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財經觀察》每週末帶您聆聽名家解讀中外金融的發展興替和制度演變，在史海鉤沉之中領略大金融的魅力！作為“民間自組織的集聯絡鄉誼、服務科舉、祭祀鄉賢，甚至客死善後功能於一體的提供集會、餐飲和住宿服務的半公共活動場所”，明清會館在設立、組織和營運中有如今十分時髦的互聯網金融概念——“眾籌”的影子。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鄭志剛講述了明清會館設立、組織和營運的一些基本特徵和為今天的眾籌營運模式帶來的有益啟示。
本文原載於《經濟學家茶座》2020年第1期。
會館是明清時期民間自發組織的集聯絡鄉誼、服務科舉、祭祀鄉賢，甚至客死善後功能於一體的提供集會、餐飲和住宿等服務的半公共活動場所。它既不同於古代郡邸、講奏院、朝集院等類似於現代地方政府駐京辦事處的古代官設機構，也不同於古代逆旅等向全體公眾開放的商業性質的旅館和客店，而是由來自同籍的鄉黨依據自願原則捐資合夥設立，主要嚮應試或經商的同鄉開放，併為旅外的同鄉歲時祭祀聚會提供場所。 會館最早出現在明朝永樂年間，在清乾隆嘉慶年間進入發展的鼎盛時期，“各省州府鄉人在各地爭相建館”。到清光緒年間，僅在京建成的各地會館數量達500多個。
對於會館在明清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往研究存在兩種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明清會館是中國社會地方鄉紳自治傳統在各地的延伸，有助於道德教化和秩序維護，與傳統儒家文化的理想和實踐相契合。例如，福建汀州會館在館約中有“惟禮讓之相先，惟患難之相恤，惟過失之相規，惟尊君愛國之相砥礪”等語。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會館的興建為原籍鄉紳、在京官員和工商巨賈的政治勾兌提供了溫床，出現了地域性的幫派集團，成為近代臭名昭著的鄉黨政治的古代淵藪。例如，在明朝宣德年間，民間流傳著“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說法。宣德年間共錄取進士2081名，其中江西一省就有559名，這被認為是當時執掌朝中重權的江西籍內閣大學士楊士奇“私其同鄉所致”。而同期江西在京會館的無論數量還是規模位居各省前列。
拋開明清會館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有爭議的角色，本文特別關注的是，作為“民間自組織的集聯絡鄉誼、服務科舉、祭祀鄉賢，甚至客死善後功能於一體的提供集會、餐飲和住宿服務的半公共活動場所”，
明清會館是如何設立、組織和營運的。讓我感到十分驚奇的是，明清會館在設立、組織和營運中有如今十分時髦的互聯網金融概念——“眾籌”的影子。 明清會館的設立、組織和營運的背後有“眾籌”的影子
提起“眾籌”，人們很自然地與藉助互聯網技術實現的資金供需雙方的直接資金融通等互聯網金融實現形式聯繫在一起。出於對某項產品或服務的興趣，眾籌項目的投資者從最初體驗者，轉為積極的投資者，進而成為穩定的需求者。“點名時間”和“我們一起喝咖啡”等採用的就是標準互聯網金融概念下的眾籌營運模式。
對照明清時期會館的設立、組織和營運，我們從中可以觀察到濃郁的現代互聯網金融概念下的“合夥眾籌”的痕跡。在記錄會館修葺歷史的碑刻中，研究者經常會看到很多類似於“經我先賢熱心資助，慷慨樂輸”（《玉行規約》）等表述。這表明，會館設立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同鄉賢達的捐贈，而非股東投資。同樣重要的是，會館設立修繕是以所在地域同鄉會為基礎形成的全體同鄉大會共同決定的，而並非按照出資額大小進行股權表決。所謂“召集全體大會，共同議決，興工翻修”。我們看到，上述兩個特徵使明清會館從設立到組織和營運都具有十分濃郁的“眾籌”，而不是“現代股份公司”的色彩。
從眾籌這種互聯網金融實現形式衍生出來的是目前在投資領域十分流行的“眾籌”投資理念。例如，由全國工商聯發起，董文標、盧志強和史玉柱等一干商界大佬深度參與的中國首家“中字頭”民營投資公司——
中民投即採用眾籌理念募集資金，形成由59家行業領先企業聯合設立的所謂“超級眾籌”。按照董文標先生在中民投成立之初的設想，“中國100家大型民營公司，每家民營企業出1個億，就是100個億”。然而，2019年2月13日，中民投在債務兌付危機下雷暴，引發了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關注。而在此前的2018年10月29日，清華大學總裁班34名學員通過微信群成員眾籌開了一家餐廳，該餐廳後因經營不善申請破產。面對數見不鮮的現代眾籌失敗案例，讓我們感到頗感驚奇的是，同樣以眾籌理念設立、組織和營運的明清會館卻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併成就了一時的輝煌。
明清會館的經驗有值得今天的“眾籌”借鑑的地方
在討論眾籌下的明清會館為現代眾籌營運模式帶給哪些啟發之前，讓我們首先簡單瞭解一下明清會館設立、組織和營運的一些基本特徵。
其一，在文化傳承上，會館以“敦親睦之誼，敘桑梓之樂”為主旨，成為客居異鄉的官宦、試子和遊商尋求思鄉情懷抒發和慰藉的聚集地。例如，在福州會館，“承平時，京曹鄉貫，或同舉進士舉人者，每歲首，必衣冠會飲，謂之團拜”。會館的存在由此成為中國傳統社會鄉紳自治傳統的延續。官僚倡導和資助創設使會館成為地方經濟文化實力的象徵。這體現在，會館的規模，“大都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
從“敦親睦之誼，敘桑梓之樂”的主旨出發，明清會館開放對象往往以同鄉為限，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排他性。例如泉郡會館明文告示，“本會館為泉屬各縣旅平同鄉公共之處所，凡非泉屬各縣同鄉不得住館”。而地域色彩濃郁的明清會館一方面成為對“流寓人員”實行有效管理的理想社會組織，客觀上發揮著政府與客居群體之間的中介管理調控組織功能，以至於，“奈人雜五方，莫相統攝，欲使之萃渙合離，非立會館不為功”。另一方面，則藉助會館的社會連接功能，會館加強了與皇權制衡的紳權的影響力和抗爭性，成為鄉黨政治的社會源頭。
其二，在宗教情節上，會館的設立和營運不僅迎合了客居試子和商人的祭祀家鄉先賢和特定宗教信仰的需求，而且相關宗教信仰成為會館成員行為的一項精神約束。會館往往首先祭祀的是“吾郡城隍之神”，“春秋享祀，以主其福”。例如，山西會館非常崇祀關公（三國關羽），不僅是因為關公為山西同鄉，而且關公重義輕利，成為“以管鮑之風經陶朱之事業”的晉商的典範。而主要功能為服務科舉的試館，祭祀的主神則是保佑各省舉子金榜題名的文昌帝君。各類行業會館則供奉的是庇護行業興旺發達的行業之神。例如，福建延邵紙商會館，“每歲由閩航海，荷神庇，得順抵天津”，因此，“合建會館，已祀天后（媽祖）”，“商人每於歲之冬十月，售紙入都，敬享（天）後。因會飲於一堂，既答神䔃，而鄉誼亦可敦焉”。而為了迎合鄉黨不同的信仰需求，在一些會館中更是同時設立各路神仙的塑像和牌位，便於鄉黨各取所需，求同存異。除了通過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礎聚攏鄉黨，在會館文化建設中引入宗教禮儀和特定風俗同時成為會館成員行為的一項潛在精神約束。例如，一些會館規定，有不照向章入捐者，屆期館中祭祀，“不得到館拈香”。這就如同一個宦遊的子弟由於擔心一旦做了對不起列祖列宗的事無法落葉歸根，進入祠堂，因而在行事做官上無不嚴守祖訓恪盡職守一樣。
其三，在資金籌措上，會館依據自願原則，以鄉黨捐贈為主，輔以“喜金”和“房租”收入。在福建龍巖會館的館約中，明確寫明，“凡有慷慨樂捐者，毋分爵秩，自一兩以上，悉登記簿籍”。喜金收入則是那些金榜題名的舉子和補授官位的候補官員以及其他捐請誥封、除授官職等的同鄉為了感謝會館在其困頓艱難期間提供幫助的酬獻金。喜金通常隨品級不同，自行“填捐”。但也有一些會館會對喜金“捐贈”下限做建議性規定。此外，會館的穩定收入還包括出租給同鄉候補官員和試子會館房屋所收取的租金。為了保證試子獲得優先居住，一些會館建立了“京官讓試子”的“住館之例”，很好體現了會館設計“服務科舉”的初衷。其四，在會館管理上，主持會館的多為地位顯赫的京官或紳士，他們不僅在政治上有號召力，而且在經濟上也有一定的實力。作為“掌管簿籍，收支銀兩，經理祭祀，並料理館中一切器皿”的館主，在很多會館，“通常由京官出任，如一時未有京官，以候補候選者代之”。這些通常沒有報酬，或只有微薄的車馬費的館主，往往實行輪值制，任期一年到三年，不等。因而館主有時又被稱為“值年”，或“值年館主”。一些會館除設館主或值年一人總管會館的簿籍銀兩和處理會館的重大事務外，還設置幹事、庶務、會計等職位若干名，協助館主管理會館。例如，“董理庶務會計者，每年於二月內，將先年收入租金及支出費用，開具清冊，請眾核算”。即“將清冊另抄一單粘於館內，備使眾周知有無存積，以示大眾”。我們看到，這是會館實踐中形成的傳統信息披露制度，構成明清票號十分重要和基本的內控制度。 其五，會館的公益性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明清時期，為數不少的會館把收入的餘資作為應試卷資，“遇文武會試鄉試，諸君子試卷筆墨之費，可取資於是，聊為斯文潤色”。有的會館還資助考生盤纏，對於家庭貧困和落地舉子予以特別關照，再次凸顯了會館最初作為試館，服務科舉的初衷。會館的公益性還體現在一些附屬會館的戲樓成為普通市民觀賞戲劇的公共劇場。例如，清朝時期的湖廣會館、安徽會館、陽平會館和正乙祠等會館附設的戲樓蜚聲京城，成為當時享譽全國的戲樓。各會館戲樓以演唱豫劇、黃梅戲、崑曲等地方戲曲為主，一方面豐富了當時京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則有助於地方戲劇文化的傳承和保守。這些會館附設戲樓的一個間接成果是最終促成了清朝乾隆末年四大徽班進京和“京劇”的誕生。那麼，明清時期同樣在“眾籌理念”下組成的會館的設立、組織和營運可以為今天的眾籌營運模式帶來哪些有益的啟示呢？第一，不排斥盈利，但高於盈利的眾籌設立宗旨和目的。明清會館沒有淪為當時一般的逆旅、客店，而是在明清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恰恰與其服務科舉，聯絡鄉誼的初衷聯繫在一起。看似不以盈利為目的，但會館在明清時期實現了持續穩健的經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今天很對企業渴望的“基業長青”。今天我們似乎很少有人瞭解明清時期一些著名客店的招牌，但是有名的明清會館即使作為遺蹟在全國主要城市存在今天依然不在少數。 第二，通過建立透明公正的管理和嚴格信息披露制度取信於鄉黨。我們注意到，在那些聲名卓著的會館中，不僅對會計簿籍日常管理嚴格進行信息披露，所謂“將清冊另抄一單粘於館內，備使眾周知有無存積，以示大眾”；另一方面，對於從設立到中間修葺鄉黨的捐贈款項，會館必嚴格記錄在案，立碑紀念。現在看來，在古代信息不發達的社會條件下，記錄和保存真實事件的碑刻扮演著歷史見證者的獨特角色。比普通人生命更長的石質碑刻會使每個捐贈者相信，未來會有人記住一個叫做“XXX”的捐贈者的名字。碑刻的記錄因而不僅是寫給當下人看的，它更是寫給後人和歷史看的。第三，利用位尊聲顯者的聲譽約束館主的自利行為，並使其在必要時承擔會館經營風險。從明清會館的館主產生的人選中，我們看到，館主或者來自地位顯赫的京官、候補官員，或者來自德高望重的紳士。對於這些人，為家鄉謀福利，造福鄉里的動機和意願比從會館經營中徇私舞弊獲得蠅頭小利的動機大得多。更加重要的是，其汙穢不潔的名聲不僅會在會館所在區域的同鄉間流傳，甚至會通過流動性頗高的會館輾轉傳回原籍，使其面臨“無顏再見江東父老”的風險。因而，看起來甚至“沒有報酬”的明清會館的館主，在 “聲譽”的約束和激勵下，其行為比高額薪酬激勵下的客店的“掌櫃的”似乎更加盡職，更加勤勉。而館主的輪值一方面是為了使更多聲高名望的京官和紳士參與其中，使會館變成“大家共同的事業”，另一方面則客觀上避免了某一館主長期把持會館可能形成的現代公司治理實踐中所謂的“內部控制人”現象。官員或紳士出身的館主所具有的高於普通鄉黨的經營風險的承擔能力則來自這些人往往“在經濟上也有一定的實力”。第四，宗教的精神約束成為在世俗聲譽約束的基礎上對館主及其他經營者行為的另一層約束。在明清時期人們普遍尋求內心平衡的宗教盛行的時代，宗教的來世懲罰有時比世俗的現世肉體懲罰有時更加可怕。今天的很多人們顯然很難理解，為什麼屆期館中祭祀，“不得到館拈香”這一今天看似十分荒誕的規定，但當時對於一些同鄉卻會成為可置信懲罰，並被列入相關的館約中。第五，通過社會責任的履行建立友好的外部環境。 會館對於家庭貧困和落地舉子予以特殊關照一定程度上賦予會館公益性色彩，使其贏得了社會的普遍讚譽和尊重，也為會館的順利營運營造了平穩友好的外部環境。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眾籌下的明清會館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眾多因素的複合下使其成功具有了某種歷史必然性。而對照我們今天舉辦的一些眾籌項目，我們又做到了其中的幾條呢？
鄭志剛，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擔任《經濟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經濟》、《管理世界》等學術期刊匿名審稿人，兼任深圳股票交易所《證券市場導報》特約編委，中國建設銀行等博士後合作導師。2013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研究領域包括公司治理、經理人薪酬、法與金融、公司財務等。出版《投資者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公司治理機制的整合》（2007）、《中國公司治理的理論與證據》（2016）、《從萬科到阿里：分散股權時代的公司治理》（2017）等著作。
來源 《經濟學家茶座》
監製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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