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因為免費政策引來數萬遊客扎堆，搞得安徽黃山這個清明節過得一點不清明，捱了一腦袋“給戰疫添堵”的板磚不說，還要忍受嘲諷：幾萬人就hold不住了？到底是小地方，沒見過世面。
作為生活在千萬人口大城市杭州的一隻螻蟻，三土敢說，最近每天堵在高架上的車主就不止幾萬人。
“杭州人口過千萬”，這是開年這座城市最大的新聞。但它只是故事的開始。隨著廣州、深圳等城市人口數據的陸續公佈，人們驚訝地發現，杭州的新增人口數量竟然超過了“華南雙雄”廣州與深圳，首次躍居全國第一。按照這個速度，到2020年結束時，杭州將超過蘇州，成為長三角僅次於上海的人口第二大城市。緊不緊張，刺不刺激！
當然，杭州不是一座城的戰鬥。過去5年，浙江的人口增量始終保持單邊上揚走勢，去年更是達到創紀錄的113萬。雖然在增長總量上仍不敵廣東的175萬，但刨去本地人自己生的，光看外地人淨流入這一塊（統計學上稱為機械增長），浙江則以84.1萬，歷史性地反超廣東的82.61萬，成為“全國人口淨流入第一大省”。
難怪有人開玩笑稱，廣東“最能生”，浙江“最吸引人”。
按照這個趨勢，明年此時，浙江說不定已經是6000萬人口的省份了，從而有望擠掉湖北，晉升為全國人口第九大省。對於浙江這樣一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小省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時刻。要知道，隔壁那個一馬平川的“蘇大強”，2019年才增長了區區19.3萬人，還不敵餘杭一個區（28.8萬）。江浙江浙，在人口吸引力方面，原來是如此的不同。
浙江的人口成就是如何取得的？這片從前中原諸夏眼中的百越蠻荒之地，又是怎樣一步步成長為今日的人口大省、經濟中心，吸引四方人才“孔雀東南飛”的？這要說起來，話就長了。
從蠻荒之地到“畝值一金”
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庫，當地時間10：48（北京時間14：48），在此召開的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傳來喜訊：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良渚，由此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聖地，而良渚人，也成為比炎黃二族更早的中華先民。比如“三皇五帝”之一的天皇氏，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古越族，姓望，名獲，字文生，繼盤古氏以治，其治所在浙江良渚古城中的莫角山臺址上”——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才怪。
不過，對於浙江這片土地來說，良渚人還不是最早的原住民。在他們之前，還有距今約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和6000年前的馬家浜人，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浙江北部環杭州灣一帶。而南面的溫臺地區，在舊石器晚期或中石器時代，也有了人類活動，後來還相繼建立過東越國、東甌國。越國滅亡後，大批士兵曾南徙甌越。
但即使有過吳越稱雄的輝煌，也誕生了勾踐范蠡等英豪，總體來說，直到秦漢時代，浙江相較中原，還是片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比如《太平御覽》就記載，東漢永和三年（138年）析章安縣東甌鄉置永寧縣（境今溫、臺兩市）時，這裡還是“地廣千里，戶不滿萬”。
較之這些局部的、未必準確的文字描述，更能直觀感受秦漢時期浙江地廣人稀的可能要數行政區劃圖了。
與北方中原地區的豫州、兗州、青州、冀州等幾個州相比，地處東南的揚州面積巨大，包含了今天江蘇南部、安徽中南部、浙江、福建、江西等好幾個省。其中浙江所在的會稽郡（治所在蘇州），又是當時轄境最廣的郡之一。直到東漢中期，會稽郡才被一分為二，錢塘江以北部分劃歸新成立的吳郡，江南仍屬會稽郡（治所遷至紹興）。所以現在浙北如嘉興等地，自稱為“吳根越角”，是有出處的。
（東漢中後期，全國行政區劃圖，東南枯草色區域便是揚州）
揚州為什麼這麼大？想想今天的內蒙、西藏、新疆就明白了，在當時的中原人眼裡，浙江這嘎達也是邊疆，住著的多是作為少數民族的越人。至今，浙江還保留有許多古越語地名，比如上虞、諸暨、義烏等。這些有別於漢地名稱的地名，究竟是什麼意思，很多已不可考。我們只知道，在古越語裡面，稱“鹽”為“餘”，像餘暨（蕭山古稱）、餘杭、餘姚，大概都與鹽業有關。餘姚還好理解，但並不靠海的餘杭呢？有知道的讀者歡迎給我們留言。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後，北方氏族大舉南遷，有數據稱人數達到90多萬，約為當時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原先地廣人稀的浙江，開始出現了“土地偏狹，民多地少” 的情況,寧紹平原更是“畝值一金”。一些居民不得已而向未曾墾殖的東南水網沼澤地區移民， 如山陰縣即“徙無資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 墾起湖田”。這也是浙江歷史上由於人口壓力而開墾湖泊之地的最早記載。
反映到行政區劃上，到東晉時期，除了原有的會稽郡，浙江範圍內又多出了東陽、臨海、永嘉等郡，可見當時浙中南地區也逐漸得到開發。按照《宋書·州郡志》的記載，到東晉太寧元年（323年）永嘉郡（今溫州地區）建立時，有戶6250，口36680。考慮到當時豪族地主隱漏人口，以逃避賦稅的情況十分普遍，實際人數應該遠不止於此。
（東晉時期揚州行政區圖，圖中帶下劃線的豫州、徐州、幽州、兗州等原本位於北方，永嘉南渡後，為了安置北方僑民，政府在長江南北和荊揚等地設置僑州郡縣，以其原籍地加以命名，但會在名稱前加一個“南”字，如南徐州、南琅琊郡、南臨沂縣等）
這股人口南遷的浪潮持續了幾百年，期間經歷安史之亂的衝擊，南北方人口逐漸趨於平衡。待到靖康之變衣冠南渡，人口重心終於完成了南移。在此過程中，浙江人口即將迎來第一個一千萬時刻。
人口大爆炸時代的“山海經”
浙江人口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出現在宋朝。
那是一個連歷史學家湯因比都願意生活的時代，也是浙江發展的高光時刻。而其前奏可以上溯到晚唐，那時北方藩鎮割據，朝廷的用度開支極大部分就已仰賴江南。這也是北宋開國後為何定都開封，而不是西面洛陽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為“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荊湖之運漕”，江南財富通過大運河可直抵中樞，省去了轉運的麻煩。
隨著江浙地區取代關中而富甲天下，各地民眾紛紛“浙漂”討生活。到北宋末期的崇寧元年(1102年) ，全國共計二千零六十四萬三千三百零七戶，其中兩浙路為一百九十七萬五千零四十一戶，佔全國總數的9. 69%, 居諸路之冠，成為天下人口最多的“省份”。
刨去如今屬於滬蘇兩地的平江府、鎮江府和嘉興府中的華亭縣, 浙江部分的戶數為一百六十六萬二千七百四十四, 佔全國總戶數的8%左右。
什麼概念呢？時下浙江人口雖然多達5850萬，但除以14億的總數，比例只有4%剛出頭。也就是說，北宋時浙江在全國的人口權重是現在的兩倍。難怪身為“省會”的杭州，會被宋仁宗御詩親封“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
待到害死岳飛的那位高宗皇帝白馬渡江，南宋建立，“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浙江人口迎來了一波大爆炸。不僅杭州這些中心城市“輦轂駐蹕，衣冠紛集”，在它們外圍，還出現了大批新型市鎮。如越州的龍山市，秀州的金山市、廣陽市等，年商稅額都在1000貫以上，而杭州的浙江市更是高達26446貫，與部分州級城市相當。
人口的劇增帶來商業的繁榮，而商業的繁榮又進一步刺激人口的聚集。南宋吳自牧在《夢粱錄》中曾記載：“臨平、湯村等鎮市，因南渡以來伉為行都，二百年戶口蕃盛，商賈買賣十倍於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而紹興的山陰、會稽兩縣，從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到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的190年中，人口增長了1.4倍。
只是，這種人口的激增與聚集，在空間分佈上並不平衡。
當時，大量的人口集中在約佔全省面積四分之一的杭嘉湖平原、寧紹平原、溫黃平原以及一些小盆地裡。而廣大的山區，依然人口稀少，就是到了南宋時期，浙江的人滿為患也僅是就平原地區而言, 只有少數選擇向山區移民。
以首都臨安府為例, 鹹淳年間——也就是郭靖、黃蓉在襄陽打保衛戰的時代，其下轄九縣中，錢塘、仁和、鹽官三個平原縣的人口占到全府的64.26%，而餘杭、臨安、富陽等六個山區縣卻只佔35.73%，前者的人口密度接近後者的五倍。
人口的激增，加上分佈上的不均衡，使得平原水網地帶的圍湖墾田情況愈演愈烈，幾乎到了無湖不圍的程度。像杭州的臨平湖、西湖，餘杭的南下湖、北湖，都遭到了局部圍墾。而浙東地區的夏蓋湖、廣德湖，以及諸暨原有的七十二湖，更在這一時期被圍墾殆盡，圍湖墾田逐漸發展到了廢湖為田的地步。
這中間，圍墾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的莫過於紹興的鑑湖。根據“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鑑湖圖序》的記載，對鑑湖的圍墾起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0年）。初時圍墾規模尚小，到宋神宗慶曆年間（1041一1048年）所墾湖田也不過四頃。爾後，圍墾速度大大加快，南宋時達到高潮。乾道元年（1165年）的一道詔書中就提到：“紹興府開浚鑑湖，除唐賀知章放生池舊界十八餘頃為放生池水面外，其餘聽從民便，逐時放水，以舊耕種”。最後，整個鑑湖竟被圍出湖田二千多頃，除了若干低窪地區蓄水成為港汊河道外，已全部被圍墾成了農田，活脫脫一個現實版的滄海桑田故事。
但，光圍湖墾田還不能完全解決浙江人的吃飯問題，於是，沿海的嘗試淤海造田，在錢塘江河口, 餘姚、慈溪以北, 從北宋慶元三年（1197年） 築滸山大塘到清末，先後築新塘七條，墾區向北延展了約三十公里；背山的則開始拓山耕田，並創造出了今天令許多攝影愛好者趨之若鶩的梯田景觀。
藉助這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特殊時期不惜竭澤而漁的方法，浙江人口終於在宋元之際，實現了從0到1000萬的跨越。
這個天國不太平
浙江人口發展的第二個高峰出現在清朝中葉。
此前的幾百年間，浙江人口走出了一波詭異的下降曲線，從元明之際的1000萬上下，直降至清初的270萬左右。對此，歷史學家給出過幾種解釋，除了人口隱匿導致的統計失真外，經濟上的重稅壓榨、政治中心的北移、以及海外移民潮的興起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浙江的人口。
記得鳳陽花鼓裡有句唱詞，“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不知是出於對勁敵、吳王張士誠的仇恨，還是全國一盤棋的考慮，奪取天下後的朱元璋，一面在北方休養生息，又是分田，又是免租，一面卻對大本營的江南課以重賦。
洪武朝中期，全國稅糧總計為2943萬餘石, 其中浙江繳納了275.2萬餘石, 約佔十分之一弱。延至清初，光嘉善一個縣的賦額總數就多過順天府（北京市）、貴州省，而就面積論，嘉善還不到順天府的數十分之一、貴州省的數百分之一，故有“善邑糧賦之重甲於全國”之說。許多農民由於不堪負擔,紛紛 逃亡他鄉。
等到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大批江南士人又跟隨北上，形成了與晉、宋兩朝衣冠南渡正好相反的遷徙浪潮。這種權力中心對於人口的吸附作用，或許也能夠解釋，今天的北京無論怎麼趕人，就是難以瘦身的原因。
同時，隨著“隆慶開關”，東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廣東諸省掀起了一波向外移民的高潮，總數估計有50萬之多。這些移民以商人、僧侶居多。如日本鎌倉建長寺的喜江禪師, 就是杭州天目山中峰明本的法孫，而園覺寺的名僧文溪清章，則是從寧波象山渡海而去的。
就這樣，逃的逃，走的走，出海的出海，浙江人口一降再降。直到清朝康熙雍正時期，隨著社會秩序的安定、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兩項國策的實施，浙江人口這才止跌反彈。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 達到3738.6萬的歷史高位。不過就全國比例這點來說，浙江再也沒能回到宋朝的水平，跟明代剛建立時18%的巔峰數值更是相去甚遠。
雖然“人口第一大省”的桂冠不再，但畲族、滿族等少數民族的遷入，也給“浙江人”增添了新鮮血液。大家知道，今天的浙江擁有華東地區唯一的少數民族自治縣——景寧畲族自治縣。但畲族並非浙江原住民，而是18世紀開始陸續從福建、廣東等地遷入浙江的。開始數十人為一群，後來數百人為一群，或聚族遷入浙南山區定居，至清末已近十萬，至今麗水仍是畲族主要集居之地。
但有道是“水滿則溢,月滿則虧”。鴉片戰爭後，浙江人口的增長勢頭戛然而止，而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更使江南地區遭受到史無前例的浩劫。
（地處浙南的溫州，成為浙江少數未被太平軍染指的城市，因此在戰時湧入了大批逃難的浙北民眾，為其後來崛起為浙江人口第一大市奠定了初步基礎）
天平天國運動對浙江的破壞有多大，我們來看一組數據：從1860年到1864年，雖然運動波及浙江的時間僅三四年，不到整個起義的三分之一，但全省人口減少超過一半，浙北杭嘉湖紹諸府更是銳減60%以上。
杭州城在被太平軍佔領的三年間，城內人口從81萬減少到7萬。而湖州府更慘，從接近300萬驟降到只剩下9萬人，人口損失97%。直到150多年後的今天，當地常住人口才勉強恢復到戰前水平。所以現在的湖州，土著極少，市區三分之一的人都與河南移民有關。而德清等地，由於土民消亡殆盡，戰後一開始，新市以南幾乎不聞湖州口音，全是紹興話。
（對比上面兩張圖發現：150多年過去了，湖州人口只是回到了原點）
相比這些冰冷的數據，時人的描述或許更加觸目驚心。1864年，左宗棠揮軍入浙時發現：戰後“人民死於兵燹，死於飢餓，死於疾疫，蓋幾靡有孑遺” ，杭州城鄉是一派“斷瓦頹垣，篙蓬沒路，湖山佳勝，遍地腥羶”的荒涼情形。
太平天國運動改變了全國的人口分佈，也重塑了江南的城市格局。擁有租界庇護的上海開始取代蘇杭，成為江南新的經濟中心，寧波、舟山等地出現了一波闖蕩上海灘的風潮，從而為後來民國時期政商領域“浙江幫”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與此同時，隨著戰後蘇北、河南、 兩湖、 安徽、 江西等地客民的大量湧入，帶來了許多新的農副產品和生產技術。如嘉興在1860年代以後水稻品種明顯增多, 所種“河南早” 、“江山早” 、“八十日頭” 、“洋秈”等，“蓋客佃各就其本籍選擇而來”，這大大促進了浙江經濟的復甦，全省的人群結構也因為這批人的到來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很多老浙江的兒時記憶裡，左鄰右舍當中似乎都有幾位蘇北阿婆、紹興大嬤，她們操著不同的方言，做著各自的家鄉小吃，為我們的童年帶來過不少歡樂。這種異質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培育了後來浙江開放包容的性格，成為今天城市吸引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浙江的新隱憂
1955年1月18日，由張愛萍將軍指揮的一江山島戰役打響，這是解放軍陸、海、空首次聯合登陸作戰。隨後，浙江軍區所部乘勝追擊，於2月25日先後進佔披山、大陳和北漁山島，26日拿下南麂島。至此，浙江全境易幟，一個動盪的時代宣告結束。
在全省變天的兩年前，也就是1953年，新政權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當時浙江的總人口為2241.57萬人。跟鴉片戰爭前的3738.6萬相比，在經歷了近代一百多年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歲月後，全省人口減少了1500萬。不過，第三波的人口高峰，此時也已悄然拉開序幕。
與各地一樣，從鼎革之初到70年代，除了三年特殊時期外，浙江的人口增長也處於毫無節制的狀態。所不同的是，從1962年開始，浙江人口出生率便開始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並且這種差距一直持續至今。 這個問題在當時還不要緊， 但隨著新世紀以來，中國進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増長的“三低”階段，出生率過低的問題開始越來越受到重視。
說起出生率的下降，不能不提曾經被列為國策的“計劃生育”。以1973年12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召開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彙報會，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為標誌，轟轟烈烈的計劃生育運動正式走上歷史舞臺。到1978年，浙江全省的人口自然増長率已由1970年的2.02%降至1.234% 。
（從歷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直到1982年，浙江人口才恢復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水平。由此看來，前30年無節制的生育並非如此前認為的那樣，導致了總量失控，而頂多只能算是人口的恢復式增長）
好在與此同時，改革開放的實施為浙江源源不斷地輸送來大批內地務工人員。這些人的到來，不僅彌補了本地勞動力的缺口，還推動浙江朝著6000萬人口大省的方向大步前進。身為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之一的溫州，便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歷史上，僻處浙南的溫州，在人口方面向來不及浙北的杭紹嘉等市，但得益於改革開放後民營經濟的崛起帶來的人口吸引力，以及本地人強烈的生育意願，從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開始，溫州常住人口就一直領跑全省，直到2016年才被杭州反超。
然而，相比廣東，本地生育率低下，以及由此伴生的老齡化程度過高、性別比例失調等深層次隱憂，始終困擾著浙江。
從最新的數據來看，就連過去最愛生、最能生、也最敢生的溫州，如今也生不動了。2019年出生率僅有1.06%，已低於1.094%的全國平均線。要知道，我國目前的平均出生率已跌至全球156位，可見溫州的生育問題有多嚴重。加之傳統經濟面臨轉型，曾經省外流動人口首選目的地的溫臺地區，如今卻遭遇人口持續淨流出。
從2011到2018年，溫、臺兩市分別累計淨流出人口42.9萬和12.3萬，兩市流動人口占全省比重從2010年的31.1%下降到2018年的19.2%。僅2016年以來，流動人口總量就減少了三分之一。這對於浙江“鐵三角”之一溫州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顯然是一個警訊。
與溫臺相反，受惠於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杭州、寧波兩市人口卻持續高速增長。2019年，不僅杭州新增人口全國第一，寧波也以34萬位居第四。其中中高端人才的淨流入率分別達到13.6%和8.5%，高居全國第一、第二位。就連一旁的小弟嘉興，過去一年常住人口也多了7.4萬，領先包括南京在內的“蘇大強”所有城市。
這種人口數量的迴歸，勢必帶來經濟座次的調整。我們看到， 杭州2019年城市GDP排名上升一位，寧波、嘉興上升三位，而到21世紀第三個十年結束時，杭州GDP有望超過蘇州，成為長三角名副其實的“第二城”，這些背後的推動力說穿了都是人。人心向背，這個詞用到經濟社會發展上，同樣說得通。
只是，光靠外地人口的湧入是有風險的，尤其是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的情況下，這種高增長還能持續多久，沒人知道。隨著今年下半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啟動，各地人口格局或將面臨一次不小的洗牌。但對於正朝著6000萬大關衝刺的浙江來說，反思現有人口政策，進一步放寬生育限制，加大生育獎勵力度，或許才是當務之急和長遠之策。
本文來源：三土城市筆記（SantuCityNotes）, 在此致謝，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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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毀的龍脈、消失的煤老闆，太原經濟為何一地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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