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一位“變異”的徽州商人

說起徽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呢?

是揚州城中的紙醉金迷?是蘇杭天堂的商業傳奇?還是手持書卷,談吐不凡的儒雅?又或是造福當地,反哺徽州的賢達?亦或者是“前世不修,往外一丟”的人生艱辛?

其實不管哪一種都是徽商的形象。

這群從皖南大山深處走出來尋求生存的人們,在皇權統治者制定的社會遊戲規則下賺取每一筆利潤,而遵守法紀、尊師重道、賈而好儒、童叟無欺,也成為他們身上最多的標籤。

徽商的經營模式,是以走商和行商的手段在國家法度許可的最大範圍內,完成了對內陸商業活動的補充以及自身資本的積累。

汪直,一位“變異”的徽州商人

徽商帶來了市井的繁華

但是有這麼一個徽州人,他打破了明朝對商業活動的法制約束,背離了統治者制定的社會法則,遊走在國法和私慾之間,成為徽商中的“變異者”,也淪為大明驅使並利用,或在無法利用之後力主剿滅的“海盜”。

他叫汪直,南直隸徽州歙縣雄村拓林人,出生於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主要活動在嘉靖年間(公元1522年至公元1566年)。

這樣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擁有不同的身份。

在明朝官方的眼中,他既是違背國法私自入海的海商、巨盜,也是勾引倭寇侵擾大明海岸的軍事首腦。

然而在日本人的眼中,他是來自天朝上國的使者,是徽王,是控制海上貿易的霸主。

(汪)直遂起邪謀,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鉅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馳馬。---《歙縣誌》

據薩摩洲之松津浦,僭號曰宋,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鹹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汪直傳》

汪直,一位“變異”的徽州商人

汪直像

汪直能走出這一步,和大明朝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分不開的。

明朝中後期,隨著貨幣改革(銀本位)的完成以及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工商業高度發達的江浙一帶,出現了“廠主出資,工人出力”的新型僱傭關係(主要集中在絲織品上),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資本主義萌芽。

這種新型的生產關係又極大地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但是,明朝面臨著一個十分尷尬的問題,即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然而大明的經濟主體依然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就嚴重阻礙了消費市場的形成和壯大。

沒有了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這些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怎麼辦?不可能放在家中的倉庫裡爛掉,對於江浙一帶的手工場的老闆們來說這都是白花花的銀子。

所以就有人把眼光瞄上了海外市場。

我們需要知道一點,大明生產的國際硬通貨,絲綢(含各種絲製品)、茶葉、瓷器、漆器等,海外需求量是巨大的,發展海外貿易就成了傾銷商品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將商品變現的重要手段。

汪直,一位“變異”的徽州商人

資本主義萌芽

如以日本為例,明朝生產的手工品是絕對的暢銷貨。

大抵日本所須(需),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必須脂粉,漆扇朱工必須金銀箔,悉武林(杭州)造也;他如饒(州)之瓷器,湖(州)之絲綿,漳(州)之紗緝,松(江)之棉布,尤為彼國所重。---《中國水運史》

然而,對於大明的商人來說,要想光明正大的發展海外貿易比登天還難。

作為大明的統治者,維護的國際貿易體系並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對等經濟交流,而是以市舶司為主體的藩國朝貢貿易制度,遵循的是“上奉天道, 尊事中國”的宗藩體系,這和西方國家尋求的國際貿易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這種貿易方式,其實政治的考量因素更多。其特點在於,明朝對藩國朝貢的商人一律免除關稅,並對他們的商品高價收購,除此外,還給予這些藩國的商人優厚的賞賜。

當然,明朝也不是愣子,對藩國朝貢的商人進行了限制,朝貢時間有定期,朝貢人員有定額,並不是他們想來就能來的。

總之一句話,市舶司制度下的宗藩貿易制度,對於藩國朝貢的商人而言絕對有利可圖。所以,實行海禁,利用經濟手段懲治海外藩國也成了大明朝對外的政治目的。

故而嘉靖以前,明朝統治者對開海的態度是官方控制,民間禁止,更多是國家政治、戰略上的考量。

汪直,一位“變異”的徽州商人

市舶司,明代宗藩朝貢貿易的主要管理機構

由此,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日本兩大使團在寧波爭奪朝貢特權時發生了爭執,以致倭人尋隙,劫掠寧波,和明軍發生了武力衝突,史稱“爭貢之役”。

嘉靖一怒之下,關閉浙江、福建的市舶司,只保留了廣東一地,也斷絕了和日本之間的貿易途徑。

當然,嘉靖帝關閉了閩浙兩地的市舶司,但事實上,浙江、福建一帶的海商、地方鄉紳,甚至被罷官歸鄉的官員,都會暗地聯合地方官府實行走私,賺取鉅額財富。

如嘉靖年間,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提督軍務的朱紈,就提到了此前因考察不過被罷官的林希元,已經成為走私的幕後主使。

不惜名檢,招亡納叛,廣佈爪牙,武斷鄉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貲本、藉其人船,動稱某府出入無忌,船貨回還,先除原借,本利相對,其餘贓物平分。---《甓餘雜集》

在這種因為海禁導致沿海走私盛行的情況下,不滿足於徽商秉承傳統走商、行商的經商手段賺取財富的汪直,以徽州人的敏銳和膽識,積極走向海外,發展海上貿易事業,成為徽商中的“異類”,以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其他徽州同鄉不可仰望的鉅額財富。

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鉅艦,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諸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五峰船主。---《籌海圖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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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日本朝貢使船

當然,如果汪直只把自己的慾望限制在走私賺取財富上,其實在嘉靖時國事頹廢、海防鬆弛的情況下,他是完全可以漂白上岸的。

只是,他偏偏不滿足於走私賺取財富的現狀,反而還懷著一顆濟世為民的心,用他自己的話說,開港通市,為民謀財。

也就是說汪直的最終目的,就是期望大明朝廷放棄海禁,使得海上貿易合法化,同時他也願意為大明捍衛海疆安寧,鞏固大明海防。

竊臣直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自明疏》

那麼,他的要求是否合理?

嘉靖時期,隨著大航海的進一步發展,大明已經不可抑止的被捲入全球貿易的浪潮中,無論是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屯門海戰,還是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52年)葡萄牙殖民者竊取澳門的居住權,無一不是在告訴大明君臣,時代已經進入了新的篇章。

如果還不以前瞻性的目光看待世界,不去主動變革,大明將會失去更多的先機。

而事實上,大明固守的朝貢貿易體系在當時已經難以適應全球化的國際貿易體系,而海外藩國,如:呂宋、三佛齊等都已經淪為了佛郎機人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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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大航海時代,大明已經被捲進了全球化貿易

故此,作為海外貿易巨擎,汪直對當時國際貿易形勢的判斷、對海外貿易獲利的敏銳度、對海外國際形勢的變化,都是遠遠超過大明官僚的。

正因為如此,堅持謀求大明放開海禁,允許海外貿易合法化執念的汪直,從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開始,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三月間,不僅主動積極地配合明廷剿滅海盜,還在地方官僚的默許下,於舟山瀝港建立自己的貿易基地,以期重塑雙嶼港的繁華。

平心而論,因為地方官府的默許,這期間內,汪直享受到了少有的貿易自由的時光,這一刻他是幸福的。

後有一王船主,卒領番船二十隻,陳思盼往迎之,約為一夥,因起謀心,竟將王船主殺害,奪領其船。其黨不平,陽附思盼,將各船分佈港口,以為外護,而潛通五峰。五峰正疾思盼之壓,已而瀝港往來,又必經橫港,屢被邀,賊乃潛約慈溪積年通番柴德美,發家丁數百 人,又為報之寧波府,白之海道,差官兵但為之遙援。詢知其從船出掠未回,又俟其生日飲酒不備,內外合併殺之……計擒其侄陳四並餘賊數十人送官……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公然無忌。---《 海寇議·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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瀝港的繁華,離不開汪直的管理

即使如此,但不要忘了,汪直的身份依然非常尷尬。

因為是海商,他雖然也自號為儒,但和大明境內的徽商同鄉相比較,官場上誰敢和他稱兄論弟?地方官府默許,那是鑑於他的實力可以威懾和剿滅海盜,使大明沿海不受侵擾。

如果他無法遏制海盜呢?如果是其他人引倭人入寇呢?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三月,新任巡撫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提督軍務的王忬,任用參將俞大猷,在剿滅黃岩倭寇不成的情況下,襲擊瀝港,並認定汪直為倭寇入侵的背後主謀!

時有賊首蕭顯等,誘倭入寇上海縣。賊首王十六、沈門、謝獠、許獠、曾堅,誘倭焚劫黃岩縣。參將俞大猷、湯克寬欲令王直於黃岩拿賊受獻,而賊已遁,乃議王直以為東南禍本,兵擊之於烈港。---鄭舜功《日本一鑑.卷六》

汪直,一位“變異”的徽州商人

倭寇入侵示意圖

看明白了嗎?

倭寇入侵黃岩發生在嘉靖三十一年,而這一年正是汪直和浙江地方官府通力合作的“蜜月期”,一心只求海上合法貿易,朝廷開放海禁政策的商人,在得到貿易自由的情況下又何必去引倭入寇?

那為何汪直背上了這口“引倭入寇”的鍋?誣陷,推卸責任,是大明官僚體系中慣用的手法。

這一切,都基於他是海商,本身就已經違背了大明律法,官府能用你,也能放棄你。何況擁有一支不受朝廷控制的可以橫行海洋的軍事力量,就算是商人集團,在無法剿滅所有海盜,維護海疆安寧的情況下,自然會令人聯想到“養寇自重”的誅心,這足以讓當權者所不安,為時代所不容。

貢舶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及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籌海圖篇》

汪直,一位“變異”的徽州商人

倭人尋隙

汪郎說:

16世紀正是世界航海的大發展時期,汪直作為明朝民間從事海洋貿易的代表,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

他雖然走了一條有悖於徽商傳統的經商道路,但並沒有放棄徽州人講究的商業誠信道德,依然利用儒家道德來約束自己,力求維護正常的海洋貿易秩序,並堅定自己的商業信念,是洋人眼中真正的大明海商領袖。

直本徽州大賈,狎於販海,為商夷所信服,號為汪五峰。凡貨賄貿易,直多司其質契。---《明世宗實錄.卷四百五十三》

這樣的人,是對大明固有的社會根基,即小農經濟的威脅和動搖,統治者能容他一時,卻容不下他一世,結局自然也就註定了。

那他到底是不是引發嘉靖年間的倭寇賊首?看看明朝人自己怎麼說。

王直向居海島,未嘗親身入犯,招之使來,量與一職,使之盡除海寇以自 效。---徐光啟《海防迂說》

王直者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雲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徐學聚《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所以諸公自己遐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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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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