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5 年1 月22日，唐都洛陽城的玄武門內人奔馬突，刀光劍影，傳來陣陣喊殺聲。大臣張柬之、崔立、桓彥範、袁恕己、敬暉等人，經過密謀策劃，率領部分羽林兵發動了宮廷政變。他們殺死武氏寵臣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擁立中宗李顯復位，迫使統治了20餘年的武則天退出朝政，在唐朝歷史上，一年中出現兩位君主，並非絕無僅有，但皇帝更替，而同年的年號只有一個，卻是這次事變後帶來的一個少見的現象。由此也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這個聯繫兩朝的神龍年號，究竟是誰制定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到當時的文獻典籍中去尋找答案。現存的唐史典籍中，資料最豐富、體例最完備、敘事最詳盡，唐時五代時劉昫等人編撰的《舊唐書》和北宋時宋祁、歐陽修等人編撰的《新唐書》。這兩部唐書對神龍年號的建制都有所記載，但令人困惑的是，兩書的記載卻截然不同。《舊唐書》卷六載：“（武則天）神龍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即更換年號）……癸亥，麟臺監張易之與弟司僕卿昌宗謀反，皇太子（李顯）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以羽林兵人禁中誅之……甲辰，皇太子監國，總統萬機，大赦天下。”由此可見，《舊唐書》認為神龍年號是武則天所制定，唐中宗李顯繼續沿用了它。《新唐書》卷四卻摒棄上說，改記為：“（唐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於位。”按《新唐書》的意見，神龍年號是由唐中宗建立的，它與武則天無緣。新、舊兩部唐書，雖然成書年代有先有後，著書目的也互有側重，但所依的資料，各有根據；撰書之人，都是當時的名家；一旦書成，又是尺短寸長，自有千秋，因此，對於兩書的任何一種記載，都不能隨意地予以否定。那麼，如何來分辨這個歷史的是非曲直呢？後來的一些史學研究者（如著作《新唐書糾繆》的北宋人吳縝）對新、舊唐書各自記載上的錯誤，曾做過一些考訂，但對神龍年號問題，則大都忽略了。對這個問題引起足夠重視、並且做出了重要貢獻的，應當首推為《資治通鑑》作“注”的南宋人胡三省。他看到了新、舊唐書這個記載上的不同，並沒有簡單地肯定其中的一說，而是運用“它證”的方法，從其它唐史材料中去找根據。他發現《舊唐書》、《唐歷》、《統記》、《紀年通譜》等書
的記載都是相同的，而《新唐書》則一幟獨樹，缺乏旁證，據此，他才判斷道：“新紀（《新唐書》本紀卷）誤也。”
胡三省是一錘定音。因為他的論斷言之有理，也因為唐史的不少原始材料後來都佚落了，很難再作考訂，所以以後許多學者，大都襲用了胡三省的這個意見。神龍年號的問題，看來似乎是解決了。
但是，近年來出版的一些歷史書籍，特別是一些歷史年表，對於神龍年號的“歸宿”，又有了若干不同的表述和意見。如方詩銘編的《中國歷史紀年表》、榮孟源編的《中國歷史紀年》、萬國鼎編的《中國歷史紀年表》等書，都將神龍年號從武則天朝列起，連續到唐中宗朝；而河南博物館編的《中國歷史年表》、文物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年代簡表》，翦伯贊主編的《中外歷史年表》等書，則把神龍年號完全標在唐中宗名下。無論這些著作的名稱有同有異，內容也有詳有略，但它們所表達的意見，大都有一定的根據，在學術界也有一定的影響。並且令人注目的是，這些名目諸多的著作，又將意見大體歸結到新、舊唐書那兩種不同的記載上去了。這是一種重複？還是一種失誤？或是一種昇華的研究？這些都值得思索。但不管怎麼說，神龍年號的問題，是又一次被提出來了。中國歷史上的年號問題，可以說是百枝千葉，不勝枚舉。若把研究歷史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這些問題上，那是重蹈清朝乾嘉考據學者的老路，當然不足取；若是對這些問題全然不顧，則又會使歷史的研究失去真實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花費一定的精力，作出認真的努力，來解答神龍年號以及類似的問題，看來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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