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在文化艺术史上最不应该忘记的五个人,最后一位是皇帝


云冈石窟:在文化艺术史上最不应该忘记的五个人,最后一位是皇帝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历一千五百余年,但“云冈石窟”之名却是始于明嘉靖年间,原称武州山石窟寺、或灵岩寺、或恒安石窟、或北台石窟。恒安石窟之名盖因六镇起义后,魏前都平城(大同)废弃,北齐时建恒安镇而云冈石窟为其所辖而得名。至于北台石窟,则为与南台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相区别而得名。

《续高僧转.昙曜转》:“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日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干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如此规模宏大的佛国奇迹,在历代留下来的文人题咏,几乎很少,特别是唐代以前,更是凤毛麟角。


云冈石窟:在文化艺术史上最不应该忘记的五个人,最后一位是皇帝

昙曜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一是,云冈石窟地处胡汉交错地带,历来不乏战争,文人墨客涉及较难;

二是,本来就很少,再就是散秩,在加上年长日久,风雨相侵,碑记石刻大多不存,就是所剩摩崖亦不能辨认;

三是,与历史原因不无关系,武州石窟寺固然一度庄严肃穆,繁华无比。但迁都洛阳,六镇兵荒,在加上地处北方文化落后地区,如此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人文传统,造成云冈文化长期处于闭塞状态。


云冈石窟:在文化艺术史上最不应该忘记的五个人,最后一位是皇帝

吉迦夜

虽是凤毛麟角,但毕竟是有,有关最早石窟寺的文字记载,第一位自然是高僧昙曜。昙曜其人,来自罽宾(即北天竺古国名),人少而好学,年十四为弗若多罗所知,”后为沙门,辗转北凉,后入平城(大同),受命开凿云冈石窟。他既是云冈石窟寺五大窟(后称昙曜五窟)的创始人,又是石窟寺的译经祖师。所开创之石窟现已名满天下,世人皆知,而所译之经文《大吉义神咒经》、《净度三昧经》更是佛家重典。


云冈石窟:在文化艺术史上最不应该忘记的五个人,最后一位是皇帝

刘孝标

当时在云冈石窟寺译经的,还有一位高僧,在云冈石窟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就是吉迦夜。吉迦夜为西域胡人,是当时的僧统之一,于公元472年孝文帝延兴二年参与云冈石窟寺的译经工作,并翻译出《大方广菩萨十地经》、《杂宝藏经》等五部,共计二十五卷,在当时是一件佛家极大的盛事。

第三人当属文学家孝标,本名法武,又名法虎,后改名峻,山东德州平原县人。幼时家乡被北魏攻掠,孝标与其母被虏来魏都平城,孤贫不能自立,母子并出家云冈石窟寺为僧为尼。孝标虽年幼,却聪慧无比,且好学,自课勤读,后辅助吉迦夜译经,吉口授、峻笔录,记在云冈一十八年,后南奔归齐。


云冈石窟:在文化艺术史上最不应该忘记的五个人,最后一位是皇帝

郦道元

地理书《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生于献文帝天安元年即公元466年,身经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卒于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即公元527年,郦道元目睹武周山石窟寺开凿盛况,并写下了:“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这是武周山石窟寺第一篇开宗明义的山水游记,寥寥数语,生动地描述了石窟的位置及山水配置,壮丽生动,画图天成,这篇小段,堪称是云冈游记的开山祖师,郦道元堪当为云冈石窟文化艺术贡献的第四人。


云冈石窟:在文化艺术史上最不应该忘记的五个人,最后一位是皇帝

杨广

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

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

回幡飞曙岭,疏钟响昼林。

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

抗迹禅枝的,发念菩提心。

这是隋炀帝杨广大业十一年即公元615年北巡,自太原逾雁门关北上,谒方山永固陵(北魏冯太后墓),途径云冈灵岩寺作的一首诗,诗中隋炀帝特立禅林,觉悟真理,萌发佛境,抒发万法皈依的念头,渗透着浓浓的空灵,意境绝妙。这是有文字记录以来,关于云冈石窟的第一首诗。把隋炀帝这位大同外甥列为第五,无可厚非。(隋炀帝杨广是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独孤伽罗是大同人独孤信的七女儿,另独孤信四女儿嫁给陇西郡公李,生了一个儿子叫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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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

张梦章:(文博硕士)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大同作家协会会员 大同周易研究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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