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列主義 語言學（linguistics）
語言學是一門涉及對特殊的語言現象進行系統描述，並對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進行詳盡闡述的科學。它比較各種語言及其變化，解釋在各種語言中所發現的相似和差異，創立解釋語言形式上和職能上特點的理論。它也涉及哲學問題，如人類語言的起源、它在社會中的地位、它同思維和現實的關係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偶爾地、然而卻是以相當系統的方式論述過語言學理論問題。馬克思對於語言學和語言哲學所作的觀察的首要傾向，是涉及語言的本質或性質問題。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社會理論，包括了物質社會的活動和語言的統一的論題。因此，交往並不是語言的一種機能。相反，語言在邏輯上和在事實上都以人們的相互作用為前提：“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一個具有特徵性的論題就是，從本質上而不是從偶然的或從屬的意義上看，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這一假定同意識和語言互為先決條件這一前提聯繫在一起，它最初證明的是意識的社會性質這一論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決定的觀念似乎劃清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概念同強調的天生論說法——這一理論強調了語言能力的天生的、生物上的決定因素——的界限，這就是對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進行某些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根據。它自然也反對關於個人語言在邏輯上可能性的推測，這為維特根斯坦的“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提供了可能性。恩格斯對語言的社會性質的論題作了補充，他從經驗上的假設說明，語言（象意識一樣）起源於勞動。自恩格斯以後，把語言的起源追溯到勞動，就成了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共同要素。對恩格斯首創的假設的最激進的闡述是由盧卡奇提出的，盧卡奇堅持認為，勞動不僅解釋了語言的起源，而且也解釋了語言的結構上的特徵。在盧卡奇看來，勞動是包括語言活動在內的人類全部活動的基本的模型。
馬克思思想的另一個傾向就是指出了語言、思維和現實的相互關係。按照這些推測，在職能上，語言和思維就象它們的起源一樣，組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語言是思維存在的方式。這一概念甚至在它的實際的措辭上，都是後康德的“語言哲學”和德國哲學（海德、施勒格爾、博普、格林兄弟、威·馮·洪堡）傳統的直接繼續。按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方式，思維和語言統一的論題，在某種意義上使人聯想起語言學的一種鬆散的相對主義，即認為語言的結構決定了不同的思維、世界觀方式等等論題（薩皮爾—沃爾夫假設、新洪堡主義等等）。然而，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接受語言學的相對主義，他們通常只把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反映論作為出發點，把重點放在人類思維形式的普遍性上。所產生的矛盾可以用幾種方式加以解決。人類思維的普遍性同語言類型學所描述的普遍的語言結構有關。這種觀點是從語言形式的角度來探討普遍性的。另一個解決方式就是言語從屬於行為範疇（如表現為言語行為理論），或者把語言追溯到作為人類生活普遍條件的勞動。
馬克思關於語言學理論推測的第三個傾向是要處理社會階級和意識形態的關係。能夠在語義學層次上加以解釋的這種思考，似乎證明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資產階級的語言”的假定。另外，馬克思還指出：“觀念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而且“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些思考所得出的結論就是，語言的使用具有階級關係和意識形態的特徵，統治階級的權力擴展到語言的使用上。這裡產生了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語言是否具有上層建築（正如它把意識形態包含其中那樣）的特徵？最可信的回答就是，在馬克思看來，語言只是以社會所具有的一般性為前提條件（即人類活動必然的集體的性質），它同具體的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相互聯繫是在語言使用的特殊的次要規則層次上表現出來的。這種相互聯繫的經驗上的問題，現在屬於社會語言學的領域。
在博普·格林和狄茨著作中出現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或“現代歷史語法學”的結論，常常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上的準則而提及。恩格斯論述過比較語言史問題。他在論述古代日耳曼歷史，特別在論述法蘭克時代和法蘭克語言的手稿中，總結了他在比較語言史研究中的發現（恩格斯：《論德國的史前史》和《法蘭克時代》）。例如，恩格斯在研究了部落方言變音形式和語音特點之後，批評了德語方言的分類，這種分類以所謂第二德語元音的音變為基礎，並認為每一種方言不是高地德語就是低地德語。因此，他在地理學上和語言學上對法蘭克方言進行了更確切的重新構造。恩格斯這些手稿是以講這種語言的共同體的歷史為依據並把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考察語言的發展，從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礎。
在20世紀前半期，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理論上顯示出兩種趨勢。第一種趨勢回到了馬克思關於語言和意識之間關係的理論上。就如盧卡奇所解釋的那樣，馬克思的某些分析揭示了對象化對語言的作用。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暗示可以在此基礎上貫徹“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的語言學研究”的可能性。這在本質上是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所走的道路，這種研究方法除了涉及其他論題外，還涉及“語言異化”的論題。結果，語言學理論加進了諸如“語言勞動”、“語言工具”、“語言資本”等範疇。
語言是一種社會和意識形態現象的論題由蘇聯的語言學作了解釋，這主要受到馬爾觀點的影響，馬爾在20世紀30年代指出語言具有階級特徵，因此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在馬爾看來，語言一開始就是作為階級統治的手段存在的，它由每一階段階級鬥爭的發展所決定。由於語言創造過程（語學發生）的這種統一性，因此所有已知的語言都可能歸結為相同的因素，而語言之間的區別則由它們出現在語言發展的不同階段這一事實來加以解釋。在馬爾看來，語言由階級決定就意味著不同的語言表現為不同階級的產物，而不表現為部落的、種族的和民族共同體的產物。馬爾的觀點戰勝了由巴庫丁提出的對立的概念，巴庫丁也把語言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現象，但他並不認為語言的共性同階級的區別是一致的。各種階級使用同一種語言；因此，不能假定階級鬥爭決定語言，而應該認為階級鬥爭是在語言內部進行下去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符號成為階級鬥爭的舞臺”。
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研究產生長期影響的第二種趨勢，同伏洛西諾夫和馬爾關於語言的社會性質的概念形成奇妙的對照。它同巴甫洛夫的反映論有關，這種反映論認為語言同第二信號系統是一致的。同在辯證唯物主義結構內部對語言和認識內在關係學說的闡述相比較，上述觀點對一般語言學的影響較小。科學史和意識形態上的怪事是，巴甫諾夫的自然主義和馬爾主義一直是官方一致和同時認可的學說。
斯大林論述語言學的文章結束了馬爾主義的統治地位。簡單地說，斯大林主要證明的是，語言不能歸結為基礎和上層建築二分法內的一個方面。按斯大林的看法，語言應該解釋成同勞動工具相彷彿，因為它能服務於不同的社會制度。
盧卡奇對運用和闡釋巴甫洛夫反映論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嘗試，他在包括日常語言在內的日常生活理論中，提出了所謂“第一信號系統”的命題。他也批判了巴甫洛夫的自然主義，在以後的著作中，他討論了語言最初是社會再生產的一種因素，是社會生活繼續下去的一種手段問題。
關於馬克思主義同當代語言學關係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是否能夠提“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如果能夠的話，又是在什麼意義上這樣提？馬克思主義史表明，在對人類語言的解釋中，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的研究方法（當然，有好幾種形式）。因此，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哲學理論，這種理論把語言的社會特性和社會交往作用放在首位。這一研究方法甚至擴展到對語言結構問題的解釋上。然而，至少在當前語言學的研究中，在對語法結構形式表現的探討時，專注於社會特徵的研究可能消失了，語法結構最終成為現代理論語言學研究的首要目標之一。一種理論是否具有馬克思主義特徵，並不取決於對語法描述的水平，而是取決於把人類語言學的知識同我們知識總體結合在一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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