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化汉为胡”，却不是开历史的倒车

孝文帝汉化改革是南北朝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一次事件。以孝文帝为首的改革派，试图通过汉化鲜卑贵族的方式推动北魏内部的民族融合。这一举措在孝文帝在世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由于改革者的激进以及鲜卑保守势力的反对，这一次改革所积累的矛盾，最终导致北魏在三十年后灭亡。

而这却并非事情的结束。孝文帝改革中，除了均田制、户调制（唐租庸调制前身）这些在后世影响深远的制度建设外，孝文帝本人更是将移风易俗作为重中之重，在所谓的“太和改性”中，北魏南迁鲜卑贵族开始改胡姓为汉姓。

魏文帝迁都洛阳

到了东西魏对峙时期，西魏的实际创立者宇文泰却以一种看似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全盘否定了太和改制的内容，勒令改汉姓者恢复鲜卑所谓“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传统。不仅如此，还给麾下有功汉臣赐以胡姓（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 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 , 所统军人, 亦改从其姓——《周书》）。

对于今人而言，这种化汉为胡的方式，似乎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想要进行这种足以动摇其统治基础的制度改革，往往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北魏的殷鉴在前，作为政权创立者的宇文泰为何会如此不智的推行这种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姓氏改革？更加吊诡的是，在这之后，西魏政权开始逐渐扭转了与东魏对峙时的长期劣势。待到北周（前身为西魏）与北齐（前身为东魏）在北方建立后，前者甚至最终将后者倾覆。

在这场长达几十年的东西对峙中，西魏的汉臣集团不仅未曾反叛，甚至还成了西魏得以获胜的关键。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想理解这种看上去极为反常的现象，我们还要从宇文泰赐汉胡姓的原因谈起。

一、宇文泰赐姓的实质：与其说是化汉为胡，不如说是笼络人心

如果单单从改姓这一举动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 ，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鲜卑贵族是在试图“以夷变夏”。

但事实上，这种看法其实之流于表面。这一时期西魏进行的所谓改姓，其实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宇文泰以西魏文帝的名义要求曾经的鲜卑贵族恢复往日胡姓，而同时，他又通过“赐姓”这种看上去具有奖励意味的方式，将其治下汉族世家改为胡姓。

对于被要求恢复胡姓的鲜卑贵族而言，姓氏的变更其实并不是一种难以接受的事情。相反，在鲜卑、乌桓等民族形成早期，各部落之间往往通过战争形势形成新的联合，而在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往往会通过改姓的方式重新构建一个新的集体。而对于一支依靠武力获得统治权的游牧势力而言，“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举动，正是一种常规行为。

尤其是从六镇之乱到西迁关陇，武川镇军人经历了数次权力更迭，恢复胡姓，也是一种整饬人心浮动局面的选择。

而对汉人“赐姓”则略有不同。与以游牧放牧为生，常年奔逐游猎的游牧民族不同，关陇地区的汉族对于姓氏的重视是前者难以比拟的，一旦强制性要求他们改换姓氏，很容易引发新一轮内部纷争。而这种纷争，对于整合一个新兴势力有害而无益。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正因如此，西魏时期宇文泰对于汉臣的赐姓，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举动，而是作为当做赏赐和有功之臣的笼络。这从当时被赐姓的汉臣身份也可见一二，如西魏禁军中的关陇士人王杰，因自身武艺为宇文泰所喜，被赐姓“宇文”。

而更多的例子则与当时的“乡帅”有关。所谓“乡帅”，皆是在地方统帅保境乡兵的统领，比如出身正平郡的杨镖，曾经在小关之战后帮助西魏召集乡人和豪强。而之后被宇文泰改名为裴侠的裴协，更是曾经对宇文泰忠心耿耿，武川军（六镇之一）西迁时，为效忠宇文泰更是抛家舍业，只身入关（俄而孝武西迁,侠将行而妻子犹在东郡——《周书》）。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这些再后来被宇文泰赐姓的关陇汉人，其本身早已是宇文泰麾下不可或缺的助力，也正因此，对于宇文泰而言，这种“赐姓”往往是与赐爵位、赐田宅并行的笼络之举。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宇文泰虽然赐姓于臣下，却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汉姓被就此废止，相反，在西魏乃至之后的北周，被赐姓的汉臣两姓往往可以同时存在，尤其是那些与鲜卑旧部格外交好的汉将（如后来又改姓万纽于氏的唐瑾），虽多被赐姓“宇文”，

但以上这些，仅仅能说明宇文泰赐姓的举动并非出于恶意，却无法解释宇文泰为何会执意通过这种方式来为麾下汉臣赐以胡姓。要知道，无论宇文泰本身目的为何，他的赐姓之举一旦被故意曲解，也极易引发汉臣对于改姓的抵触情绪，这种有着较大政治风险的举措，究竟隐藏着什么深层次的目的呢？

这可能与当时宇文泰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有关。

二、内忧外患不断的西魏：鲜卑贵族、洛阳逃人以及关陇士族三股势力交错下的隐隐暗流

从后续的历史发展来看，北齐虽然于公元577年为北周所灭，但是，两政权僵持初期：东魏和西魏尚在的那段时间，这种攻守态势却截然相反。

如今的河南省汝南县、江苏徐州市以北，河南洛阳以东的大片土地，均为东魏可实际掌控的领土，相较于彼时人烟稀少的南方，可耕种面积狭窄的秦川，

与之相比，无论是人口、田地、财富还是军队，西魏都处于劣势。

而与东魏相比，西魏唯一的优势其实是孝武帝西迁之后所拥有的正统之名。然而，对于已经分裂许久的天下人而言，北魏正朔的称呼究竟有多大意义，其实还仅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

更加严重的问题则出现在内部。

虽然在许多资料中，宇文泰被视为西魏这一政权的实际开创者，但事实上，对于西魏军队乃至它的前身北魏西征军而言，出身武川军并在西征途中崭露头角的贺拔岳，才是他们真正的领袖。

西魏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六镇叛乱时期。与后世想象中不同，反叛北魏的六镇军民，并非天生反骨的逆臣，而是在官员贪腐、柔然入寇等诸多因素下不得不倒戈一击的流落之民。

声势浩大的六镇之乱

在这场动摇了北魏统治的叛乱中，他们不得不辗转于军队、叛逆以及之后的尔朱氏一族之间。在这种流离颠簸的状态中，他们开始逐渐形成了以亲缘和地域维系的核心关系。

而在武川军（六镇之一）西征关陇之时，他们的境况就更加危机，即使是其统帅尔朱天光，也对这次西征并未抱有太大期望。

将为军之胆，武川流民的绝望和无助自不待言。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川军人贺拔岳，却在西征途中表现出了他绝佳的领袖天赋。

六镇位置图示

对武川流民而言，与逡巡不前的尔朱天光相比，贺拔岳几乎成了他们的最后希望。

可以说，入关作战的六镇军人，正是在贺拔岳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个近乎于不可能的军事奇迹，而在这一过程中，贺拔岳也逐渐成为这一支西征军队的核心。

然而，这也成了这支在战争中逐渐凝练起来的军队最大的照门。

北魏永熙三年，侯莫陈悦在东魏高欢的唆使下诱杀贺拔岳于河曲（“悦乃诱岳入营，共论兵事，令其婿元洪景斩岳于幕中）”——《魏书·侯莫陈悦传》。

以领袖的个人威望为核心凝聚起来的军事团体，其毁灭也往往与其领袖的身死有关。拓跋越生前，在他的积威和影响下凝练而成的西征军，终于暴露了它的弱势。史书记载，贺拔岳死后，西征军“将吏奔散，莫有守者”。若非侯莫陈悦并未及时安抚贺拔岳麾下，导致他们“全众而反”，可能之后就不再会有东西魏对峙的局面形成。

统合六镇流民的贺拔岳

可以说，宇文泰成为西魏，本身就是一系列事件影响下的风云际会。事实上，即使是在他掌握兵权后，李虎、寇洛、梁御、侯莫陈崇等贺拔岳旧部，依旧在军中有着难以预估的能量。尤其是后来的八柱国之一李虎（李唐先祖），更曾经多次与宇文泰表现出相左的政见。

在这种情况下，苛求宇文泰能够在西魏建立之后的短时间内联协好内部的各方，本身就不太现实。

更雪上加霜的是，这一时期的西魏，由于政权建立之后必然进行的种种权利让渡和政治媾和，在其内部起主导地位的甚至已经不止是原先六镇军卒为主的鲜卑一系，孝武帝西迁时期追随而来的洛阳逃人（即所谓的山东士庶群体）、关陇本地士族充塞朝廷上下。

对于刚刚建立的新生政权而言，由于河阴之变和之后尔朱兆入洛这两次事件，其真正能够信任和依仗的良臣干吏已经少之又少，以武川镇为核心建立起的西魏，虽不缺乏武臣，却鲜有熟悉周知朝廷运作的官员。

在这种情况下，内附而来的关东士庶和本地的士族，是宇文泰等人不能不加以笼络和搜集的人才。正因如此，以尊奉元魏为号，西魏开始试图通过种种文化和制度上的融合来消弭各个利益集体之间的矛盾。

而鲜卑还姓和汉族赐姓，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三、赐姓背后的军事和政治考量：西魏内部势力的彼此融合与府兵制的设立

赐姓运动的导火索，其实是爆发于大统九年的两魏邙山之战。

自孝武帝西迁之后，高欢因“逐君之丑”而陷入了政治被动中，然而，舆论和民心对他所造成的牵制仍然只是暂时的。

通过诛杀反对派大臣刘戚、杨机等人，高欢暂时将这一政治危机平复，转而腾出手来进攻西魏。

在这之后的数场大战中，双方虽然互有胜负，但根基更加雄厚的东魏显然更加迅速的从战争的损耗中走出，相反，实力较弱的西魏虽有河桥之战的大胜作底，却依旧在东魏的频繁攻势中左支右绌。

在这种国运对赌中，弱势一方一旦失败，便很难复起。正因如此，邙山之战便几乎成了压垮西魏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一战，同时还将西魏内部的种种矛盾再次暴露。

在邙山之战进行至中段以前，双方其实仍然处于一种较稳定的均衡中，然而却因为宇文泰心腹赵贵“为左军失律,诸军因此并溃”，最终导致西魏战阵的全线崩塌。

但出于对于内部的制衡，已经多次触犯军规的赵贵，仅仅被免官，甚至在之后还以大都督身份协领本部兵马。这种明显的偏袒激起了鲜卑宿将的不满，西魏内部的稳定再一次受到威胁。

对隋唐历史较为熟悉的读者可能记得，这次大战后，在隋唐时期曾大显身手的“府兵制”开始确立。

大唐府兵

的确，府兵制的确立，正是以西魏邙山之战为引。在这次大战中，宇文泰苦心经营多年的心腹部队所剩只有不到五万之数。

在这种情况下，关陇豪族这一股尚未被西魏完全融合的本土力量，开始进一步走入西魏的决策核心。《玉海》中记载：

“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府不满百，每府一郎将统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大将军统二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军，凡柱国六员，复加持节都督以统之”。

乍看之下，这种设六军百府的方式，仅是宇文泰在附会周朝旧制。但其中有一点极为重要，所谓的“百府”，虽然只是虚词，却依旧是一种正式的军事编制。对于六镇胡人而言，这种府兵制其实是一种效仿部落兵制的举措，是对祖先制度的回归。

而另一方面，这种府兵的设立，也限制了统兵权本身的下放，如前文提到的在邙山之战中统兵不严的赵贵，之所以在官职被剥夺后依旧统兵，正是因为这种部落式的统兵权存在，他才可以依靠所谓大都督的身份继续保持对军权的持有。

八柱国十二将军

但是，宇文泰麾下的六镇兵卒在频繁的战争中剧烈消耗，为了达成其“增军旅”的目的，扩大中央军士兵的来源就是必然之举。而这也是宇文泰“置六军”的主要目的：统合和收编关陇贵族势力掌控的乡兵群体。

与六镇之军不同，西魏的乡兵群体在此之前一直为关陇豪右所掌控。与骁勇善战的六镇兵卒相比，汉族乡兵仅有守土备战之职，而且由于其统兵权极为松散，在两位的历次大战中，乡兵仅仅只能看做对六镇兵马的补充和配合。

这并非完全是因为陇西士族对西魏的抵制，相反，权力和义务素来相生相伴，正是因为陇西贵族始终无法迈入西魏上层权力核心，乡兵作为一支游离于中央之外的军事力量，一直无法为西魏所掌控。

邙山之战

如果从大统八年之后的种种改变看，西魏无疑在通过种种方式促进关陇势力与鲜卑六镇的融合。“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正是在以所谓的名姓谱系来重新划分胡汉权力的分野。

这从开府权的下放也可以看出，对于西魏而言，开府权必须是所谓“官族”（鲜卑贵族）才能拥有的权力，正因如此，在宇文泰时期对汉人的赐姓诏书中，除了赐姓本身外，我们经常能看到对赐姓者授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职务的记载。这些被赐姓的汉人，与其说是被赐予了胡姓，不如说是被西魏赐予了开府建军的特权。

四、余论：是主动拥抱还是顽固拒绝，两魏攻守局面转换的背后，隐藏着两势力统治者对民族融合的态度差异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有一些惊人的巧合，中原王朝的衰落往往导致周遭游牧民族的崛起，而后者也往往趁此机会入主中原。在这种轮回式的重演中，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文明开始走向融合。

南北对峙二百年

这种融合往往伴随着反复和冲突，血腥和杀戮。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这种文化的融合，正是使得华夏民族一步步淬炼和熔铸的根由所在。

在这期间，胡人与汉人彼此融合，彼此同化。而五千年历史中，又以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融合最为漫长和波折。

孝文帝汉化改革，是这次大变革中最值得瞩目的一环，但在这之后，东西两魏作为北魏的继承者，却在面对这一大势所趋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与上文中我们所提到的西魏宇文泰不同，东魏的统治者，在一开始就选择了极为顽固的抵制策略。面对汉人士大夫，东魏乃至之后的北齐始终抱着一种近乎于歧视的态度。即使是面对为政权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高昂 等人，朝廷仍是“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意思是他本人非六镇勋贵）”而加以排斥。

这种排斥还蔓延到对代北的汉化鲜卑人身上，在北齐时期，“汉儿文官”甚至成为鲜卑贵族污名化他人的手段。对汉人的歧视风气，由此也可见一斑。

与之相比，西魏显然迈出了融合的一步。穷则思变，自北邙山之战后，以府兵制设立为契机，宇文泰开始加紧笼络陇西汉家豪族，并凭借这一基础建立了规模更加庞大、战力更加强劲的府兵。东西魏之间攻守格局的转变，也自此开始。

从这一点上来说，宇文泰看似“化汉为胡”的举动，非但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反而是进一步加速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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