲上的理化題眼瞪著，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不願沒有書本根據的胡答一氣，免得領導判卷費時間。所以自己願意遵守紀律，堅持始終，老老實實地退場。
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鑽到小屋子裡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與貧下中農的革命事業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譴責。
有一點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我在隊裡是負全面、完全責任的。喜降春雨，人們實在忙，在這個人與集體利益直接矛盾的情況下，這是一場鬥爭（可以說）。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什麼，總覺得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條件來參加學習班的。至於我的基礎知識，考場就是我的母校，這裡的老師們會知道的，記得還總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然很淺，但我印象也很淺，有兩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都清白。對於我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真是鍛鍊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飛躍。在這裡，我沒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麼基礎知識和能力），
我感覺並非可恥，可以勉強地應付一下嘛，翻書也能得它幾十分嘛！（沒有意思）但那樣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榮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貧下中農和領導幹部們的滿意地推薦之下，參加了這次學習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張鐵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這封信大概800餘字，《遼寧日報》全文刊登。
而伴隨著這封信的刊登，一場風波也就隨之而起。
作為風波中的核心人物，那位落款為“張鐵生”的白塔公社考生，也因此一夜成名。
他就是當年那個全國家喻戶曉的“白卷英雄”。
張鐵生當年手寫的那封信
02
張鐵生，1950年出生於遼寧錦州市興城縣。
沒錯，有那段經歷的中國人看出生日期就知道，張鐵生是一個“老三屆”。
“老三屆”是指在校的1966屆、1967屆、1968屆三屆初、高中學生。”老三屆“離校後基本都當了知青，沒有機會再深造下去。
1968年10月，初三學生張鐵生去學校貼了一張大字報：“響應國家號召，願意去最艱苦的地方幹革命！”不久後，張鐵生就實現了自己的理想：離開了錦州市，到了興城縣望海公社廠子溝大隊插隊落戶，隨後又跟隨母親落戶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被當地農民推舉為大隊倉庫保管員。
在插隊落戶的日子裡，張鐵生踏實勤奮，什麼事都搶著幹帶頭幹，很快被推選為第四生產隊隊長。一份記錄顯示：1972年全年，張鐵生出勤的天數超過340天。
此時的張鐵生已經加入了共青團，並和一位同村姑娘小侯成為了戀人。積極向上，收穫愛情，認真工作，張鐵生可以說在各方面都比較順心。但是，在他心底，還有一個最大的夢想沒有實現：上大學。
自1966年到1973年，中國嚴格意義上的“高考”制度已經停擺了長達七年。
1966年，《人民日報》關於取消高考的報道
1971年，“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制度開始實施，全國高校開始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以“推薦”為主，不需要考試。1973年，復出主持工作的鄧提出要在“推薦”制度之外，還是要追加一個“文化考試”——考語文、數學和理化三門功課。
1973年，對張鐵生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因為他被所在的棗山大隊推薦，參加當年的高考。
6月27日，張鐵生得到了參加考試的通知：明天開卷考語文，後天考數理化。按照張鐵生原先得到的消息，縣裡會提前三週組織複習，但後來這個複習被取消了，張鐵生卻沒有得到通知。
臨陣抱佛腳的張鐵生急忙去買了一支鋼筆，問人借了一堆數理化的教材，回去看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去考試了。
第一天考語文，作文題目是《談學習〈為人民服務〉一文的體會》，張鐵生在草稿紙上打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草稿，但沒來及的抄到試卷上，考試時間就到了。
第二天上午考數學，可以翻書，監考老師還會做適當的啟發，原本在初中學習底子就還行的張鐵生考得還可以。
第二天下午考理化，張鐵生因為沒有複習，看到這些題目一頭霧水。聯想到第一天語文已經不可能得高分了，即將和“大學夢”擦肩而過，於是，張鐵生就翻過試卷，在反面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草稿，他其實在那天中午休息的時候就打好草稿了。
這封信，就是後來被《遼寧日報》公開刊登的那一篇800多字的文章。
考試成績很快就公佈了：張鐵生語文考了38分，數學考了61分，理化考了6分。
張鐵生當年的“理化”試卷
所以，張鐵生其實並沒有交“白卷”。
但是，分數的高低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就是那封寫在理化試卷背後的信，讓張鐵生的命運從此改變。
03
張鐵生的那封信，在第一時間被送到了毛遠新手裡。
毛遠新，時任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當然，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身份——毛的親侄子。
和毛遠新（右）在一起
張鐵生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參加的那場考試中，還有一名女知青也寫了一封類似的信——當時擺到毛遠新案頭的，有兩封信。
但是，最終是張鐵生的那封信“入選”了。
主要原因很簡單：女知青報考的兩個志願都是理工科的，而張鐵生報考的兩個志願，一個是“獸醫”，一個是“農田水利”——有關部門認為前者明顯是想借考大學離開農村，而後者是想紮根農村，服務農村的。
1973年7月15日，張鐵生接到了縣招生辦的通知，讓他再去補考一次。在那次補考中，除了一般性的考題外，張鐵生還寫了一篇作文，題目叫《大學門，向誰開？》
7月19日，《遼寧日報》公開刊載了張鐵生的那封信，並加上了“編者按”——
“張鐵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鄉知識青年，共青團員，現任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他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
“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以《一封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的信，併為此加了編者按。這封信提出的教育戰線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 之後沒多久，《紅旗》雜誌再次轉載了這封信，這一次，直接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觀點：稱考大學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有關方面”是想通過張鐵生的這封信，讓全國人民認識到一條“錯誤”的思想路線——“考大學居然還要進行文化考試”？
“有關方面”，當然是指以江為首的“四人”。他們認為鄧提出的這條整改，是“文化至上”，“分數掛帥”，是“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是“資產階級利用文化考察，趁機塞進舊高考的那一套，妄圖破壞大學招生制度的改革。”
就在全國報刊紛紛熱烈轉載張鐵生這封信之後，“考大學要進行文化考試”這一制度，被廢除了。
1973年，就此成為十年中，唯一一個有過文化考試高考的年份。或許那時的張鐵生未必能領會出多少背後的政治博弈，他只知道一個擺在眼前的事實：
他可以上大學了。
04
1973年9月，張鐵生被分配到了瀋陽農學院畜牧醫系。
應該說，張鐵生成為大學生後，學習還是積極刻苦的。但是，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是全國聞名的“大人物”了，所以對於他來說，“讀書”早就不是他的主要任務，或者說，早就不是他需要承擔的“使命”了。
張鐵生和同學們在一起1975年1月，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新一屆人大常委名單中，赫然出現了“張鐵生”的名字。
作為榮譽，張鐵生受到了江的接見。江稱讚張鐵生是“一塊有稜角的石頭”，並且還說了一句話：
“我要用這塊石頭打人了。”
扔石頭，是要有目標的。
1975年5月，在鄧的支持下，教育部長周榮鑫開始嘗試整頓教育，開始找各地高校的幹部和教師開座談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一些高校開始恢復開課，學生也開始重新返回到教室，“知識無用論”的聲音，一時之間似乎又弱了下去。
與此同時，《教育革命通訊》（教育部主辦）這本刊物上開始出現了一批文章，其中尤其以《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正確道路》一文影響最大，直接反駁了當時在教育界的“極左思潮”。
這時候，江扔出了她的那塊“石頭”。
1975年11月29日，《遼寧青年》上出現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對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談怪論的批判》，文章稱：
“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妄圖趁我們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時機，趁全國各條戰線飛速發展的大好形勢，要在教育戰線上打開缺口，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
這篇文章的署名，是“張鐵生”。不久後，這篇文章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四人幫”給這篇文章定了一個調：這是張鐵生交出的一份“新答卷”。
而此時才25歲的張鐵生，已經是瀋陽農學院的領導班子成員了。
圍繞張鐵生的，是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各種各樣的講座邀請。在一些公開場合，他抨擊高考制度，順帶抨擊“妄圖復辟高考舊制度”的人。此時的張鐵生，已經成為了全國“反潮流”的代表人物——“白卷英雄”。
張鐵生在發表看法
但是，“石頭”是不能決定自己命運的。
1976年9月9日下午4點，張鐵生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收聽到了一條讓他震驚萬分的消息：
毛逝世了。
05
1976年10月17日，一輛吉普車開到了張鐵生所在的村子裡。此時的張鐵生，以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身份，在一個星期前回到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務農。
吉普車裡下來的，是省知青辦的一位領導和組織部的一位幹部，他們是來接張鐵生的，說是一起去錦州開會。
張鐵生上車後不久，發現吉普車並不是開往錦州方向的，而是開向了興城縣的一個軍營。
張鐵生被捕了。
張鐵生被捕後首先得知的消息，是“四人”被粉碎了。當中國的潮水已經完全轉變了方向的時候，張鐵生卻依舊帶著“文革”時代的巨大慣性，向為他做筆錄的軍代表說：
“這是一場政變，這是右派上臺了！”
隨後，一篇《二月裡的反革命噪音》在《山西日報》上刊登，張鐵生在山西時做的一場講座時的一些煽動性言論，成了批鬥他的一個抓手。關於批判張鐵生的文章開始接連出現，而他本人，也被關進了瀋陽看守所。
關於批判張鐵生的各類文章，也開始出現1977年10月21日，新華社發佈消息：中斷了11年的中國高考制度，重新恢復。
當成千上萬的學子歡呼終於可以憑藉學習的知識重新進入大學校門的時候，對張鐵生的審判，也在醞釀之中。
1983年3月，錦州市中級法院組成合議庭，公開審判“張鐵生反革命案件”。在法庭上，沒有辯護律師的張鐵生辯解自己只是“不明真相”的“革命小將”，並沒有“反革命的”動機和行為：
“我那時頭腦簡單得像個牛犢子，只會鸚鵡學舌。別說野心，連私心我都嚴格控制著。”
法庭的最終審判結果是：張鐵生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33歲的張鐵生，開始正式入獄服刑。
在服刑期間，張鐵生採過礦，做過獸醫，也做過醫生，還做過護士，沒有獲得過一次減刑。
張鐵生的刑期是從1976年被捕時算起的，到了1991年10月16日，他終於等來了自己出獄的日子。
整整15年，高牆外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當年26歲的“白卷英雄”張鐵生，出獄時也已經過了不惑之年。
如果這個故事到這裡就劃上一個句號，已經夠讓人唏噓。但誰也不會想到，張鐵生的人生下半場，才剛剛開始。
06
出獄後的張鐵生，遇到了兩個堪稱他人生中的“貴人”。
第一個“貴人”，叫董禮平。
董禮平是張鐵生在瀋陽農學院的大學同學，當年張鐵生去學校報到，因為他當時已經名聲在外，很多同學去車站接他，但因為陰差陽錯，董禮平作為一個女生，是唯一一個在車站接到他的同學。
而在張鐵生坐了15年牢出獄的那天，和張鐵生家人一起來接他的人中，就有董禮平。此時的董禮平，已經是瀋陽農業大學的講師了（瀋陽農學院與復旦農學院在1985年合併為瀋陽農業大學）。董禮平是張鐵生那一屆唯一一個留校做老師的，所以張鐵生被捕後回瀋陽農學院開批鬥會，董禮平是唯一一個送他離開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張鐵生在插隊時那個戀人小侯，其實在張鐵生入獄後也苦苦等候，甚至為了反對家人逼她結婚而離家出走，最終是獄中的張鐵生寫了一封信叫她放棄，她才最終另嫁他人。
張鐵生一直未娶，董禮平一直未嫁，心意已經很明確了。
按照張鐵生的想法，就低調地領個證就行了。但這個想法遭到了他家人的一致反對：人家董禮平等了你15年，你悄悄把人娶進門，對不起人家！
於是，張鐵生的弟弟拿出了自己的兩居室給哥哥做婚房，還在自己承包的飯店裡給張鐵生和董禮平舉辦婚禮。
婚禮那天，除了雙方親戚外，賓客只有少數幾位同學，還有就是張鐵生當年服刑的遼寧勞改二支隊的大隊長和政委。他們專門趕來，還特意帶來了一條毛毯作為賀禮。
在婚禮上，張鐵生特地感謝了大家，尤其是董禮平：
“我是一個做過大牢的人，由於我的原因使很多親友受到牽連，你們身心遭受的損失我無力償還。在這裡只能向我所有的親朋好友們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要特別感謝同學董禮平，她給了我莫大的安慰和珍貴的愛情，她對我情重如山，我又何以為報呢？從今後我們要相親相愛，相依為命，手拉手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
目前在網上唯一找得到的一張疑似張鐵生和董禮平當年婚禮的照片，來源佚名。
婚禮後一個月，當年的小侯也給張鐵生寄了一封信，還附帶了一束鮮花。
張鐵生成家立業後的短暫幸福，很快被一種巨大的壓力和焦慮替代：如何能得到一份工作，養家餬口？
按當時的慣例，張鐵生應該是等政府分配工作。但是，一直等到1992年，張鐵生依舊沒等到迴音。最終，張鐵生鼓足勇氣去問一個在政府部門工作的遠房親戚，那位親戚給了他一個明確的答案：
“據我所知，就是因為你是一個敏感人物，所以給你安排工作就這麼一直安排不下來。我的個人建議是，你也別等了，也別抱什麼指望，自謀生路去吧！”
得到答案的張鐵生，同時得到了另一個消息：妻子董禮平懷孕了。
馬上要為人父的喜悅和要養家餬口的壓力交織在一起，讓張鐵生心緒難平。他隨後想了好幾條出路，包括開私人診所，都因為種種客觀條件限制而被迫放棄。
就在被逼入絕境之際，張鐵生的第二位“貴人”出現了。
07
第二位“貴人”的名字，叫金衛東。
金衛東曾是瀋陽農業大學的研究生，恰好就是董禮平的學生。董禮平看到自己的丈夫張鐵生愁於找工作，就把金衛東介紹給了他。
彼時的金衛東，是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的東北地區經理，負責整個東北地區的銷售和管理，是當時中國大陸非常稀少的“金領”一族。受老師董禮平的委託，金衛東也非常尊重張鐵生，願意幫忙讓他進入北京的分公司工作。
正大康地集團是由泰國正大集團和美國康地集團在中國合資興辦的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大型綜合性農牧企業，於1981年在深圳率先成立，是深圳市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編號為“深外資證字[1981]0001號”。
沒想到，張鐵生一聽是外國人企業，立馬一口回絕——他固執地認為，中國人要為中國人做事，不能為外國人打工。
無奈之下，金衛東將張鐵生介紹給了遼寧省鞍山市的一家飼料公司，因為這家公司的老闆是金衛東的朋友。那位老闆很給金衛東面子，讓張鐵生做了一個小職員。
由此，經金衛東引薦，42歲的張鐵生進入了飼料行業。
有了正式工作後，張鐵生非常投入，而且踏實肯幹，很快就得到了老闆的賞識，恰逢公司要在瀋陽開拓業務，他就被任命為瀋陽的辦事處主任。當辦事處主任是要有業務指標的，張鐵生帶著團隊從零開始，居然一年之內，就把公司生產的飼料在瀋陽賣出去幾十萬噸。
此時的張鐵生，漸漸抬起了頭。之前他很有點自卑，生怕別人知道自己是張鐵生，連名片都不敢印，但隨著業務拓展的需要，他必須要向別人介紹自己，於是也就印了名片。讓他欣慰的是，和他打交道的業務對象，哪怕知道他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白卷英雄”，也都以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在商言商，並沒有對他的過往有過什麼指摘。
這也讓張鐵生深深感到：時代確實改變了。
不過，張鐵生的職業生涯註定不會這樣風平浪靜：1993年，就在他業務做得順風順水的時候，由於公司內部的一些變動，他被剝奪了實權。
這一次變故倒也促使張鐵生做出了一個早就想了很久的決定：自己創業。
1993年4月，張鐵生邀請金衛東和其他兩個朋友，一起創立了“瀋陽天地飼料廠”，四個人各佔25%股份，但經張鐵生提議，作為總經理的金衛東擁有兩票投票權。
對張鐵生後半生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金衛東張鐵生在公司主要是負責銷售方面的業務，但勤奮好學的他，開始不斷向金衛東請教飼料的配方技術和電腦操作技術。半年之後，張鐵生掌握了各項知識之後，準備大幹一場，卻傳來了一個意外消息：金衛東被正大康地任命為整個東亞地區的負責人。
由於需要全身心投入正大康地的工作，金衛東帶著一個創始人退出了“天地飼料廠”。
失去主要幫手的張鐵生，只能親自上陣，自己搞飼料配方，自己跑業務。在這個過程中，他吃了不少苦，也遭受了不少困難，有一次因為飼料配方把關不嚴，氟含量超標，毒死了一個客戶的所有小雞，最後倒賠6萬元，公司差點倒閉。
但最終張鐵生還是挺了過來，用自己學到的配方知識和電腦技術，研發了新的飼料配方。到了1995年，他的“天地”牌飼料已經佔據了瀋陽的大半壁江山。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正大康地職位越做越高的金衛東，始終無法放棄自己創業的理想，最終決定辭職，與幾位朋友一起創立了“禾豐牧業”公司，當年公司就實現了盈利。到了1998年，“禾豐牧業”公司的業務已經做得非常大了。
而在這個時候，金衛東也沒有忘記張鐵生。
1998年2月，“禾豐牧業”併購了張鐵生的“天地飼料廠”，而張鐵生成為了“禾豐牧業”的股東，佔股11%。
在辦理公司合併業務的時候，金衛東意外發現：“天地飼料廠”在工商註冊的股東名單並沒有變更過，也就是說，在他退出後，張鐵生依舊保留著他的股份，一分也沒動過。
那一刻，金衛東說自己非常感動。
08
2014年7月30日，對於張鐵生而言，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
這一天，新股“禾豐牧業”（603609）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發行，發行價5.88元。
招股書顯示：張鐵生作為“禾豐牧業”的七位發起人之一，持3224萬股，位列公司第六大股東，持股量佔發行前總股本的6.8%。
僅以發行價計算，張鐵生的身價達到1.89億元。
坐在主席臺上的張鐵生
從下鄉知青，到“白卷英雄”，到鋃鐺入獄，到從頭再來，最後到億萬富翁，張鐵生的人生劃出了一道先揚後抑，再重新抬頭的曲線。
如今的張鐵生已經退休，擁有新西蘭永居權的他，經常會在海外住一段時間。
他曾透露，會把自己的財富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給自己最疼愛的女兒（妻子董禮平已因病去世），一部分會成立一個專門的基金，“回饋社會”。
而他最大的心願，是一句發自內心的話：“我想做回一個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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