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你咋才來呢？隔壁你姜大爺兩年半以前就回來了。
伯禽：我在改變當地的風俗和禮儀，尋常百姓父母死後要服喪三年，所以到這時候才來報告。
周公：唉！魯國後世子孫要作為臣子侍奉齊國了！魯國政治不簡約不平易，百姓就不會親近；齊國政治平易近民，百姓必然歸附。
一、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墨守成規
曲阜三孔
春秋時代，對大多數諸侯國來說，周禮早已成為一段模糊的歷史陳跡了，只剩下魯人小心翼翼地遵守著它，當作一種重大的學問去講求它，舊的傳統像一個沉重的包袱，壓得魯國步履蹣跚透不過氣來，使魯墨守成規，不知變通。
公元前540年，晉韓宣子來聘，看到魯太史所藏典籍，說：“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
生活在魯這種儒生遍地、周禮完備的社會土壤中，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打上週禮的烙印。以維護宗法制為特徵的儒家學說就是適應魯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狀況發展起來的。苟安的地理環境和周禮思想的頑固統治，使一切新的思想，一經產生便難於發展，或遭扼殺。孔子在政治上的最終失敗，除了其思想不盡合時宜外，恐怕也和魯國社會容不得他的變革思想有關。在魯國，稍有一點革新思想的人，當他剛剛試圖進行改變社會的實踐時，便往往遭到被迫出走的厄運，面對魯國積弱積貧的社會現實，孔子儘管深深地眷戀著這樣的母國，希望能與弟子們一起振興魯國，但終不免要因政治而周遊列國。
二、初稅畝：向私田收稅的土地改革
（一）優越的地理環境
周公輔佐天子周成王東征滅掉了夥同武庚叛亂的奄國，受封於奄國故土，由於周公要留在鎬京輔佐周成王，於是讓自己的長子伯禽代為赴任，沿用周公初封地“魯”稱號建立魯國，定都曲阜。魯國以魯南山地為中堅，兼跨魯西平原，洙水、泗水橫貫其境，西北臨汶水，土地平坦而肥沃。如此優越的地理條件，在以農立國的周人看來無疑是天賜良頃。但是條件豐厚也往往容易滋生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依賴思想。
（二）增加稅收的土改
“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裡，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春秋穀梁傳》
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行的按畝徵稅的田賦制度，魯國開始承認土地私有合法化，但西河學派子夏弟子穀梁赤對初稅畝評價時認為，初稅畝的實施是違背古法的“非正”行為。在實行初稅畝之前，魯國施行按井田徵收田賦的制度，私田不向國家納稅。實行初稅畝後履畝而稅，按田畝徵稅，不分公田、私田，凡佔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積納稅，稅率為產量的10%。魯國能做的改革也僅僅是對井田制中的私田徵收稅賦，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陪臣執國命：始終掌握政權的貴族階級
（一）用人方面要保障貴族的利益
從魯僖公到魯哀公的一百九十三年間，魯執政者共十一人，其中叔孫氏、孟孫氏、季孫氏“三桓”就佔去了九人。而且“陪臣執國命”的現象在魯國表現得最為突出。國政被“三桓”把持，而“三桓”又無力控制其家臣。政權機制的不和諧使魯國難有大的發展，更談不上進行重大改革。
在用人問題上，周公為魯國制定了“親親上（尚）恩”（《呂氏春秋·長見》），“尊尊而親親”（《漢書·地理志》）的政策。魯國執政者多為姬姓貴族（如著名的“三桓”），就是上述政策的具體體現。貴族執政自然要延續上一個執政者的相關政策，因為大家都是貴族，維護貴族的利益要高於國家強盛、民眾富裕這樣的原則。
（二）士族階級轉而向內反求諸己。
曾子時代，士人為了追求入仕的機會，不惜脅肩諂笑、阿諛權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之輩不在少數，針對士的逐漸庸俗化，曾子提出“士不可不弘毅”以期重新定義士的角色。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章》
曾子認為，士人與其他階級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有文化知識，而且有高尚的思想品格和獨立人格。因此，他們的精神文化和獨立人格，使他們足以傲視萬乘之君。從繼承孔子“
以道自任”的基礎上，曾子認為士人不僅要用所掌握的知識道義規範自身，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應具有改造社會、造福百姓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而其後子思“恆稱其君之惡”、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皆承此而來。這種救時濟世的高尚情懷，治國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中，塑造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特有的抱負感、使命感，凸顯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特色。四、洙泗學派：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紛爭的“孝”
孔子石像
孔子逝世後曾參嚴格恪守周禮的規範，發展了孔子注重內省體察的方面，他相信只要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程序去做，就能達到“內聖外王”的目的。於是洙、泗之間形成了以曾參為代表，道德上極度重視“反求諸己”、政治上主張“以孝治天下”的孔門又一派別——洙泗學派。
魯國自立國到戰國末年滅亡，始終維持著周代的宗法體制，政權牢牢掌握在幾家同姓貴族手中。由於貴族階級統治著魯國，居於魯國的洙、泗之間的士人曾參必然要向統治階級靠攏，為了維護貴族的利益，以曾參為代表的洙泗學派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極大的發展了“孝”的核心觀念。洙泗學派從大力提倡孝的人生觀、孝的倫理觀、孝的政治觀入手，力圖鞏固日漸鬆弛的宗法關係。偏重於倫理情感，強調以個人為本位，以家庭為範圍的內心修養。
（一）孔子“孝”治思想的傳人為什麼是曾子？
子張，為人喜好高談闊論，刻意追求“容止”、“威儀”、“容貌辭色”、外在的名聲等表面功夫，而缺少內在心性的涵養:
子游，好從宏觀方面來看待禮樂，往往太過於理想化而無法實現，其最大的缺憾在於忽視日用功夫;
子夏，最大的問題在於只沉溺於經典文字的鑽研探究，缺乏對儒家義理的追求。
有若，性格可上可下，隨波逐流，對孔子接班人地位並未積極爭取，傳承孔子之學的任務不能通過他來扛。
曾子，性格魯鈍，不捱到透徹，不肯放棄，所以他對孔子之道領會的比較深刻，在義理的把握和理解方面明顯優於他人。曾子以“弘毅”自許，自覺地肩負起弘道的使命，一旦他下定決心，便能心無旁騖，靠內心之執著，豁然貫通。
（二）上承孔子，下啟思孟學派：反求諸己
曾子的政治思想主要體現在《大學》之中，主張從修身開始進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曾子具有“大丈夫”品格，在那樣一個禮崩樂壞的悲劇時代，與當時的官場格格不入的曾子看不慣世俗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故幾次徵召都未出仕，而執教於洙泗之濱，勞作在田間地頭。曾子行孝是依靠內心的自覺，通過行孝者的道德自律、反求諸已就能實現孝道曾子是既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又具有士的獨立人格的君子儒，他恢弘剛毅，堅定果決，不屈服任何權力的威逼和金錢的誘惑，完全有別於無恆產也無恆心的俗儒、卑儒和阿諛之儒。
曾子與子思的“反求諸已”、“孝道”和“君子集大成”思想，肯定二者在思想上確實一脈相承。子思師承曾子，除了上述思想脈絡上的傳承外，還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孟子之學又尊孔子、曾子而得到聯繫，孟子本人對曾子也相當的推崇。曾子既是孔子學說的主要傳播者，又是思孟學派的開啟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他繼承和發展孔子思想，在發揚儒家學說、傳播儒家思想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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