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天下大亂，內有農民軍揭竿而起，外有滿清八旗虎視眈眈，作為一國之君的崇禎帝正在焦慮不堪中數日子。不得不說崇禎帝接手的的確是一個爛的不能再爛的攤子了，從天啟七年陝西白水縣的王二起義開始，到崇禎繼位的時候農民軍已經是在全中國遍地開花了，如何解決農民軍問題成了崇禎繼扳倒魏忠賢之後的第二大問題。
此時對於農民軍明朝政府採取的是措施分別是：招撫，圍剿，以及撫剿並用的三種方式。在以楊鶴為中心的主招撫和以陳奇瑜為中心的撫剿並用（被動招撫）失敗後，明朝政府採取了最為激進的圍剿政策，執行圍剿政策的分別有：洪承疇，盧象升，孫傳庭，熊文燦，楊嗣昌等人，其中楊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計劃對抑制農民軍的發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最後又功敗垂成，難道真的是楊嗣昌的戰略計劃不可行嗎？
楊嗣昌其人以及他的戰略計劃
楊嗣昌，字文弱，明朝末崇禎朝大臣，萬曆三十八年的進士及第，兵部右侍郎兼三邊總督楊鶴之子，曾因魏忠賢排擠和父親一起罷官回鄉歸隱，後因崇禎帝扳倒魏忠賢又重新復起，父親楊鶴招撫農民軍失敗後，被下獄論死，楊嗣昌三次上書崇禎帝要辭職，並且代父領罪，崇禎帝不但赦免了楊鶴的死罪，還一直讓楊嗣昌仕途步步高昇，由此可以看出來崇禎帝對楊嗣昌是極為倚重的。
《明史·楊嗣昌傳》記載：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為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
作為回報，楊嗣昌為崇禎帝獻上了一份戰略計劃書，楊嗣昌的戰略計劃大體可分為兩部分：1，對外和清朝和談，2，對內強力圍剿農民軍，其中針對第二點又有具體的戰略部署，那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
所謂“四正”是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個巡撫以圍剿為主防禦為輔，是為正面戰場。“六隅”則是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個巡撫以防禦為主以圍剿為輔，是為側面戰場。這十個地方聯合起來就是十面張網了。
那麼這個戰略計劃具體是如何實施呢？很簡單，以陝西為例，假如流寇在陝西境內，那麼陝西、河南、湖廣、延綏、山西、四川的巡撫必須共同張網，形成六面合圍之勢。其他地方以此類推，相鄰的地域必須形成六面合圍，而總督和總理則在流寇後面追剿，如此一來，流寇的機動性將被大大限制，在楊嗣昌看來，這個戰略計劃一旦完美實施，消滅流寇就指日可待。
“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崩盤
俗話說：計劃不如變化快，楊嗣昌的戰略計劃也是如此。崇禎十一年，清軍繞道蒙古，突破長城要塞，直逼濟南，史稱“戊寅虜變”，崇禎急調洪承疇和盧象升保衛京師安全。作為楊嗣昌戰略計劃中的主要執行人，洪承疇和盧象升的調任讓農民軍有了喘息之機，沒多久張獻忠和李自成就開始流竄了。
崇禎十四年，張獻忠攻破洛陽城和襄陽城，福王朱常洵和襄王朱翊銘被殺，因為久病纏身再加上福王和襄王被殺對他的打擊，
楊嗣昌沒多久就去世了，他的戰略計劃也隨之流產。崇禎十六年，張獻忠刨其墳，燒其棺，辱其骨。《明史·楊嗣昌傳》記載：嗣昌在夷陵，驚悸，上疏請死，下至荊州之沙市，聞洛陽已於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
雖然“四正六隅，十面張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個戰略計劃並不能挽救明朝的頹勢，相反的，農民軍在此後越發猖獗。
楊嗣昌的戰略計劃是否可行？
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楊嗣昌的戰略計劃所受之利也止於此了，換句話說，如果楊嗣昌就算不死，他的計劃也很難再實行下去。
首先關外的滿清八旗就不會給明朝機會，前面說過，在崇禎十一年的時候，崇禎曾把戰略的主要實施者洪承疇和盧象升調任京師，從那個時候開始農民軍就死灰復燃了。問題是皇太極是經常這樣騷擾明朝內地的，總不可能皇太極來了就把主要將領調回來，皇太極走了又把他們調任回去，如此反反覆覆，農民軍是斷乎難剿。
其次，要實施這個戰略計劃，必須要足夠的兵力，而太多的兵力則需要太多的軍餉，沒有軍餉士兵都得變成流賊，那麼這些軍餉從何而來？不可能從見底的國庫中掏，更不可能是貪官墨吏捐獻而來。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錢還得以各種賦稅的形式來獲得，如此一來，百姓們賦稅加重，加入造反隊伍的人也越來越多。如果按照這個戰略計劃實施下去，農民軍只會越剿越多。
最後，實施戰略的將領必須配合默契，精誠團結，而明末的將領中多有矛盾，並且思想不專一，例如左良玉，在圍剿農民軍的時候小算盤就打的很精明，總是保存自己的實力。
綜上所述，楊嗣昌的戰略計劃要實施下去，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關外滿清八旗必須議和。2，士兵軍餉必須要足。3，主要將領必須要毫無保留，團結一致。
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這三個條件都不能滿足，因此這個戰略計劃最後只能流產。
結語：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結合當時實際情況並不能挽救明朝，明朝末年的國內外形勢已非人力可挽回，明朝被內外夾擊，再加上天災不斷，崇禎帝能撐十七年已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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