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全球越演愈烈的疫情而言，争执、偏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争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的视角与立场不同。姑且不论前期注定有人认可，但我个人鄙视的，是其关于出版的相关操作。
就日记本身而言，我认为并无不妥。即使里面诸多内容是以受难者的遭遇和视角晒出了一些让人不那么愉快的话题和事实。因为这个社会永远是这样，有人犯错，有人弥补，有人称职也有人不称职。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府体系是零犯错，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需要方方这样的社会公知的——哪怕方方们只扭住地方政府的前期过失不放。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他是让政府更加强大的督促力量，这也是许多社会公知支持方方的原因。
但是我认为在全球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时坚持在国外多语种同步出版的操作堪称卑劣。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劫难与对手，疫情发展至今，显然可见的是全世界都没有准备好，如果硬要说哪个政府相对做得好，毫无疑问是中国。这说明什么？说明其他社会的管理漏洞与防控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更弱——至少在疾病控制上如此。那么，有了这个认识，作为一个地方作协主席、社会公知坚持在国外出版，确实是不厚道了。不知道方方们有没有想过，倘若疫情最初在别的国家出现，情况会如何？我想是更糟。那么这种情况下坚持在国外出版就值得推敲了。作为一个作协主席，方方必然对于出版的审核标准、社会意义以及可能引发的政治效应十分清楚。面对疫情大考，即使方方不能为得分最高的中国点赞，至少不应该发动那些成绩差的学生来围攻那个优等生吧？其次，其日记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国外诸多媒体的关注，方方想必早已在洽谈出版事宜了。我想说，作为一个写作者，谁都想自己倾注了心血的作品为更多的人所知、所接受，尤其是进一步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益。但是，在全球疫情持续发酵的情况下，这种意义几乎不复存在了。第一、情况已经说明，中国是疫情检测和管控漏洞最小的那个国家；第二、国际上由疫情引发的对中国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作为社会公知创作的动机理应是希望社会向好人类进步。而在这个节点上以这种方式出版这本书的效应，只能是团结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以一百步声讨五十步。
作为一个长期与出版界打交道的人，方方显然已经足够熟悉出版规则，一切都做得合理合法，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她成了社会良心。只是，即使这个社会有些不完善，要做的也应该是去修复而不是纵火烧毁。看看这日记的封面和出版日期，还是让人寒心的。某力挺方方的高校老师号称是喜欢恩怨两清，不知道，对于那些冒死拯救武汉的恩人来说，拿什么来清呢？口口声声职责别人矫情，“来世还娶武汉老婆”听起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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