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0字，得看一小会儿】
在家避瘟一月，逢父亲忌日。29年前春节比今年晚21天，辛未正月初九（1991年2月23日）1时30分他走了，虚岁80。按“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习俗，应该投胎多年了吧。
燃一柱香，凝视书桌边高悬的父母照片，搜寻记忆中的父亲过往，陡然发现，对爸的了解太少。对他有限的了解大多在他去世以后。
世上儿子对父亲的了解估计都一样。他在时，儿子总期待：老爸对自己的肯定。很少有男孩能清晰意识到自己的成长基因，实际来自那个自己叫“爸”的男人。我们的性格、脾气、习惯，优点、缺点等，基本来自他。我们的价值观、自律与否等，也大多来自他。
算起来，我比我爸读的书多几何倍数，见过的世面比我爸广不知多少，社会地位也比我爸高多多。可是，我爱吃桃儿、桃酥，正是我爸最爱；
面对提前到与迟到，我总选择前者。而我爸最怕迟到，他带我候车最夸张的提前四小时到车站；
好多人说我面对别人有错时说话声大尖刻，而我爸遇到对零件不修只换的机修工，就骂人家“蠢的”“败家子”。他对机器零件固执到只修不换，他徒弟曾对我说“你爸技术一流，就是脾气大”；
我过花甲，自认为基本没占过人便宜，只要欠人家，就五抓挠心，如今还会纠结到每一堂课，生怕没讲好。我爸则一辈子只靠薪水养家，甚至一度响应号召减了工资。退休后被人请去修织布机，老板都说“朱师傅差不多可以了”，他却死脑筋跟人叫起来。说拿人工资没修好机器就是占便宜；
我会有无名脾气，虽热血帮人，却朋友不多。我爸生气时居然会追打自己饲养的鸡，在他处境艰难之时，却敢把“走资派”藏在自家楼梯间，还给送饭。可没换来什么好；
在周边人都认为我处于人生高峰时，我打破一般认知停薪留职走出小圈子，融入大特区。我爸则是从十多岁起就走出家乡，先在百里以内打工，然后奔向上海，那里是民国时的特区；
对儿子的学习，我基本没管过，属于身教之类的散养。30年后看，他自学能力超强。我爸也从没过问我的学习，60年来，学问增长基本来自高手点拨与自学。儿子最初的汉字组织能力与我有关，而我生平写的第一封信是我爸教的。清晰记得一封信问他十几次，他乐道：起债咯（临川话），你这是初中生？
诸如此类吧。
说说我知道的我爸。
他出生的地方叫：临川长山晏垄里朱家。比较好理解，就是田地边上的村庄。3岁时家里顶梁柱他的祖父去世，父亲朱福生是单传，只会种田，且脾气急躁，显然持家能力有限，面对六个儿子不知该怎么养育。
幸好打长工出身的祖父留下了用苎麻织夏布（也称麻布）的技艺。我爸由此与织布机打了一辈子交道，后来他自己6个儿女有3个进了纺织厂。
织夏布需要买麻和卖布。“买卖”二字在祖父去世后，家里没人运用的好。家里两亩半田也是租的，佃户的家境日益恶化。在我爸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从很小就跟着他爸种田，还帮别人织夏布。15岁之前肚子基本没饱过，过年也从没吃超过一两肉。冬天没棉衣是正常，鞋袜亦少有穿过。有时能吃饱饭是他和二哥去到抚州各地短期“作马路”（修公路），不赚钱只赚吃。幸运的是8岁时去读过十个月的四书，学会了基础汉字。
15岁他正式走出家乡，跟着老乡到繁华的上海，进了宜昌路申新纺织第二厂，学徒做钳工。读过十个月书的他，快速学会看图纸。
能顺利被工厂招录是因为家乡出了个官费日本留学归来的纺织工程师——朱仙舫，是中国第一代纺织工业实业家，在上海管理几家“申新”纺织厂。朱公对来自家乡的青年人有长远打算，举我爸几兄弟为例，老大守家，老六身体不好也在家，剩下四个都相继进了纺织厂，分别安排在粗纱、细纱、捻浆、织造工序。这一家子就可以开纺织厂了。在垄里朱家，大约可从1.5辈人里找全纺织厂的各个工种。
此后25年，我爸经历了民国辉煌十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分别在上海申新纺织七厂、武汉第一纱厂、江西南丰、宁都、南城等难民工厂、上海国棉十六纺织厂、上海中纺二厂等纺织厂做织部机修工，且是技师。估计工资不低，老年后他流露过年轻时的牛逼，说过年回家打牌九输掉过几条牛。为了结婚，他在上海曹家渡长寿路长寿支路61弄买了一栋小二层房子，地址是19号。他的六个孩子有四个生产在这栋房内。
纺织厂，女工多，他的技师，有钱，却为什么不娶上海姑娘，反而是他大哥托人给在家乡找个文盲老婆？我们子女只知道这对常吵常乐的夫妻从一而终。
朱仙舫先生1953年应邀回到江西，任江西省轻化工业厅第一副厅长。恰巧江西在苏联老大哥帮助下，正建设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江西棉纺织印染厂（简称江纺）。不知有否受朱公影响，1954年我爸竟然抛家舍业独自被借调来南昌支援江纺建厂，那年他41岁。
我妈不干了，一人在上海搞不定上班、带孩子两件事，便辞职，把房子卖给老乡，带着孩子来南昌找我爸。从此，我爸回不去上海了，在江纺干到60退休（实际还差半年）。
从没有离开过织布机的他曾自豪说：我闭着眼也能把一台丰田织机装好并开车。他每年春节都会去给朱仙舫先生拜年。
在江纺，老爸最初是享受了荣耀的，那会儿时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是经由江西省工业厅向上海相关单位借调到南昌来安装布机，属于高级技工。给他的房子是当时江纺最好也是最大的房子：24家6栋16号。给他的工资亦是最高的：110多元，据说超过厂长。后响应党的号召，自动把工资降到86元。到1972年退休，他还有月薪60元。我1975年底进江纺工作月薪24元。
我们家在全部家具等生活用品基本配给的1959年，买了家用电器——华生台扇。听我妈说，我出生时炎热且蚊子多，我爸就买了电扇。南昌的新雅、万花楼、时鲜楼等大餐厅，我爸带着全家是常客。最令人惊奇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居然在住宅楼养了猪。
我爸的走背字运是文革。那时的教育是国民党不抗日，而我爸在家乡避战祸时短暂加入过民国的乡村保甲队。文革时，华夏几乎完整地陷入到弱者相互加害的情境。不知是谁告密，说他抗日期间帮国民党办事，还杀了人。不管真假不准辩驳，做一辈子工人的他被揪出。接着是抄家、游斗、从供应科织部仓库下到纺部劳动。调查半天，发现是污蔑，但已没人纠正。我爸的房子被一个虎视眈眈多年的邻居小人物无理侵占。
而那位朱仙舫先生也因遭到来自家乡人的攻击，含冤而逝。他的后人亦没了乡愁。
再往后，我爸由厂革命委员会宣布平反，发还被抄走的东西。金银细软都不见了，按当时金银价返还人民币。也不知是怎么计算的。反正我爸又带我们去胜利路的新雅，大吃一顿。我爸说：没死已万幸，而文革没下降我两口子的工资已满足，我没缺过钱，退休了还有这么多钱，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他是建国后最早一批退休的产业工人，如果晚退4年，我家就多一个顶替的指标。
退休后，日常家务从我妈肩上转到我爸肩上，他帮着带孙子带外孙女。我妈小我爸一轮，她工资月薪76元，当时也高的惊人，很传奇。
在我不多的记忆中，大热天，我爸赤膊，一手夹着外孙女一手炒菜，背上搭条湿毛巾，真是汗流浃背。上初中的我却没意识要上前帮一把。
我爸几乎每月20日准时去邮局给他几个下放的孩子寄钱，一人五元。那个年代应该是很多了。
他从没用嘴说过想孩子。很久以后，从他留下的文字中，我看到一个父亲用写信的方式在心里强烈思念孩子。那些信没发出过，仅停留在他的草稿本上。
我爸只看到了我起步，他对我的肯定停留在我办报成绩上。刚而立之年的我已被评为全国读书积极分子，作为江西唯一代表，去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那都是我爸心目中的圣地。他的笑容很孩子。
当我在紧张筹备江纺电视台最忙的时候，他倒下了。回想起来，对于他的离去我并没有觉得天塌了，也没多少悲伤。再往后，除每年清明给他扫墓外，其它时间我都处于人生不断努力之中，很少想起他。但无疑，他没有离开过，他的基因在影响我的一切。
这就是我爸，我不太了解的父亲，他属牛。印象中从没跟他有过单独合影，很是遗憾。好在他始终在我心里，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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