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皇族宗亲都享有特殊的权利，哪怕是触犯法律都能够从轻处罚，要么就不了了之。所以皇室宗亲大多占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横行街市目无王法，嚣张跋扈为所欲为。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古代老百姓看到皇族都是绕着走。
清朝嘉庆年间就有这样一位皇族，平日里不学无术，还随意殴打老百姓，最后还被人状告到嘉庆御前。这个人就是有名的地痞无赖爱新觉罗·敏学。
话说一年夏天，天气炎热，敏学带着家丁喝完酒光着膀子去理发，理完发的他带着酒劲吊儿郎当的往回走，走到炒豆儿胡同（今北京交道口一带）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小贩扯着嗓子喊卖白薯。他想，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白薯呢？于是就去看个究竟。所以有时候好奇心也会害死人，人家卖白薯就卖白薯吧，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可敏学偏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要去问个究竟。反正一天到晚也无所事事，闲着也是闲着。《清仁宗实录》记载敏学“多事过问。”意思是说他嘴欠，没你的事偏要上前瞎问，这一问成了整个事情的导火索。
根据《录副奏折》记载，敏学带着酒气上前问小贩：“这时候怎么会有白薯，分明是卖假货的吧？”问完还骂了一句。小贩拿了一个白薯给他，他接过来一看，确实是白薯。如果此时他把白薯还给小贩，剧情就此剧终。可他偏偏觉得此事让自己面子上下不来，于是就把白薯扔在地上，而且还破口大骂，骂完就想走。这下小贩不干了，揪着要他赔钱。小贩为什么敢向皇族索赔？实际上敏学今天光着膀子，没系上宗族标志的黄丝带，所以乡下来的小贩没认出他是皇族。敏学平日里横行惯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敢向他索赔。于是不由分说挥拳就打，他和家丁把小贩打得满地找牙。这一打场面彻底爆发，路人看到打架，就纷纷“报警”。
接到警情，步兵统领衙门的兵丁赶来制止。因为兵丁也没认出敏学是皇族，对敏学厉声呵斥。敏学和家丁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兵丁也一起打了，丁兵打不过他们，就往回跑。敏学“趁胜追击”直接打到堆拨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由于胆子太肥，把堆拨房的窗户砸个稀巴烂，还推倒了枪架，这才扬长而去。
堆拨房的长官知道皇族不好惹，就此罢休又咽不下这口气。这帮纨绔子弟太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了，为了挽回尊严，也为了出这口恶气，他直接到嘉庆皇帝那里告御状，要求严惩敏学。
嘉庆皇帝看完奏折勃然大怒，这帮皇族吃着皇粮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平时目无法纪到处惹是生非。如果不找个典型惩治一下，一个个可真要翻天了。于是嘉庆皇帝把这个案子交由宗人府来处理。宗人府是专门管理皇族的机构，宗人府最高长官宗令是嘉庆皇帝的哥哥仪亲王永璇。永璇接到案子后觉得自己怎么处理都会被人说闲话，于是随手将案子甩给刑部尚书秦承恩来处理，自己只负责在处理结果上画个圈就可以了。
秦承恩接到案子后左右为难，这分明是一块烫手山芋，审理皇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多次找怡亲王询问案子应该怎么处理，怡亲王就一句话：你看着办吧。
秦承恩思来想去，认为宗人府平时都是维护皇族的，对皇族人员犯罪都是从轻发落，自己何不做个人情顺水推舟呢！于是案子很快就结案了，处理结果有以下三点：
一、误会：敏学不知道是堆拨房的警务人员，属于误打。意思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二、过失犯罪：敏学去堆拨房不是去闹事，而是去找人，趴在窗口向里喊人，后面有人拉他，不小心把窗户拉坏了。这个时候堆拨房的兵丁赶来，敏学怕被抓，跑的时候不小心把枪架撞倒了。
三、属于初犯：认为以前表现良好，只是初次犯案，情有可原。（敏学从前别无过犯，今初次酒醉，在街争闹与屡次行凶滋事者有间。）
以上处理结果就是典型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根据以上三条得出的处理结果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杖一百；由于是初犯，情节较轻，免除流放；再考虑到是皇族，再减一等。
刑部最终判决是：杖二十五。这样的判决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愚弄大众智商，但在古代确实是这样的。缺乏舆论的监督，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权衡各种厉害关系，处理案件有很大的随意性。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之风盛行，既得利益者哪怕犯罪也是被各种包庇，最后的处罚等于挠痒痒，丝毫起不到震慑的作用，法律也就成了当权者的玩物罢了。
但嘉庆皇帝铁了心要严惩敏学，根据《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记载：敏学逞凶不法，大玷颜面，不可严刑惩办。著现在宫门外重责四十大板。严加管束，永远不许回京。
嘉庆皇帝把敏学流放并且永不回京，最终严惩了敏学，嘉道两朝常以此为例教育皇族们要遵纪守法。此事确实对皇族们的嚣张气焰起到了很好的打击和威慑作用。但个别案例依然改变不了昏昏欲睡的大清王朝，任何权大于法的出现都预示着人心和公道的失衡，国将不国，大清莫过于如此。只有将权利彻底关进法律的笼子，才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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