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太宗三次看實錄揭開“玄武門之變”真相！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明君，一手開創了名垂後世的“貞觀之治”

“勝者王侯敗者寇”，對勝利者美化、對失敗者詆譭已成為歷史的慣例，尤其是唐太宗這樣的千古聖君。然而，最近我在讀史書的過程中卻發現了一些端倪：也許玄武門之變另有隱情。

一 太宗三次看實錄，究竟有哪些隱情？

據《資治通鑑》記載，唐太宗即位後曾先後於貞觀九年（635）十月、十六年（642）四月和十七年（643）七月三次要求親自觀看他本人及高祖李淵的實錄。根據中國的歷史傳統，皇帝是不能看記載他本人言行的起居注、實錄的，所以前兩次要求均被史官言拒絕。

到第三次，他向監修國史的當朝宰相房玄齡表白自己觀史的用心：

“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

（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樣。帝王親自觀看國史，可以瞭解自己以前言行的錯誤，作為以後的警戒，你可以接順序寫成了呈給我看。）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這個理由當然很是冠冕堂皇，房玄齡只得與許敬宗等人刪改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各20卷呈上御覽。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過隱？宜即改削，直書其事。”

（太宗看到其中記載的六月四日之事，有多處寫得很隱諱，便對房玄齡說:“當年周公誅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鴆叔牙才使魯國太平。我所做的是為了安定社，造福萬民。史官執筆時何必要有隱諱呢？應該修改、刪除浮誇不實的地方，直截了當地把事情記下來。”

《唐會要》卷六三《史館雜錄上》）

原來，太宗再三要求觀看實錄的原因即在於此。那麼，讓唐太宗如此放心不下的“六月四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綜合《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的相關記載，大致情形是這樣的：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突厥進犯，太子李建成建議其四弟李元吉率軍北征，並徵調秦王（李世民）府的大將尉遲敬德、程咬金和秦叔寶等人，得到高祖李淵的同意。

建成一向嫉妒世民的軍功和威望，必欲除之而後快，企圖利用與秦王在昆明池餞行的機會，埋伏下甲士行刺，成功後即上奏稱其暴卒，而尉遲敬德等秦王府驍將則一律坑害。

李世民很快從他收買的太子下屬、東宮率更丞王晊處得到了這一消息，連夜與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商議對策。眾人都動秦王先發制人，而李世民不忍骨肉相殘，尚猶豫不決，幕僚們以歷史上舜躲避受其惡兄象唆使的父親瞽叟迫害的故事，終於說服了他採取行動。

偏巧五六月間，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現，六月初一、初三又再次出現，傅奕向高祖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李淵聞奏大怒，認為這預示世民將謀反篡位，立即召世民責問。世民申辯說這是建成、元吉二人想謀害他，並且“密奏建成、元吉禍亂後宮”。李淵當即大吃一驚，決定第二天將兄弟三人一起召來當面“鞫問”（審訊的意思）。

六月初四一大早，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人埋伏於玄武門建成、元吉二人行至臨湖殿時，忽然發覺情況異常，當即掉轉馬頭想逃回東宮。世民率人衝出，在後面追趕，元吉“張弓射世民”，因為驚慌失措，弓弦都未拉開，連射三箭不中。世民張弓還擊，一箭射建成。

此時尉遲敬德率70餘名騎兵趕到，射中元吉坐騎，元吉墜馬。世民的馬也受了驚逃入樹林，被樹枝絆倒。元吉趕到，奪下弓箭勒住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叱之”，一箭射元吉。這時東宮和齊王府2000餘精兵聞訊趕到，猛攻玄武門，情勢十分危急，尉遲敬德急持兩人首級出示，

02 太宗示意史官修改實錄，疑點重重

《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都是根據已被房玄齡等人刪改過的實錄、國史修撰而成的，是公認的權威史書，試問這是歷史的真相嗎？如果唐太宗真的要大臣不受控制和干擾，秉筆直書歷史真相，他又何必接二連三地要求觀看呢？

看了以後又覺得不滿意，說自己是為了“安社稷，利萬人”，自比是周公誅管蔡，實際上就是為“玄武門之變”定下了調子，史官怎敢不遵照這一調子來寫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據《唐會要》卷六三，太宗第一次要求觀看國史是在貞觀九年（635）十月十六，而玄武門之變後退位、已當了九年太上皇的李淵逝世這年的五月庚子（初六），葬於同年十月庚寅（二十七），在李淵剛去世不久、尚未安葬時，太宗何以竟然就急著要看實錄？

此前，諫議大夫朱子奢曾進諫勸阻，說：

“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

（陛下您有聖德在身，言行沒有任何過失的地方，史官所記述的，全是您的優點。

見《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太宗仍放心不下，這不正反映出他的心虛嗎？章太炎曾指出：

“太宗既立，懼於身後名，始以宰相監修國史，故兩朝實錄無信辭。”

（《書唐隱太子傳後》，見《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上，《章太炎全集》第5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經過唐太宗欽定的《高祖、太宗實錄》中的建成、元吉形象，簡直一無是處：

“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帷海不修、禽犬之行，聞於遠邇”；

“巢王（即李元吉）性本兇愎，志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資治通鑑）巻一九O司馬光《考異》所附《高祖、太宗實錄》）

總之，兩人味酒好色、庸劣無能，嫉賢妒能、兇殘暴戾，把傳統社會所能想到的惡名都加到兩人頭上了，完全衙內型人物的典型。而李世民則大智大勇，深謀遠慮、功勳顯赫，“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資治通鑑》卷九一），如此貶抑建成、元吉，溢美世民，連囿於傳統史觀、奉太宗為正統的司馬光都有所懷疑，“史臣不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司馬光《考異》）。

唐太宗畢竟“稍遜風騷”，對文治的一套還不內行，

所以儘管有唐一代，所有的皇帝都是太宗的子孫，沒有人敢給“玄武門之變”翻案，但從宋朝開始，就不時有人揭露史料中的矛盾，質疑唐朝的官方記載了。

二 還原真實的李淵和李建成

時至今日，我們只要對史料稍作分析，也不難看出事件的前因後果和真相：

01 李淵才是起義的核心

隋大業十三年（617），時為太原留守、襲爵唐國公的李淵以尊立隋煬帝的孫子代王楊侑的名義，自晉陽（今山西太原）起兵，據兩《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的記載，這次起兵的策劃和部署全出自李世民一人之手。

“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資治通鑑》卷八三）直到李世民將自己的謀劃告知李淵時“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經過李世民和眾人的反覆勸說，李淵才被迫同意，“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

將李淵描繪為膽小怕事、胸無大志的猥瑣小人，而李世民則成了大唐帝國的締造者和開創者。

大業十二年（616），好友夏候端曾以天象勸時任河東討捕使的李淵：

“金玉床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實沉之次。大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若早為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舊唐書・夏侯端傳》）

可見李淵早有叛隋起兵之心，只是感到時機還未成熟，隱忍未發而已。

大業末晉陽長姜謩曾私下對其親信說：“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オ，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舊唐書・姜謩傳》）李靖“查高祖，知有四方之志”，想去向隋煬帝告發，只是由於“道塞不通而止”（《舊唐書・李靖傳》）。顯然他們是覺察到了李淵的秘密籌備才會如此斷言，可知晉陽起兵的中心人物應該是李淵。

李世民生於隋開皇十八年（598），大業九年（613）年僅15週歲，李淵正式起兵的大業十三年（617）也オ19週歲，不論後世史官將李世民吹得如何才略蓋世，也很難想象李淵會選擇年齡幼小、政治上尚不成熟的李世民，而其長子李建成《舊唐書》《新唐書》均不載其出生年月，但記玄武門之變時為38歲，可知起兵時年已29歲，顯然更應該成為李淵的得力助手。

《資治通鑑》記載李世民多數催促李淵起兵，李淵卻遲遲不動，原因即在於“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資治通鑑》卷一八三）。即便在擊突厥失利，要被解捕到江都治罪的情況下，李淵仍不願起兵，這不正透露出李淵要等待建成、元吉二人到晉陽後謀劃起兵大事嗎？

而且，如果催促李淵起兵之說屬實，那麼，在建成、元吉等人尚在河東時便起兵叛亂，完全不顧及兄弟安危，豈非借刀殺人之舉？高祖與庶妻萬氏所生兒子智雲在起兵後尚留河東，被隋吏捕去送至長安處決（《舊唐書・楚王智雲傳》），不就正是明證嗎！

由此看來，世民與建成矛盾由來已久，早就欲置其於地，這也為後來的玄武門之變理下了伏筆。

對於建唐前李建成、李元吉的作為，《舊唐書》說是“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為惡”（《隱太子建成傳》），不過是個紈絝子弟罷了，但所幸關於唐朝初創過程，還有《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書存世，記載隋大業十三年（617）五月晉陽起兵至翌年五月長安稱帝的史實。

作者溫大雅在李淵起兵時任“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舊唐書・溫大雅傳》），該書撰成於“義寧、武德間”（《史通・正史》），在玄武門之變前，有關記載就與《舊唐書》《新唐書》大相徑庭。

隋大業十二年（616），李淵“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至十三年（617），建成尚在河東，李淵對留在身邊的李世民說：“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可見晉陽起兵確為李淵本人蓄謀已久之事，且對建成的倚重也溢於言表。

河東是軍事要地，處在太原和關中之間，李淵“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而建成亦不負李淵期望，“傾財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攻克霍邑後，《舊唐書》說“河東水濱居人進舟，不謀而至，前後數百人”。想必與建成二人在河東的工作密不可分。

歷史上的李建成其實文韜武略都有可圈可點之處。

李淵起兵後第二月，建成、元吉從河東趕回太原，隨即與世民共同指揮了關係帝業成敗的首次大戰，一舉政克西河城，往返僅用九天時間，從此奠定了進軍關中、直取長安的基礎。而《舊唐書》《新唐書》涉及這一至關重要的戰役時，

西河之役後，建成因功封為隴西公，統率左軍，世民封為敦煌公，統率右軍，可以說建唐以前的全部軍事活動，定西河、取霍邑、圍河東、屯永豐、守潼關、克長安等，建成都是直接參與者和指揮者。考慮到該書作者溫大雅屬於李世民一黨，絕不會故意貶低世民、抬高建成，應該比《高祖實錄》《太祖實錄》真實可信得多。

武德元年（618）李淵定都長安之後，隨即立李建成為太子，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作為儲君，建成的主要職責是幫助高祖處理日常政務，“高祖憂其不閒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並委派德高望重的老臣李綱、鄭善果輔佐。

而領軍作戰、平定各地割據勢力的任務基本上都由秦王李世民承擔，客觀上為其建立顯赫的戰功創造了條件，形成了“秦王勳業克降，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如果這一點便認定建成的政治、軍事才能遠遠不如世民是很偏頗的。黑闥事件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竇建德為唐擊敗後，其部將劉黑闥於武德四年（621）起兵，很快佔領故地。李世民奉命圍，採取“其魁黨皆懸名處決，妻子系虜，欲降無繇”（《新唐書・隱太子建成傳》）的高壓政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勉強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

但僅隔數月，武德五年（622），劉黑闥因又再度起兵，“句日間悉復故城”（《舊唐書・劉黑閱傳》），定都洺州，稱漢東王。李建成接受王珪、魏徵的建議，主動請令征討，一改李世民的高壓政策，實行寬大安撫的懷柔政策，“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新唐書・隱太子建成傳》），於是“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

這足以說明，李建成的軍事才能絕對不亞於世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資治通鑑》為了貶抑建成，借王珪之口說“今劉黑因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建成正可藉此而輕易博得勳名云云，完全是誣衊之辭。

因為《舊唐書・劉黑闥傳》明確記載武德五年（622）劉黑闥再度起兵，憑藉突厥力量進攻山東，瀛州刺史馬匡武城陷被害，貝州刺史許善護全軍覆沒，準陽王李道玄戰亡，原國公史萬寶大敗逃回，滄州刺史程大買、廬江王李瑗棄城逃走，齊王李元吉“畏黑闥兵強，不敢進”（《資治通鑑》卷一九O）。可見當時劉黑因的聲勢是非常浩大的。

舊時史家的記載，均眾口一辭稱建成、元吉嫉賢妒能，兩人狼狽為奸，多次陰謀加害世民，玄武門之變實在是太宗不得已之舉。史載玄武門之變發生前三天，即六月初一晚，建成召世民到東官飲酒在酒中下了毒藥，世民當即“心中暴痛，吐血數升”（《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被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宮。

此事的真實性就顏為可疑。建成既然要置世民於絕地，必然下的是劇毒的毒藥，何以世民喝了毒酒僅僅吐了數升血而未當場身亡呢？莫非用了假冒偽劣產品？而且建成居然沒有預伏甲士，聽任世民逃脫，以建成的政治經驗應當明悉行毒酒之計未能成功的嚴重後果。看來此事多半出於貞觀史臣的虛構。

李建成系李淵與竇皇后所生嫡長子，立為太子符合慣例，他也曾為大唐創建立下了赫赫戰功，掌握著東宮獨立的武裝力量——長林兵，並且獲得手握兵權的四弟齊王元吉的支持，李淵最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堅定支持者。

高祖寵愛的張婕好、尹德妃等人經常在高祖面前說建成的好話：“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子遺。”“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顯然，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穩固，看不出他有搞陰謀詭計的必要。

清人王夫之雲:

“太原之起，雖由秦王，而建成分將以向長安，功雖不逮，固協謀而戮力與諧矣。同事而年抑長，且建成亦錚錚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聞也，高祖又惡得而廢之！”

（《讀通鑑論》）。

只有李世民身為次子，根據名分絕無做皇帝的可能，

三 玄武門之變真相：李世民久有奪位野心

事實上，李世民確實早有奪取皇位的野心。

據《舊唐書・杜如晦傳》記載，李世民平定長安後，秦王府很多文武官員被調往外地為官，使得李世民頗感不安。謀士房玄齡告訴世民，這些人調走得再多，也用不著可惜。但是杜如晦就不同了，此人是輔佐帝王之オ，如果秦王只想當一個藩王，杜如晦這樣的人沒什麼用，但是如果要“經營四方”，則非此人莫屬。李世民聞言大驚，“爾不言，幾失此人矣”。急忙將已外調為陝州總管府長史的杜如晦調回。

這些對話不可能出自《舊唐書》編者的杜撰，想必是本自貞觀史臣的實錄。當年記錄此事無非是為了突出太宗重視人方卻無意中暴露了早在建唐之初，李世民就在積極等備，蓄謀奪取皇位了。

在這場儲位鬥爭中，高祖李淵的態度頗為關鍵，《資治通鑑》記載早在晉陽起兵之初，李淵就許諾要立世民為太子，只是被世民堅決推辭了。到了武德四年（621），高祖再次私下許諾立世民為太子。言之鑿鑿，似乎確有其事，但卻與同一來源的另外幾條材料相牴牾。

東都之役後，李世民逐漸以洛陽為基地，擴充自己的勢力，於武德四年（621）設立文學館，招徠了杜如晦、房玄齡、長孫無忌等所謂“秦府十八學士”，武將則有所謂的“八百勇士”，引起了高祖的嚴重不滿。

武德五年（622）他對宰相裴寂說：“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此後就對李世民的軍政權力加以限制，於該年四月將其兵權轉歸齊王元吉，不久又罷免了他的陝東道大行臺、都督山東河南河北諸軍事的職務，由太子建成取代。

接著又驅逐了世民心房玄齡、杜如晦，以致六月初三夜秦王召二人密謀時，他們都是身穿道服化裝潛回的。高祖還曾經當面斥責世民：“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資治通鑑》卷一九一），由此可見，李淵在立儲一事上，態度基本上是傾向於建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身為皇位合法繼承者的太子建成要除掉意欲篡奪的世民是再容易不過的事，建成的謀士魏徵就“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儘管建成採取了不少維護自己地位、打擊秦王勢力的行動，但始終沒有采納直接刺秦王的建議。

武德七年（624），齊王元吉自告奮勇要為建成除掉世民，“元吉伏護軍字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史籍中充斥的建成等人“日夜譖訴世民於上”的記載，看來是建成一直希望能夠通過高祖，按正常渠道解決爭端，而不願骨肉相殘。

直到玄武門之變的當天，李建成接張婕好的密報，得知世民在高祖面前密奏自己淫亂後宮，高祖將召兄弟三人入宮“鞫問”，李元吉主張

而李世民在種種情勢均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要奪取皇位，唯有孤注一擲，發動政變對自己的同胞兄弟下手了。陳寅恪曾據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P2640《李義府撰常何墓誌銘》考定，玄武門之變太宗取勝的關鍵在於收買了原建成的親信、玄武門守將常何（《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可見玄武門伏兵絕非倉促之計。

史載玄武門的激戰結束時，高祖正“泛舟海池”，李世民立即派尉遲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去宿衛。須知李淵身為帝王，平時身邊都有至少二三百人的禁衛保護，而尉遲敬德竟然能夠一身我裝，手持武器直闖，且高祖原擬此日一早“鞠問”兄弟三人，此時卻有閒情泛舟，也是頗令人奇怪之事。看來，在玄武門之變發生時，高祖已被世民武力挾持，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高祖見到尉遲敬德後大驚，敬德稱太子、齊王作亂，已被秦王誅滅，諸大臣紛紛勸“委之國務”於秦王，李淵說：“善！此吾之夙心也。”並寫下手敕，讓諸軍都聽秦王號令，隨後父子二人相見，抱頭痛哭，似乎是父子情深。高祖隨即頒佈詔令，以世民為太子，建成、元吉的十個兒子均以謀反罪名處決，兩個月後，又宜布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登基。

清人趙翼指出：

“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

（《廿二史劄記》卷一九）謂洞見。

足見這個情節屬於後人虛構或者李淵迫於形勢而為。

尾聲 身後名難掩生前“奪位”之行

就在22年前的隋仁壽四年（604），文帝次子楊廣發動宮廷政變，殺其父楊堅和其兄楊勇自立，留在史書上的隋煬帝形象，是個滅絕人倫的暴君，而導演了一場類似宮廷政變的李世民，卻是大唐帝國的締造者，是歷史上少有的明君。

之所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就在於楊廣上臺後橫徵暴斂、窮兵黷武不久即身死國滅，被後世視為亡國之君的典型，而李世民則能吸取歷史的教訓，任用包括原建成親信魏徵在內的一大批名臣，開創盛唐的“貞觀之治”，自然可以從容地修改國史。

儘管我們承認唐太宗李世民確實是歷史上少見的傑出政治家，但其奪取皇位之舉卻是不能諱言的。太宗晚年因其諸子爭奪儲位而極其苦惱，甚至當著大臣的面“抽佩刀欲自刺”（《資治通鑑》卷一九七），就是他自己種下的惡果。

儘管唐太宗要求史官修改實錄，但並未否定其殺死兄弟的事實，否則，他儘可以宣稱建成、元吉是暴病而亡，修改一切記錄，所以讓千餘年後的我們還能從有限的史料中窺出當時的些許真相。

參考書籍：

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中華書局2001年版。

2.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中華書局2005年版。

3.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電子版書籍：

1. 《唐會要》

2. 《史通》

3. 《舊唐書》

4. 《新唐書》

5. 《讀通鑑論》

6. 《太炎文錄續編》

7. 《大唐創業起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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