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已达到了一个全国繁荣和高度成熟的新的质变点。陈寅恪说传统文化，“造极于赵宋”；朱熹讲，“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这种登峰造极，一个原因是儒、释、道三家合流，思想趋于融合，渐成一统之局，所以，促成了民族本位文化“理学”的产生。
仁宗时代，哲学思想上正值蓬勃的发展与碰撞，理学之道，未至后世“存天理，穷人欲”的地步，但“知性反省、重理节情”的风气已经渐成，譬如剧中提到晏殊的名篇《解厄学》， 讲的其实，就是控制自己，省身，慎言，节情。
理性风范，当然就需要对情感加以抑制。
赵祯自小，他的老师们，同时也是臣子们，对他的期望，当然是“克己复礼”、“内圣外王”，做个最守规矩的皇帝。
可是他庙号“宋仁宗”里的这个“仁”字，却偏偏不是一个偏理性范畴的评价，而是感性的。
所以什么是“仁”？慈民爱物，曰仁；功施于民，曰仁；宽信敏惠曰仁；慈心为质，曰仁；惠爱溥洽，曰仁。
这样的总结评价，恰恰说明了，赵祯在帝王应有的理性风范之外，也拥有丰沛的情感。
而《清平乐》一剧，在充分表现宋仁宗的情感与理性的碰撞这一角度，是非常有其创新性的。
赵祯生母静容病重过世一段，他愧于未能尽孝，在大朝会之时几近崩溃，但能强抑悲痛，完成职责，靠的是理性；而尽责之后，却也暗自伤心，砸伤内侍，呆坐水榭怀念生母，获青梅竹马的苗娘子安慰，二人共寝，整段都是情感上恣意的宣泄，平静下来之后，他定位苗为亲人，是理性的回归，对情感输出的有效控制。
其中一个细节，他听到晏殊回禀生母丧事处置，其情、理之挣扎，尽在其端坐无力仰头的那一瞬间。
再比如来看第三集中赵祯的朝堂戏，他有两次站起，从帘后走出阐述己方论点。
第一次是争辽使位次之事，因为他被程琳怼了，再加上对程琳之前给太后献《武后临朝图》的不满，赵祯这个起身是带着怒气的，很急很突然，身体前倾，此为肆情。
第二次，是为己方辨友王曾圆场挽尊拔高立意，需要总结陈词、梳理全场脉络，他的这个起身，就气定神闲、居高临下、儒雅得很了，此为据理。
赵祯向太后侍药和二人言语交锋一段，更是情理交缠的极致，太后终于不吝表达恨与怨，赵祯却只是在讲理，他以大义之理，解太后怨懑之情，在最后，因多年之情分，他也终于不忍，完美理性的面具有了裂缝，真心实意的讲，“我希望你康复。” 他很明白太后的心情，那不是骄傲与蛮横，而是真切的恐惧和孤单。
之后，赵祯与熙春一段，也是始之因情，佚于理法。这段相遇，他理解熙春的实际情况，能够体谅她的苦衷和难处，关照了她的尊严，给她最好的支持，然后，让她自己做主，二人初见，他也是端端正正的问：“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愿意吗？” 虽有情，更守礼。
至于终于登场的帝后之间，情理之纠结与来往，更是极有趣味。是做妻子还是做皇后，说白了就是重情还是重理，曹后本人在感情与理法之间挣扎，赵祯却是，初因曹后于理于礼已趋完美，引致无趣和抗拒逆反之情，后因惊艳于本人生情、生征服之心，这样无法掌控的情感，对一个一生被要求以理为先的君王，是未知的，是危险的，也是新鲜至极的。
王凯，以丰富有层次的演技，细腻生动的体现出了一位君王的感性与理性，值得品味，回味无穷，非常期待后续的剧情发展，还有，王凯领衔的一众演员，如何演绎情理纠葛，盛世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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