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我的中醫之路及影響我的五大因素

前言：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有句詩：

我的學醫過程回顧以及思想的變遷

學中醫之前，我家被下放到農村。我邊讀高中，邊勞動，幾乎所有的水田農活我都會幹。那時的勞動強度很大，特別是在種植雙季稻的時節，正值8月上旬，天氣酷熱，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往往是天不亮就去水田拔秧，上午割稻，下午翻地和插秧，經常搞到天黑，肚子餓，蚊子叮，渾身曬得紫紅紫紅。那時的清涼飲料，就是井水，放點糖精，就是那時的“雪碧”了！

1973年，我家返回城裡，當地政府安排我到醫院當中醫學徒，開始就給老中醫抄方。比起農村，那就是天堂般的日子。現在回想起來，先苦一下也是好的，就曉得真正的樂是在哪裡了。經過三年艱苦的農村勞動，才曉得有一個職業是多麼幸福的事。

當學徒後，每天坐在老中醫面前，做的事情就是抄方、抄錄醫案、請教問題。

我的老師葉秉仁先生，早年畢業於上海的中國醫學院，長期在農村行醫，中西醫兩法都行。中醫方面他教我方和藥，不僅講方劑的組成和功效，還教我他自己編寫的方歌，如“調肝理脾服逍遙，三白荷草當柴燒”等。

西醫方面教我許多解剖和生理學方面的知識。我的母親是在江陰衛生學校教《微生物寄生蟲病學》的老師，家裡就有許多醫書，對西醫我並不感到陌生。

葉先生教我更多的是臨床診療技能，例如肝臟觸診、心臟聽診及症狀鑑別診斷等。

當時的我對中醫充滿著好奇和新鮮感，什麼都想學。當時大陸大搞中草藥運動，因此我對中草藥也有所涉獵。如用馬蘭根、野菊花治療感冒，用馬齒莧、地錦草治療腸炎、痢疾，用魚腥草、金蕎麥治療肺部感染等；同時，摘抄了不少中草藥現代藥理研究的報道，並用於臨床。

那時的思路比較簡單和粗淺，基本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諸如失眠就用合歡皮、夜交藤；咳嗽就用杏仁、桔梗；食慾不振就是谷芽、麥芽、山楂、陳皮，想法比較簡單。

學徒滿師以後，我開始獨立門診，療效不理想。那時，開始對清代名醫葉天士的醫案進行研究。我把《臨證指南醫案》手抄、對比、分析，寫了一些相關的文章，發表於國內刊物上。

其中，我比較滿意的是“葉天士體質辨證探討”，這對形成現在的體質學說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同時，模仿葉天士醫案處方用藥。

那時還經常做的工作，是名老中醫醫案整理。我將葉秉仁先生等幾位家鄉名老中醫的臨床經驗整理成文，陸續發表，如發表在《新醫藥學雜誌》（後改成《中醫雜誌》）的“雜談偶記”是整理葉秉仁先生的經驗和醫案。

那時，有一件事讓我高興了好一陣子。1976年，我以實習日記的形式整理葉秉仁、夏奕鈞等老中醫的經驗和自己的學習體會，投給了當時名氣甚大的《新中醫》雜誌，不料居然發表了，編輯很讚賞，加了編者按，說我的文章“文體活潑，值得一讀”。

我還參與當地政府衛生局組織的中醫編寫組，編寫《江陰縣老中醫醫案選編》一書，我參與了全書的統稿和編者按等文字工作。

那時，雖然對中醫理論有所熟悉，但認識尚淺薄，大致和教科書觀點相似，只不過對老中醫的經驗有所體會。

當時還是不會看病，經常去請教老中醫，我還手抄過清代常熟名醫餘聽鴻的《診餘集》。總之，處在中醫學的學習期，屬於學習中醫的初始階段，尚談不到什麼思想的形成。

考上南京中醫學院首屆研究生後，我有機會接觸大量的古醫籍，也有很多時間放在讀書上。

那時，我集中學習一些基礎科目，如自然辯證法、《傷寒論》、《金匱要略》及外語等。

那時考慮比較多的問題是：中醫學術是如何發展過來的？今後它的方向在哪裡？中醫理論的特點在哪裡？那時自己還讀了心理學、控制論、黑箱理論等，也寫了一些相關論文。

讀書是苦的，我下了死工夫，花了很多時間，將歷史上一些著名的醫家及其著作、學術觀點、經驗方藥等做筆記，再加上自己的詮釋和評語。1980年的下半年，竟被我寫禿了十幾個蘸水鋼筆的筆尖。

以上的讀書經歷，對我瞭解中國醫學史，瞭解中醫學術流派非常有幫助。這既是我後來編寫《中醫臨床傳統流派》的基礎，也是我多年從事課堂教學的本錢。

所以，要做好醫生，要讀書，好好地靜下心來讀書、思考，儘管有些書當時讀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但還是要讀，讀了才會知道如何選擇，如何讀書。

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陸興起了“中醫多學科研究”的思潮。

其歷史背景是：改革開放的形勢，為中醫學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動力，當時比較響亮的口號是“中醫現代化”，但如何才能現代化？很多學者的想法是：中醫學理論是從《黃帝內經》來的，只有先把理論突破了，才能帶來臨床療效的提高，光靠中醫研究中醫不足以闡明中醫學理論的奧秘，還必須依賴多種學科的參與。所謂多學科包括哲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氣象學、心理學等。

1984年在南京舉辦了首屆全國中醫多學科研究會，大講陰陽五行學說、運氣學說等天人合一的中醫哲學。當時，我也是籌備者之一。

但我在參加這個中醫多學科研究活動以後，越來越感到不踏實。這些研究的觀點離中醫臨床太遙遠，太極陰陽、五行八卦等詮釋，終究談不到具體的中醫世界。所以，我始終與他們有著學術思想上的距離。

那時，我的研究，一是從史學的角度來探討中醫發展的思路。曾寫了《近百年中醫學的發展理論》一文，這篇文章在《醫學與哲學》雜誌發表以後，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專程找到我，他說對我的文章很感興趣。

另一就是從科學的角度認識中醫。我越來越感覺到，中醫作為一門學科，應該有標準和規範，否則，就無所謂發展。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標準化與中醫學的發展》。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接觸到清代著名醫學家徐靈胎的著作，讀後十分震驚。他雖然是兩百多年前的古人，但其學術思想上卻是非常清晰的，具有明顯的近代科學的光輝。他的許多學術觀點，就是放到現在，依然有很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徐靈胎先生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我。我寫了不少有關徐靈胎的專題論文，加深了對徐靈胎學術思想的認識，也加深了對中醫學的認識。

也就在這個時候，我接觸到了富士川遊先生撰寫的《日本醫學史》，書上介紹日本古方派的梗概。

在南京醫學院圖書館，我又讀了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東洞先生的《藥徵》。這個時期是我學術上的探索期，多年模模糊糊的中醫學漸漸有了粗淺的輪廓。

醫案是我學習中醫的重要教材。學徒期間是這樣，在南京中醫學院讀研究生時也是這樣，不僅抄讀地方名醫的醫案，也注意從名醫醫案中挖掘中醫處方用藥的規律。

當教師以後，也在課堂上講些名醫醫案，或開設有關醫案閱讀的講座。後來，為響應學校開設選修課的號召，我嘗試編寫這方面的教材。記得當時住在非常擁擠的筒子樓12平方米的宿舍裡，寫成了《醫案助讀》和《醫案選讀》兩書。

我當時就覺得，辨證論治是一種技能，醫案是培養醫家知常達變的本領，這是學習中醫所必需的，屬於傳統的學習研究方式，不可偏廢。那時對經方家的學術思想已經高度關注，所以書中經方家的醫案比例很大，《醫案助讀》於1987年由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出版，那時我32歲。

除讀醫案以外，我花很長的時間在圖書館看傷寒注家的著作。那個時候喜歡讀舒馳遠的《傷寒集註》、程應旄的《傷寒論後條辨》、柯韻伯的《傷寒來蘇集》、呂震名的《傷寒尋源》等，近代經方家如陸淵雷、惲鐵樵、曹穎甫、祝味菊等的書也給我很大啟發。

我在閱讀中理解到傷寒論研究是“一家有一家的仲景，各人有各人的傷寒”，每個醫家是在註解《傷寒論》的過程中闡發自己的學術觀點，詮釋中醫學的奧秘。可以說，一部《傷寒論》研究的歷史，就是一部中醫學術思想史。

我畢業後從事中醫各家學說的教學，面對的是許多醫家。在教學研究過程中，我感覺到中醫各家學說的研究必須分類，並進行異同點的比較，否則就難以評價，也難以利用。

1989年，我寫出《中醫臨床傳統流派》一書。那時，我對中醫學的認識才稍微清晰些，思想也漸漸有些成熟，眼光開始盯住經方家了。書中的六經辨證派、經典雜病派、辨證傷寒派、通俗傷寒派就屬於經方派中的幾個分支。

1989年秋天，我受國家教委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學進修老年醫學。在京都一年的時間裡，我有機會與日本著名的漢方醫家坂口弘、中田敬吾及細野八郎接觸，向他們學到了不少有關日本漢方的診療思想和技術。

也在他們的推薦下，翻譯了近代日本漢方三巨頭之一的細野史郎先生的《漢方醫學十講》，閱讀了日本明治年間著名醫家淺田宗伯的著作；同時，在其圖書館有機會細細研讀了日本古方派泰斗吉益東洞先生的《類聚方》、《藥徵》及其弟子的著作，如尾臺榕堂的《類聚方廣義》。

在日本研習期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細野診療所週四晚上的讀書會，我經常向他們介紹中醫學的觀點和經驗。

為了讓日本醫生儘快瞭解和掌握處方用藥的技能，我在講座中提出了有關方劑家族（類方）以及藥人（體質）的觀念，比如“桂枝類方”、“麻黃類方”、“黃芪體質”、“柴胡體質”等，並提出了附子脈、桂枝舌等具體藥證，力圖使抽象的中醫辨證具體化、形象化。這種思路和基本內容，成為我後來出版的《中醫十大類方》的雛形。

在日本進修一年，思想非常寬鬆，講中醫中藥，不必侷限於教科書，可以任意馳騁。這個時期形成的思想觀念，為我在20世紀90年代開展的中醫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回國之後，我的研究方向就以方證研究為主，並且投入了很多的精力。1995年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醫十大類方》，當時我是41歲。

寫完之後覺得不夠過癮，還想一味藥、一味藥地寫下去，於是在1996年開始寫《張仲景50味藥證》。

寫出初稿以後，又在南京中醫藥大學開設講座。1997年，首先在日本出版日文版，以後在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

由於中醫學的經驗性，決定了整理和總結老中醫經驗的重要性。這在我的學徒時期就已經明確了這一點，同時也初步掌握了有關的方法和技巧。在進行方證藥證研究的時候，除了文獻研究以外，我非常迫切地需要老中醫經驗的參照。

1995年，我受江蘇省中醫藥管理局委託，對1994年省政府認定的113位名中醫進行了一次臨床經驗的問卷調查。

調查的關鍵是抓住名醫們常用的藥物和方劑，每人限定5張方和5味藥，問卷抓住用藥的指徵和應用範圍、最大劑量與最小劑量、禁忌證、體會等，非常實用。

我的目的是探討各個名醫眼中的藥證和方證。調查的結果編輯成《方藥心悟》一書，由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出版後社會反響熱烈，年後就加印了。

緊接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交給我對全國名中醫進行調查的任務。這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對全國的名老中醫進行統一的系統的問卷調查，是對老中醫經驗所做的一次規範化的收集整理工作。

這任務花了近4年的時間，編輯了130萬字的大型著作《方藥傳真》，已經由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以上都是我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所做的工作。2000年以後，我的研究方向依然是經方方證與經典藥證的研究。經方仍未受到重視，很多人依然認為“古方不能治今病”，不會用經方，不敢用經方，不想用經方。

現在，我的工作是在做經方醫學的推廣。我首先在南京醫科大學開設了一門選修課《張仲景藥證》，沒想到大受歡迎。

一開始講甘草，我就要同學們親自嘗一嘗甘草的味道。我說，嘗藥的目的有二：首先，要知道中藥是我們的祖先親口嚐出來的；第二，要打破你們眼裡中藥是苦的誤區，中藥也有甜的。

同學們覺得挺有趣，課堂上不時發出笑聲。選修的學生有醫療系的，有醫管的，也有護理及口腔醫學專業的，階梯教室裡坐得滿滿的。

有些同學在後來的體會中說，他們第一次嚐到了把選修課當成必修課來上的感覺。第二個學期人數爆滿，第三學期選課達到500人。

除了開課之外，我也到各地進行演講，主題大抵是中醫學魅力、經方藥證應用之類。

我曾說過：中醫的學習一開始首先要問“是什麼”，弄清了“是什麼”，才能去思考“為什麼”。對經方有一定程度理解之後，開始嘗試著思考“為什麼”的問題。怎樣才能創造出一個完整的經方醫學理論的框架？

這是一個新的挑戰，需要結合現代醫學的方法和手段，充實和發展經方醫學，使經方醫學與時代相映。

經方醫學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的“循證醫學”，不過，我們不叫“循證”而叫“隨證”。《傷寒論》有“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說法。所以，確切地說，經方醫學是“隨證的醫學”。我個人學術思想發展的軌跡，大致如此。

影響我中醫之路的五大因素

1、家鄉的一批名老中醫

我很慶幸，我生活的家鄉江陰，是一箇中醫之鄉。江陰過去有寫《風癆臌膈四大證治》的姜禮；近代有溫病學家柳寶詒，寫過《溫熱逢源》，其編的《柳選四家醫案》也風靡海內；近代經方家曹穎甫更是江陰中醫傑出的代表。等我學習中醫時，江陰有一批省級名老中醫，當時號稱有“中醫四大金剛”。

我的啟蒙老師葉秉仁先生便是其中一位。葉先生是上世紀40年代上海中國醫學院畢業，精通中西兩法，臨床的經驗相當豐富，教給我很多東西，是一位非常重視西醫技術的老中醫，他的治學格言是“學術無國界，治病在療效”。

第二位要提到的是夏奕鈞先生，他是蘇南傷寒派朱莘農先生的弟子，性格開朗，稟性聰慧，看病時全神貫注。臨床擅用黃連治傷寒等發熱性疾病，外號“夏川連”，常用瀉心湯、桂甘龍牡湯等。

當時我在衛生局編寫組時，夏老是主編，在他手下工作，學到不少東西，特別是朱家傷寒派的診療風格。

第三位是邢鸝江先生，與夏老是同學。邢老的毛筆字工整端莊，文采非常好，醫案遣詞用句非常美。

他一生清貧，但對中醫一往情深。他說，人生只要一桌一椅一床，足矣！上世紀70年代的生活還是比較艱苦的，但我有時晚上去他的單人宿舍，邢老就特別開心。

他會給我泡上一杯牛奶（當時奶粉是奢侈品），然後為我講述他的所見所聞，其中有他當年治療重證大病的經過，也有中醫界的趣聞軼事。

第四位是陳嘉棟先生，擅長使用張錫純的藥方，並喜歡收集民間驗方，臨床經常有一些奇方奇法，毛筆字寫得很飄逸。

除上面4位以外，江陰還有名醫夏武英先生，他擅用攻下法治內傷雜病。鬱祖祺先生，組方獨特，多屬其經驗方藥。

周慕丹先生，治療婦科疾病善用清利溼熱的藥物，如碧玉散、黃芩、地骨皮等；還有鎮江醫學院的曹永康教授，擅用桂枝湯加味，對業師朱莘農先生的學術思想與經驗有較大發揮。

江陰的老中醫們，都是臨床家，他們不談空玄的理論，而重視實際療效，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

2、來自高校的壓力

作為首屆研究生，我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去讀書，可以在古籍部任意翻閱各種古代醫書。這時，影響我的不僅有現代名中醫，而且還有一批已故的名中醫。

張仲景就不用說了，還有像徐靈胎、葉天士、王孟英、柯韻伯、舒馳遠、曹穎甫、餘聽鴻、陸淵雷、王清任、張錫純、范文虎、祝味菊、吳佩衡，以及日本的吉益東洞、湯本求真等醫學家。

如果沒有南京中醫學院研究生的資歷，我不可能接觸到這麼多醫家，並瞭解他們的學術思想，這個經歷對我至關重要。所以我說要讀書，讀萬卷書。

從學徒到大學教師，這是一個跨越，也是一個嚴峻考驗。大量佔有資料，充分的咀嚼和消化這些資料，然後用生動的語言，流暢的思路讓學生有所受益，這是我教學的基本態度。

我講過“中醫各家學說”“中醫基礎理論”“臨床中藥學”，開設過“醫案講評”“張仲景藥證”“經方應用”等選修課。教師的職業使我懂得如何調動教學對象的興趣，如何安排相應的教學內容。

我曾擔任過8年的《南京中醫學院學報》的主編，組稿、編輯、修改、校對，每一環節必須扣緊。編輯要有雜家的寬泛，又要有專家的細膩，既要變通，又要嚴謹，既要了解讀者，又要理解作者。編輯生活，讓我懂得市場，懂得中醫的文章要有讀者才有價值。

所以，在南京中醫藥大學的20多年，是我成長和成熟的重要時期。大學校園裡的那種無形的壓力，成為我努力奮鬥的動力。

3、長期的臨床實踐

從1973年步入中醫這個行業以來，我的臨床幾乎從未中斷過。雖然研究生時期直接看病少了，只能偶爾跟著導師看診。但我對自己的定位很明確，自己是個醫生，讀書、研究、教學、編輯都只有一個目標，就是為了治病，為了臨床療效！

臨床療效是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我非常珍視我的門診，平時除非有緊急的情況，一般是決不會放棄自己心愛的門診的。現在有許多年輕人學習中醫都非常認真，但總有一種空虛感，究其原因，就是沒有接觸臨床的緣故。

4、到日本進修和考察

這是一個關鍵期。因為日本提供給我的是一個寬鬆的思維環境，以及特殊而嚴謹的教學要求。人的思想只有在沒有束縛的環境下，才容易迸發出創新思維的火花。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5、家庭和個人因素

我的曾祖父是江陰華士一帶著名的骨科醫生。祖父經商。父親學美術，搞中國畫，後來又從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母親是學西醫的，在衛生學校當微生物寄生蟲學科教師。

父親給我們的價值取向是：為社會作貢獻，為民族爭光，也為家族爭光。我的伯父是建築師，為臺灣故宮博物院的設計者；叔叔在攝影界，其書法、篆刻也是一流的。

我們這個家庭對文學、藝術、歷史等方面很重視，可以說有書香味，當時我自己的理想是當作家或詩人，沒想到一腳踏進了中醫的世界。正因為喜歡文學，喜歡寫作，於是對整理總結老中醫史料有較好的基礎。我體會，只有寫作才是讓思想變得清晰的方式。

我性格不拘謹，比較敢“露”，不怕別人來批評我的東西，因我相信真理總是愈爭愈明的。

還有一點，我自己覺得比較勤奮，不會沉溺在物質享受中。我不太怕苦，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因為有創新，所以能給人帶來愉悅，所以一點都不覺得苦。我覺得人生最大的樂趣就在於此，在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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