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千里在武漢的文化救亡活動

沙千里在武漢的文化救亡活動

沙千里在武漢的文化救亡活動

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在一起。

  “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原籍江蘇蘇州,1901年6月12日生於上海。出身清寒,早年在大豐洋布號當跑街。北伐戰爭時期加入國民黨,任上海三區黨部執行委員,曾參加救國會和民盟組織。

  參加抗日救亡

  1928年,沙千里考入上海法科大學,任《青年之友》週刊主編。1934年組建蘇聯之友社,主編《生活知識》月刊。1931年後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1936年參與發起成立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上海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編《救亡週刊》。同年與沈鈞儒等七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史稱“七君子”事件。

  1937年10月,南京、上海失守前夕,沙千里撤退到武漢,武漢失守後又撤退到重慶。在馮玉祥將軍的幫助下,沈鈞儒和沙千里等人乘馮將軍的專車離開南京去漢口。

  沙千里、沈鈞儒一行抵達當時成為國民黨統治區政治中心的武漢後,開始接待從北平、上海、南京等全國各地流亡到漢的愛國青年,把他們組織起來,一部分介紹到八路軍辦事處,以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大部分安排在武漢,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漢口蟻社執行委員

  1938年1月12日的《新華日報》刊登的題為《漢口蟻社成立》的消息:“漢口蟻社籌備會已經成立,包含會員一百數十人,性質與工作均與上海蟻社相似,社址吉慶街青雲裡8號。現在正在進行歌詠團、劇團、時事討論會等等的活動;而且所辦的戰時訓練班已經在本月5號開課,每晚7時至9時為訓練時間,科目有民眾運動、戰時經濟、民眾武裝等。此外,該社已經出版了蟻社壁報兩期,蟻社圖書館也將於一星期內開幕。該社各種工作,極歡迎非社員參加。”中共湖北省委直接領導漢口蟻社,常委是沈鈞儒、沙千里,執行委員是沈鈞儒、沙千里、袁潔偉、何懼等。下設社友部、文化部和總務部。漢口蟻社成立後,辦了《新學識》雜誌。

  關於漢口蟻社開展的救亡活動,漢口《大公報》的名記者子岡在1938年7月29日的報紙上作了這般“特寫”:“在武漢的許多救亡團體之中,蟻社也是比較有成績的一個。是幾百個職業青年利用業餘的時間盡一點救亡任務。這對於他們,比職業更切要、更熱情。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民族沉淪,職業也不會安穩存在的。”“是一個酷熱的晚間,我踏進前花樓德興裡8號蟻社的大門。在灼熱的電燈四周,撲滿著許多飛蛾小蟲,在電燈底下,卻密坐著幾十個螞蟻——聚精會神討論時事的青年,黑板上寫著‘怎樣保衛大武漢’幾個觸目大字。”“螞蟻雖然渺小,但卻最辛勤的合群的。蟻社的朋友們正秉著這種精神,在共同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如果全中國的人民不作害蟲、懶蟲,而作螞蟻,中華民族不會亡!”在文尾處,子岡如是述評道。

  “蟻社在武漢為了支持抗戰,參加抗戰,特別設立了‘戰時工作委員會’,執行一切參戰的工作。這個會的下面分做三組:第一是服務組,他們曾經為64(所)後方醫院設立過傷兵流通圖書館,使受傷的將士得到文化精神的食糧;第二是戰時訓練組,這裡包括對內社友們一切戰爭常識的訓練,社友的自我教育,預備培養出無數的堅強的職業青年幹部;第三是宣傳組,這一組的工作特別顯出它的功績,他們除了參加武漢每次政府所號召的宣傳週以外,他們曾以極熟練的宣傳技術出動到武漢的四郊,他們到(過)諶家磯、黃石港以及有名的石灰窯。”“最近,軍士慰勞袋的徵募,蟻社的社員曾熱誠的捐出1650餘元,這不能說不是蟻社的光榮的成績。”(見1938年8月8日的《新華日報》)漢口蟻社共發展400-500人。1938年8月20日被國民黨漢口衛戍司令部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解散。沙千里起草了對勒令解散蟻社的抗議書,要求政府恢復蟻社組織,抗議書送到報館,但卻遭拒絕沒被髮表。

  組織基金委員會

  沙千里、何懼等人在武漢組織了一個基金委員會。沙千里通過基金委員會,藉助徐雪寒2000元辦新知書店,繼而又用這筆錢辦《大眾報》。以通俗易懂與面向大眾為宗旨的《大眾報》每週出2次,每期出一篇談國內抗日形勢的文章,圖文並茂,廣受好評。

  在漢期間,沙千里全力協助沈鈞儒從事國民參政會(該諮詢機構於1938年7月成立,沒有決策的權力,但擁有聽取報告權、詢問權及提案權。)的工作。沈鈞儒在參政會上提出的不少提案,沙千里曾參與起草。

  在保衛大武漢的戰鬥中,沙千里積極支援前線抗戰。1938年9月17日,他同錢俊瑞、陳北鴻、馮乃超、盛威等一道赴鄂東宋埠、浠水、奠山、羅田一帶,代表文化界慰勞前線戰士。十天時間他們跋山涉水,深入抗日最前線,向戰士敬獻錦旗,帶上藥物為傷病戰士治病,作形勢報告,鼓舞士氣,還送去許多書報,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

  1938年,沙千里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據其自傳,“這年自己在武漢由楊修範和袁清偉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楊修範在撰寫的《紀念沙千里同志》一文中寫道,“沙千里7月底寫了入黨報告,由他轉交湖北省委書記何偉、王翰,再轉給中共長江局董必武,然後批准為中共正式黨員。”

  國民黨在抗戰初期並不願意開放民主,沙千里在武漢發表了系列文章、演說,闡述實行民主開放民眾運動的極端重要性。1938年6月,沙千里著《抗戰與民眾運動》一書在漢由生活書店印行。其中的代表作有:《抗戰與民眾運動》(1938年2月在蟻社戰時知識訓練班的演講),《兩個問題》(《國民週刊》,1937年10月29日),《開展組織生活》(《職業界救亡週刊》,1937年10月10日),《職業團體應如何開展戰時教育》(1937年10月5日)等文稿。文中透出的思想精要是民眾運動乃抗戰的主力與民眾為抗日的源泉。“戰爭現在已堅持了十幾個月,由於國內的大團結,由於國際的同情,更由於敵人日益陷於困難,我們抗戰的前途,是閃爍著燦爛的光彩,我們應把握著這有利於我們的因素,更積極地開展民眾運動,使全國民眾一個不漏的滲透到這偉大的戰爭中去,我們民族解放的大業,是一定可以完成的。”沙千里自信滿滿地疾呼。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前沙千里與救國會的部分領導人,從武漢撤退到了重慶。(鄧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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