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因為不滿巴黎和會上中國被列強屈辱對待，北京爆發了著名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矛頭直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最終迫使中國代表團拒絕了在《凡爾賽條約》簽字。 在後來的歷史中，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顧維鈞更為世人所熟知，而作為代表團團長的陸徵祥卻顯得有些籍籍無名。其實這位陸徵祥也是大有來頭，他曾經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並幾番出任外交總長。
平民出身的陸徵祥年輕時一直輾轉歐洲各國從事外交翻譯工作。他能夠逐步嶄露頭角乃至於後來平步青雲，離不開兩個人的幫助：一位是他的老師兼上司許景澄，另一位就是他的比利時籍夫人培德-博斐。
這位培德夫人是比利時貴族名媛，父親和叔叔都是比利時的高級官員。她深諳社交禮儀，為人熱情奔放，與陸徵祥在沙俄的外交晚宴上一見鍾情。據說還是培德夫人最先捅破那層愛情的窗戶紙，二人不顧周圍人的反對，於1899年成婚。
按說清末、民國期間，中國男人娶日本女人為妻妾的足可以排成一大溜長隊。偶有一兩位尋覓平常西歐女子為伴的也並不讓人驚奇。但像培德夫人這般出身貴族的歐洲女士主動追求一箇中國男人並最終結成夫妻的，應該是當世絕無僅有了！ 不然也不會連堂堂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見了陸徵祥，別的都不問，單單先問，尊夫人呢？來沒來？我見見！
陸徵祥雖然幾度出任外交總長，但畢竟只是一名技術官僚。他沒有參與外交決策的權力，只有忠實執行外交程序、事項的責任。所以在幾年的外交總長生涯裡，陸徵祥一直生活在矛盾與糾結中。是應該堅持自己的職業操守，還是應該感念袁世凱、段祺瑞、徐世昌的知遇之恩，成了他解不開的死疙瘩。而糾纏權衡後又往往不自覺地選擇了後者，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宿命。
相比之下，培德夫人的見識和表現則讓人刮目相看、肅然起敬。
1915年，袁世凱操弄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培德夫人知曉內情後，氣憤地辭去了袁世凱委任的總統府禮宮處禮宮長的職務。並且言辭質問自己的丈夫（中方主要簽字代表），真不知道你們中國人怎麼想的，以中國這麼多人口，為什麼對日本人，竟然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地害怕？從此以後，很長時間拒絕與陸徵祥同路而行。 舊時北京城坊間曾流傳一個笑話，大概是說，只要陸徵祥一個人在街上走路，人們就紛紛議論，“陸總長這麼著急趕路，一定是回家看媳婦去”云云。不知是不是說的就是這個時候的事？
1919年的巴黎和會，從陸徵祥內心來講，還是想要忠於徐世昌大總統的指令，準備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的。只是後來由於輿論重壓，才最終拒絕了簽字。沒有簽字倒是沒有簽字，但陸徵祥表現的卻一點也不堅決，而是開小差、稱病開溜了。 這樣的表現讓培德夫人感到羞辱，失望之餘，她選擇獨自一人離開了中國。
1926年秋天，培德夫人在巴黎病危，臨終之際，她給自己的丈夫陸徵祥留言，“文欣，你生平一切都對得起我，只有一件事，我認為很不光彩。這件事不但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的國家。我死之後，你最好趕快到比利時，到我從前學習過的教堂裡去服務，也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永別了！”
陸徵祥最後的結局呢？他在妻子死後不久，真的去了比利時，做了修道院修士，一直到1949年初，死在了修道院中。他總算用自己的餘生做了一件讓培德夫人泉下有知會感到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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